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地獄全文】在自成一格的絕望世界 「不是今天死就是關到死」

文|呂苡榕    攝影|攝影組    插畫|米承鶴
2006年新修《刑法》上路,輕罪輕罰、重罪重罰,讓監所裡的受刑人越關越老,越關越長。

2019年5月,監察委員王幼玲等人造訪綠島監獄,發現綠島監獄長期以單獨監禁等方式處罰受刑人,曾有受刑人長達十四年關在獨居房裡。為了抗議獄方,發生過受刑人吞電池、吞藥自殺事件,光是2017至2019年,綠島監獄便發生六起自戕案,9月11日監察院以涉及違反酷刑公約,糾正了綠島監獄和矯正署。

綠島監獄狀況並非個案。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爆發六名受刑人挾持典獄長,企圖逃獄的事件,亦與監獄管理情況相關。

監獄是矯正場所,罪犯的社會復歸中繼站,究竟為何,監所成了絕望終點站?立法院這會期,將針對《監獄行刑法》立法73年來最大規模修法。鏡週刊為此推出系列報導,邀請讀者一同關心。

「跳窗可以結束一切,也許會有一時的疼痛,然後是永遠永遠永遠的長眠。」————《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先上膛,關保險!」2015年2月11日約莫4、5時,高雄大寮監獄外員警重兵守備,不敢輕率。因為高牆之內,爆發台灣首宗監獄幹部被狹持的越獄事件:六名受刑人假借就診名義,手持利剪一路挾持監所管理員、主任等人,搶走鑰匙、突破防線,挺進槍械室與彈藥室後奪取6把長槍、4把短槍,隨後再轉入車檢站,預備越獄。

只是當6人通過車檢站步上聯外道路,發現手中武器難敵監所外包圍的警方火力。越獄不成,只得退避車檢站,而此時他們手中,還有典獄長陳世志及戒護科長王世倉。員警與六名受刑人展開對峙,希望將囚犯逼回監獄,直至傍晚,卻還不分勝負。

「我也懂啦,黑社會怎麼會聽警察的,他們說破嘴也勸不動。」為了勸阻越獄的6名受刑人,高雄市警方致電曾二度遭判刑出入監獄的前高雄市議員李榮宗,因為6名劫獄受刑人中的鄭立德,是他從小相熟的朋友。

既是警局熟人請託,又是自己朋友涉事,李榮宗一口答應,動身前往監所。但他心裡多少忐忑,畢竟自己只認識6名劫獄者中的一個,其他5名受刑人全然陌生,「萬一他們情緒激動起來,把我打死⋯⋯,我活這把年紀是不怕了,但我2個月後要嫁女兒啊。」頂上略顯灰白的李榮宗撓了撓頭。

「警察跟我說:『不然你穿防彈衣進去』。」李榮宗一聽心裡暗罵,等下6個人看他穿防彈衣心情更激動,不是反身陷危機?而且對方如果開槍打頭,防彈衣又有何用?他一咬牙,沒穿防彈衣便入內,獨自面對6名刑期短為25年、長至無期的囚犯鄭立德、黃子晏、靳竹生、秦義明、魏良穎與黃顯勝。

進門後,李榮宗首先看見一臉絕望的鄭立德;旁邊手握槍桿來回踱步的秦明義,因瞥見外頭有狙擊手對準車檢站內,忍不住發火,「我只能勸他說那個(狙擊手)只是做個樣子,要他不要激動。」

 

絕望催生的亡命囚徒

話語甫落,突聽遭判無期徒刑的靳竹生大吼「我要喝酒,我明天就要死了,我現在要喝酒!」讓坐在一旁的李榮宗唬了一跳。他趕忙連聲安撫:「老大、老大你不要這樣想。」只是李榮宗與6名受刑人皆心裡有數,眼下,已是沒有明天。

劫獄不成,死路一條,但6人有話要說。被叮囑去勸降的李榮宗,晚間九點多帶著由鄭立德手寫、要求透過媒體刊登的訴求走出監獄,交由矯正署長吳憲璋以電話和6名受刑人溝通。晚間11點,警方對外公布受刑人聲明,內容包括保外就醫規定不合理、工廠作業金過少,以及「三振法案」讓受刑人絕望。

「我後來進去跟他們說,訴求已經傳達出去了,可以了,就棄械投降吧。」但李榮宗回憶,鄭立德只是望著他說:「老大,沒辦法了⋯⋯。」

李榮宗聽了,心下淒涼。他和鄭立德相識許久,知道他兒子年紀尚小,老婆孩子家人俱在,本來還有出獄的盼頭,如今搞出劫獄,縱然獄方強調不會追究,一夥人心裡明白,投降後恐怕就是關進獨居房直到刑滿為止。

