自由的環境一去不返，就連如今我們成功追蹤的個案中，將近一半的人在一年之中換了通訊軟體帳號或電話號碼。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他們先後成為一個又一個「Deleted Account（遭刪除帳號）」，畫面上，一顆顆圓形大頭貼，變成了灰灰的鬼。曾有受訪者報完平安，就從網路上消失，剛打好的訊息再也傳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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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下的香港人】採訪後記：滅不了的「口」
一年才過去，本專題就有1/3追蹤報導無法完成。其中一名受訪者猶豫再三，雖接受通信採訪，卻在完稿之際表達時機敏感，要求我們不要刊登。另一人在考慮幾週後，也發來拒絕信，短短一句話寫了4個非常：「非常抱歉，現在狀況非常非常糟，要非常小心。」一名去年的受訪者婉拒：「希望可以在自由的環境再談。
除了失聯與部分因《國安法》而婉拒受訪的個案，我們追蹤到的港人大致有類似行為模式的轉變：在家不談政治（或刻意降低談政治的頻率）、在外自我審查。對照去年我們在香港進行訪談，時值抗爭高峰，採訪地點雖隱蔽，受訪者多能直接傳達當下複雜的心緒，包括運動裡的激情、愧悔與希望；時隔一年再度對話，電話裡傳來的聲音大多平穩，言談並不畏縮，但態度趨近於麻木。事實上，空間上的遙遠，加以無人知曉《國安法》的「紅線」邊界，導致採訪和受訪雙方皆不自覺反覆自我審查，很多時候，我幾乎難以辨別受訪者的情緒。
變態已經成為新常態。就連身為境外媒體的記者、今年並未赴港，僅僅是在台灣撥電話採訪，我亦數度「檢查」採訪內容與細節，「這句能不能寫？」成為不斷與受訪者來回確認的關鍵問句。很多時候，即使對方的答案與去年受訪時相差無幾，還是傾向回答：「這句不要寫吧…」。有受訪者好意提醒，為了安全起見，寫作、受訪時盡量別用「中共」，改用「北京」「北方」或「中央」等字眼；也有香港媒體人說，不怕，「中共就是中共。」
和一名香港記者分享上述經驗，同業說，近日做人物專訪，受訪者並非政界人士，採訪過程中，兩人很自然提到香港大環境的改變，記者正要追問，卻停了下來。為什麼？「我不敢再問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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