「而且你把人帶出來(逃獄)又縮回去,以後也沒臉活了。說實在的,他們不是今天死,就是關到死,關到死肯定很難過,不如今天死瀟灑一點。」李榮宗歎。

外頭六位受刑人家屬不斷溫情喊話,鄭立德聽得哭喊,一陣心煩,大吼:「叫他們回去,不要再喊了!」一旁秦義明附和似地對空開了一槍,讓咫尺邊的李榮宗一陣驚嚇。靳竹生則是咆哮,「再不送酒進來,8個一起死。」

原本擔心受刑人喝酒後大開殺戒,堅持不願送酒進去的矯正署,一聽到「8個一起死」,臉色陡變。「有幾個長官才上任沒多久,人質萬一死了,他們烏紗帽也沒了。」最後警方商議,決議由一名人質送酒,「酒送進去沒多久,大概凌晨3點多,就傳來第一聲槍響,之後又有幾聲,然後就沒了。」

同一天,監獄裡其他受刑人也豎耳聆聽新聞轉播。大寮六名受刑人訴求一出,不少人心裡跟著附和。「現在『三振法案』讓假釋變得很嚴,長刑期的關在裡面,30歲進去,出來都60歲,你說他出來還能找工作嗎?人生都沒了,想一想就會很絕望啦。」那天看著新聞,同在監所服刑的阿偉(化名)歎一口氣。

受刑人口中的「三振法案」指的是《刑法》77條第2項: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累犯,於假釋期間,5年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徒刑之罪者,被排除適用假釋。用棒球術語來說,累犯假釋期間又再犯,便得三振出局,不能再聲請假釋。

假釋規範緊縮,源於2004年台中發生綁匪拒捕殺警的重大公安事件,彼時假釋出獄的施安明和友人共同綁架酒店業者,施安明在台中中港路上遭警方圍捕,雙方駁火100多槍,施安明遭擊斃,警方也一死一重傷(後傷重不治死亡)。此前《刑法》修正草案擺放多年毫無進展,這起重大事件讓外界加嚴假釋規範的聲浪高漲,隔年《刑法》修正草案在立院通過三讀,06年7月正式上路,「三振」的概念也在這波修法中納入。

2006年新修《刑法》上路,輕罪輕罰、重罪重罰,讓監所裡的受刑人越關越老,越關越長。

那年修法除了放入「三振」概念,還修改了無期徒刑可聲請假釋的年限——從原本執行十五至二十年便可聲請,延長至執行二十五年才可聲請。當年標榜「輕罪輕判、重罪重罰」的修法立場,結果卻導致監所內受刑人越關越老、越關越長,絕望感越積越深沉。

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反諷:「這是政府的德政啊!」他直言,長期以來,監所只用最低限度的人力和資源維持受刑人「不死、不逃」,導致監所和矯正署都不知如何對待這群「沒有明天的受刑人」,監所用時間和隔離把囚犯驅逐,要他們日日在百無聊賴中度過,王先生低目斂眉:「大寮的案例只怕還會再發生。」

假釋規定充滿各種潛規則,監所裡的受刑人為求自由,只能各出奇招。

「2014年台北監獄有個50幾歲的受刑人,趁著在工廠時拿剪刀往心臟刺3刀。」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描述著。事後發現,該名50多歲的受刑人刑期長達39年,且不得聲請假釋,處境與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中劫獄的6名受刑人相當。

監所裡,絕望是個比較級,濃縮在最極端的案例中迸裂。出不去的受刑人劫獄、自殘,反映出監所內最無望的一群人的狀態;對多數還出得去的受刑人而言,有盼頭便還能吞下苦頭,但監所內充斥人治色彩濃厚的遊戲規則,一再加重了無望與不確定性,讓人瘋狂,更提高監所管理的風險。

「自由」是唯一的懸念,假釋准否,因此牽動著受刑人的絕望感。目前法規明定,假釋得透過「累進處遇」制度,以分數檢視受刑人狀況。甫入監的受刑人是第四級,若無違規,約每三個月,就可以加0.1分,分數到了就可晉級。第二級受刑人可以聲請假釋,第一級則由監所主動提報假釋。

規定看似嚴謹,實則紊亂。才剛假釋出獄的阿力(化名)埋怨:「分數到了卻不能假釋的也很多啊。靠關係去喬的才出得去啦。」

受刑人感覺假釋規範標準不一,其來有自。未有「假釋案件審核參考基準」前,假釋准否的依據,「是主管一件一件喊價,告訴教誨師:吸毒的,刑期坐滿六成就讓他走;性侵的,萬一出去再犯會害我們上新聞,所以得刑期坐滿九成才能給他假釋。」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王先生解釋道。

 

沒有規則的假釋遊戲

教誨師的工作之一,便是按月替受刑人提報假釋,因此假釋裡的潛規則,王先生尤其熟悉,「教誨師大多會拿捏著主管的意思,來判斷給不給受刑人假釋。但不同監所的主管各有心證,導致同樣刑期罪責的受刑人,在不同監所面臨不同待遇。」

即便有了參考基準後,教誨師各自心裡的那把尺仍在,頂多以「家人是否常常來探望?」、「家庭支持度高低?」、「是否累犯?」作為搭配判準。但監所人力太過懸殊,一位教誨師往往要面對三百名受刑人,每個月又約有一成的人得提報假釋,如此大的工作量讓教誨師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受刑人的狀況。

「雖然有外部委員組成的『假釋審查委員會』,但委員對受刑人狀況更陌生,大多是看教誨師準備的資料來判斷。」王先生說,委員會淪為書面審查,實際上教誨師認定可通過假釋的受刑人,委員會八成都會接受,教誨師的意志幾乎主導了假釋准否。

不僅如此,駁回假釋的理由也千奇百怪,像是「家人不常探視」也會成為駁回的依據。民間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經手不少申訴案,有些申訴的內容,的確有民間團體介入協助的空間,她舉例若是駁回理由載明「未與受害人達成和解」。「如果是法院已經判賠的,本就沒有『和解』的問題。這種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而有時假釋駁回,則是報復。曾有黑道老大早已符合假釋條件,屢屢聲請卻是次次遭駁回。監所管理員私下透露,這是因為黑道老大當年曾經逃脫成功,讓一干高官升遷無望。「現落在他們手裡,當然不能讓他好過。」

曾有黑道老大屢屢聲請假釋卻次次遭駁回。監所內傳說,當年老大逃獄成功,讓一干高官升遷無望,現在當然不能輕易讓他走。

相較一般人活得心驚肉跳,有錢有權者,在監所照樣能使鬼推磨。如2014年底台北監獄爆發東森集團前總裁王令麟涉嫌行賄典獄長等人,就暴露出政商關係良好的受刑人,仍能在監所運作其影響力。在中部監所工作的阿德(化名)也曾目睹做了1、20年調查員(職級在教誨師之上),面談新收的受刑人時總會細細盤問身家,若是身家背景略有權勢者,調查員便會對他們好些。

王先生笑說,每個月「假釋審查委員會」前,監所內部會先有一場會前會,討論當月可通過假釋聲請的受刑人,「有時主管會暗示,『那個某某也放進去』,大家就知道了。」

至於沒有背景的一般人,只好靠監所內小道耳語爭取機遇,「像我們那邊很多人會受洗。」阿偉邊說邊竊笑,監所裡流傳某個基督教背景的教誨志工也是審查委員之一,受刑人為了搏他青睞,紛紛跑去找他受洗,盼能因此在審查會裡被打上一個勾。

遊戲規則紊亂,「這不是在玩我們嗎?」坐過三次牢的黑金城沒好氣地說。一名在監所任職逾十年的管理員也直指,假釋的功能在於提供誘因,使受刑人配合管理與教誨,若每個受刑人進監時便能推算何時得以假釋,一方面能讓他藉此約束自己行為,二方面可以安排假釋後的社會復歸期程。但把假釋作為「恩給」的概念仍深植在矯正機關腦子裡,而未制度化並加強其功能,反而導致受刑人心情浮動,更增添管理上的風險。

2017年至今,監寺共發生14起自戕案件,受刑人自殘自殺不斷,也讓監察院介入調查。

假釋判准莫衷一是,受刑人自是百爪撓心。為了安撫受刑人,有些監所會有社工師入監安撫。但根據矯正署統計,2018年9月,全台監所社工師只有38名、臨床心理師僅43名。

直到今年才撥下2億400萬的預算,預備在3年內陸續增加299名社工和臨床心理師。而有些地方甚至長年沒有社工師,今年終於增聘,監所管理員私下透露:「監所今年第一次有社工師,以前都沒有,所以主管都不知道要交辦他做什麼。」

「哭一哭是有什麼用!」

心理衛生人力長期不足,個別監所能提供多少情緒或者醫療服務,也就端看各自的資源多寡而定。有限人力讓監所受刑人心理衛生狀況頻傳。2017年至今共發生14件自戕事故,比如今年1月台北看守所、3月綠島監獄都有受刑人自殺事件傳出,「綠島那個,監委還要去查,可能會追究到典獄長。所以矯正署最近特別著重自殺防治,丟出關懷自殺高風險的計畫給各監所執行。」在監所擔任管理員五年的小新(化名)說。

不過雖號稱自殺防治,但實際上只是問卷調查,篩選出自殺高峰選後就列冊追蹤,鮮有後續資源挹注。

在監所擔任社工的小梓(化名)進一步補充,就算監所幸運配置了社工師,社工師在自殺防治上能發揮的也很有限。「想跟受刑人深談,連會談室都沒有,得站在走廊上。有時談得久了,還有主管會質疑你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人身上,績效很低。」

此外,社工師還要分神協助行政作業、監所懇親,加上配置少,無法服務所有受刑人,遑論不少監所主管甚至根本不重視社工、心理專業。曾有心理師正與性侵、家暴相關案件受刑人談話,對方淚流滿面,正要深入核心,門卻無預警被副典獄長撞開,一雙眼輪流瞪著心理師和受刑人,丟下一句「哭一哭是有什麼用!」便揚長而去,遺下心理師和受刑人回不過神。

沒時間和受刑人多談,小梓也曾嘗試轉介高自殺風險受刑人到監所的精神科門診,看看能否提供受刑人其他醫療資源,「但量太大,醫生消化不來,叫我別再轉了。」

不只高自殺風險受刑人,許多急性精神症狀發作的受刑人,同樣無法獲得適當治療,甚或因為發病時大吵大鬧而觸犯監所規定,遭記違規、關進獨居房,「曾有一位受刑人突然發作,一堆人壓住他,社工本來說想跟他聊聊,安撫對方情緒,但管理員卻要社工別靠近,先讓他靜下來再說。」後來小新才知道,管理員口中的「靜下來」,就是要求精神科門診的醫生開高劑量鎮定劑,「重到受刑人每天昏沉、只能躺在地上。而且這個藥竟讓他服用長達一個月!」

多數受刑人害怕違規扣分影響假釋,再多委屈也會強忍壓抑,「但精神症狀發作的受刑人已經不會管這些了。」小梓看過因精神狀況不良而被監禁在獨居房的受刑人,反而加重病情,如撕下牆上泡棉吞進肚,或死命抓著門板不讓管理員關門,門板夾的雙手紅腫,「最後搞到因為吞下異物緊急送醫。」

2018年8月的資料顯示,監所內患有精神障礙的受刑人約有2842人,但全台僅有桃園和台中有精神專監,床位共216張。曾有監所主管和擔任監所管理員20年的林文蔚聊天時談起,監所應該設置「抓狂房」,讓有需要的受刑人進去吼叫打砸一番,「不然平常大吵會被記違規,壓抑久了心理狀態都不好啦,合法的發洩一下,監所內出事機率也會比較小。」

未來的隱憂:高齡加疾病

心理衛生資源不足,只是監所裡醫療短缺的冰山一角,更頻繁易見的,是生理病痛的求助無門。

2013年監獄受刑人納入二代健保後,監所透過與醫院簽約,每日固定有不同門診醫生到監所會診。不過各監所的門診次數不一,且一樣難以消化龐大的受刑人就醫需求。尤其牙科門診,一等就是一個月,「加上監所本身環境條件、受刑人身體狀況都不好,一個牙痛搞到蜂窩性組織炎是常有的事。」曾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擔任護理師的黃琳媛說。

看牙苦等,對應現階段監所面臨的老齡化,成了新一輪挑戰。根據矯正署統計,目前受刑人年齡已從2008年的35歲左右,提升至平均年齡44歲;2018年時,50歲以上受刑人比例更來到28.3%。黃琳媛以作噁的口吻透露,許多牙齒不好的高齡受刑人因為無法吞嚥,監所只好將各種飯菜用果汁機打成液態讓受刑人喝下。

近年受刑人各年齡層佔比變化。

且監所內高鹽、高糖的飲食,讓高血壓、血糖、血脂的受刑人難以做到控制飲食,加劇高齡慢性病症狀。「不說別的,年紀大的人胃與食道之間的括約肌——賁門鬆弛,吃飽馬上躺下容易胃食道逆流。可是受刑人規定吃完飯馬上午休,這樣要怎麼好?」不少人反覆因胃食道逆流住院卻無解,黃琳媛無奈地笑:「很多人喜歡說受刑人憑什麼用健保資源,但監所讓人反覆生病,這才叫濫用健保資源吧。」

「我們現在最怕洗腎的,」談到高齡化,林文蔚也是一臉擔憂,洗腎一周需進行3次,一次4小時起跳,且洗腎患者容易有併發症和感染,一遇感冒,轉成肺炎的風險極高,一連串如滾雪球般出現的病痛,對監所絕對是大考驗。

遇上流感季節,監所為避免感染,一有受刑人出現感冒症狀,全部隔離在一處,最後全部交叉感染得了流感。一名教誨師私下透露,每年因流感而病危的受刑人所在多有,「家屬也會很氣,為什麼只是感冒,最後人卻死掉了?」

不僅如此,許多檢查根本無法在監所進行,門診醫生多半只會開止痛藥;或者監所自創「民俗療法」治病,像要求受刑人全裸曬太陽,以治療疥瘡。即便醫療人員已提醒此舉無效,還是行之有年。

監所環境差又容易交叉感染,流感季節便曾出現受刑人反覆生病最後死亡的案子。

 

醫療與戒護的兩難

醫療資源匱乏,加深了受刑人的絕望感,即便監所增加醫療儀器,像是血氧機等,對過度換氣、暈眩等症狀也會進行紀錄,但醫療資源仍是不足。曾因結石痛到趴在地上無法起身的小強回憶:「我說要戒護外醫,監所只是安撫我,不讓我去。後來是我一直鬧,說再不讓我去就要一頭撞死。他們怕有人死在監所,才趕緊讓我走。」

剛假釋出獄的阿力(化名)也曾因不舒服向管理員請求就醫,「他叫我先量體溫、血壓,量完結果正常,他就說我沒事,要我吃止痛藥撐一下。」阿力啞然失笑,「體溫、血壓正常就代表人沒事嗎!」

目前全台監所雖有89個專職醫生缺額,但矯正署副署長周輝煌坦言,多數醫生不願進監所工作,雖有缺額也只聘雇到二名醫生。現場缺乏專業醫療人員,能否外醫的判準只得交給沒有醫療背景的監所人員,而管理員除了依據「收容人戒護外醫流程」,沒有其他工具能判斷該不該緊急外醫。

「但很奇怪啊,裡面寫說發燒要到39度才能送,那38.8度要不要給他送(外醫)?有些人發燒就是不會燒到這麼高,你能說他不嚴重?但是管理員又不能違背規定。」對於管理員得背負這樣的責任,黃琳媛忍不住為他們叫屈。

世界各先進國家、地區矯正機關收容戒護人力比。

囚徒同時兼具「受刑人」與「病人」兩種身份,但二者互斥,形成監所內的無奈;且囚犯外醫需要戒護,然而監所戒護人力長期不足,相較日本約1比5、香港1比2、新加坡1比6,台灣的戒護比高達1比10。

戒護外醫一次要2到3個人力跟著,小新無奈表示,每個勤務點都得有人戒護,頻繁外醫,會導致人力不得休假才能撐起執勤和外醫需求。戒護和醫療間的矛盾,讓受刑人就醫時機難免拖延,死亡風險也跟著攀升。

2017年矯正署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1到10月間,送醫途中死亡的受刑人有18名、戒護住院期間死亡則高達89人,這個數字還不包含保外就醫後死亡的人數。

2012-2015 年10 月,受刑人在監死亡狀況。

受刑人醫療人權和管理員勞動保障,因著內在醫療資源不足,外在人力配置過低雙重夾擊,成了對立的兩難。中部一監所便曾傳出衛生科長遇上受刑人申請外醫,幾乎都核准通過,最後監所管理員擠壓不出更多戒護人力,上書典獄長要求換掉衛生科長才平息。縱然民間團體多年倡議增加監所內的醫療人力,「但法務部的回應就是『沒錢』。」黃琳媛無奈地說。

保外就醫規定混亂,曾有受刑人已成植物人還無法保外,只能一直躺在病舍裡。

監獄醫療資源不足,而《監獄行刑法》58條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院。」為監所醫療另闢一道選項。

「但『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是一道模糊的界線。」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質疑,像「肝硬化」在監所只會持續惡化,這構不構成「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但監所害怕受刑人出去以後出事,矯正機關將成眾矢之的,所以常常就是拖到快死了才同意保外,「一邊報法務部核准保外、一邊發病危通知,然後出去沒多久便死了。」

 

保外就醫,卻有近五成死亡率

2017年,一名詹姓受刑人保外就醫沒多久便離世,家屬憤而提告要求國賠。這起事件中,詹姓男子入監前已動刀治療食道癌,入監後多次戒護就醫治療,病情仍持續惡化,終於獲准保外時體重都掉了10公斤。矯正署的統計也顯示,2005年至2014年,保外就醫的受刑人死亡率平均44%,單單2014年,保外就醫後死亡率就高達51%。

保外就醫後概況統計。

坐過三次牢的黑金城,他的哥哥便是在坐監期間檢查出癌症初期,「也是拖到末期才出來,沒多久就過世了。」擔任監所管理員20年的林文蔚則曾遇過一位受刑人,因逮捕過程遭警方開槍打傷腳踝,服刑期間傷口反覆感染,「像他申請保外(就醫)就一直沒過,因為沒有立即生命危險。但他在監所要怎麼好?」

模糊的規定,配上公務體系害怕被咎責的天性,成了一齣諷刺劇,阿德(化名)任職監所管理員期間,曾遇上一位年邁受刑人因病重而戒護住院,「戒護住院期間死亡,責任算監所的,監所長官怕被追究,所以急著要讓他保外就醫——保外就醫後死亡,責任不算監所的——還出錢請這名受刑人的家屬到醫院。」最後雖順利保外,但家屬無力照料,人被丟在醫院,淪為人球。

「但監所裡也有已經是植物人的受刑人,因為家人不願意(擔保),一直無法保外就醫,只能躺在病舍,監所也不想管。」曾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工作的護理師黃琳媛說道。

久病不癒、看不了醫生,正是大寮監獄六名劫獄受刑人的質疑之一:前總統陳水扁假病可以保外就醫,為什麼監所裡比他嚴重的就不能?

「陳水扁真的是很好的對照,很多狀況更嚴重的都出不去,或是終於出去沒多久就過世。」見多政商權貴或黑道大哥在牢裡同樣悠閒愜意,一般人卻是小病拖延成重病,黃琳媛說:「以前受刑人還沒納健保前,很多有錢人自費住院,刑期大半都在醫院裡度過,有床睡、有空調;沒錢就是在監所病舍躺到變植物人,沒有人照顧你、沒有人想要你。」

生活在死屋

「它吸乾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靈魂,使靈魂受到驚嚇,最後展現了一個悔過自新的典範——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個瘋子的人。」————《死屋手記》

曾經有個罹患食道癌的受刑人跟黃琳媛說,自己不想要接受治療。那名受刑人本是街友,後來被拐去製造假車禍詐領保險金,結果腿斷了,卻也被識破是詐騙,因此進了牢房。他說自己本來就只是街友,對社會也沒什麼貢獻,得病也不想使用社會資源醫治,就這樣走完一生也罷。沒多久,人便過世了。

過去反覆出入監獄的小強(化名),總想著自己會因吸毒或牽扯進什麼事件,在路邊被打死而一了百了,「我爸說我就是監獄當成家,家反而像旅館。」

販毒進監牢的受刑人告訴社工,出去後還要再幹一票,若運氣好,賺個幾百萬;運氣不好,被抓了,至少也能把錢留給家人花用。

在監所那幾年,阿力的室友經歷家人中風、過世;阿力母親則因甲狀腺機能亢進病情猛烈,整日臥床無法工作。但人在牢獄中,擔心也顯得無用武之地。「你只能把自己顧好,不要讓家人為你煩惱。」

一名參加寫作班的受刑人,上了幾次課後不再出現,消失前塞了紙條給老師,上頭寫著「我很喜歡上課,但上了課我就會想很多。開始思考以後,日子就很難待了。」

受不了絕望的受刑人,選擇伏在水桶裡溺死自己。

修繕隊的受刑人,有天抽起工具箱裡的鋸子,往自己脖子一抹,氣管在血肉模糊裡跳動,周遭管理員全嚇住;鄰舍的受刑人則是找到無人看守的空檔,把頭埋在水桶裡,決絕地溺死自己。

圍牆裡受刑人高喊「改過向善,重新做人」,圍牆外高掛「以法律己、以德化人」;但在那自成一格的世界。大寮監獄槍響的警示是:絕望底,生與死,悄然如微塵飄落。

更新時間|2019.10.01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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