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攬炒(同歸於盡)」已經發生。今年 7 月,香港《國安法》強勢壓境,數月以來,香港泛民主派的多名代表人物接連遭抓捕。12 月初,前香港眾志成員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被法院判處 7 至 13.5 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到一週,香港警方拘捕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胡志偉和朱凱迪,及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皓桓等 8 人;幾乎與此同時,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警方以詐騙罪起訴,12 月底,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保釋,但對黎智英開出嚴苛條件,包括繳交鉅額保釋金、不得離開住所、不得受訪等。

去年底,《鏡週刊》赴香港採訪 9 組身分各異的港人,製作年度風雲人物專題《沒有臉孔的人 香港人》,彼時香港區議會選舉甫落幕,泛民主派狂勝,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未歇。時隔一年,本刊欲以電話訪談去年的受訪者,卻有部分追蹤報導無法完成—有人婉拒採訪、有人失聯。

他們為何如今「無聲」以對?10 幾個月來,他們經歷了什麼?現在又正在經歷什麼?

從 200 萬人走上街頭到整個社會噤聲,只需要一年多。如今部分港人不敢說話,另一部分的他們,選擇「非常小心」地說話—有人透露對香港心死,有人還在自問:「我還能做什麼?」也許不甘快要沒有聲音,他們透過加密電話、文字筆談、託人轉述,留下此刻證言。

吳傲雪(2020 暫無資料)

因為受訪者失聯、個人因素或其他原因,本刊今年無法成功採訪吳傲雪。

吳傲雪的 2019 年

逃避沒有不好 阿寶、Chris

商人阿寶、Chris 今年分別接受電話採訪,他們謹慎行事,都婉拒平面拍攝。圖為阿寶去年接受鏡週刊訪問時的舊照。(楊子磊攝)

進行訪談之前,商人阿寶突然刪除了通訊軟體帳號。我們花了幾天時間,才由其他管道找到她。她說一切安全,沒多提刪除帳號的原因。

2019 年與阿寶一同受訪的 Chris 顯得更謹慎。記者無法透過電話、通訊軟體和他說上話--託人協助傳去訪問綱要,幾天後,他透過加密管道,發送過來幾條語音訊息。這便是他所有的回答。

不少香港中產階級去年以行動支援反修例運動,這群自稱「家長」的中年人,提供經濟支援、物資運送、志願開車接送抗爭者等協助。去年自願擔任「家長」的阿寶、Chris,今年都表示不接受平面拍攝,即使是背影也不示人。阿寶直說:「去年(接受訪問)的風險看得到,現在的風險是看不到的。」我想起去年赴香港訪談阿寶和 Chris,那幾日示威者與港警對峙正酣,兩個中年人談起在街頭如何躲開警察、安全讓抗爭者返家,談起那批曾經協助過的少年、少女,不時停下來痛哭失聲,採訪數度中斷,一旁紅著眼眶的少年都沒他倆哭得慘。

阿寶受訪前後幾日,頻頻傳出港府大動作拘捕民主派人士的消息。談起周遭劇變,她的聲音疲憊卻冷靜,「以前我們都哭過。現在都不會了。你哭,都不能改變了。」

才隔了一年,兩個平凡的香港商人,就連再度同場受訪、同聲一哭的自由都沒有了。

「大家都在逃避」

「大人的創傷沒有太多。我自己想得開,不談這話題(反修例運動),大家都沒事。一談的話,有些人反應都比較大...大家都在逃避吧。」阿寶說,如今的生活與以往幾十年沒有什麼不同,一天天過去,她把運動傷害埋在心底,不談,日子也許好過一些,「大家都說盡量不要提啦,《國安法》那些,都不要說了。只是有些人還是想討論,他們就說:『不怕,自己人,在家裡講一講就好。』」

阿寶的父親年過八旬,曾經歷文革,文革結束後逃至香港。她想起1997年主權移交,當時爸爸很不開心,曾說:「那我當初為何還要逃離大陸?現在(1997年)回歸,香港不就打回原形?」她說父親從來不信一國兩制,如今想來,像個不祥的預言。阿寶說,《國安法》通過時,爸爸安然接受:「他說:『反正我都經歷過,我知道這是什麼。只是你們沒有經歷過。』」只是,最近老父會沒來由激動,「爸爸會突然問:『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會變得比大陸還差?』」

大人們尚且如此,她觀察到,年輕抗爭者普遍情緒低落,「小朋友們有一種失落感,好像我什麼都爭取不到,做什麼都白費了。他們脆弱、怕被遺忘、適應不良、不知所措、沒有人生目標。這是很慘的事情。」

過去一年,阿寶曾提供這些年輕抗爭者經濟支援、身心照顧,近來陸續幾名抗爭者與她失去聯繫。她坦言香港總體經濟情況惡化,許多聲援抗爭者的「家長」再也給不出金錢奧援,無法像過去般慷慨解囊、協助生活陷入困難的抗爭者。「以前很多家長給補助金,但現在有些家長一個月只上半個月的班、有的只剩 10 天班可上,經濟上,真的幫不上忙...。」Chris 並未透露公司運營情況,但他表示,支援抗爭者方面,「無論是金錢或物資上,仍然是繼續的,是沒有停止。」

《國安法》壓境,仍有人想衝撞體制,「小朋友的創傷比較大。他們不知道在哪兒發洩?該如何面對?有時無奈的衝出去,又被抓...有些人寧願坐牢,也不想要過沒有意義的生活。」她舉例,11 月底,港人有意紀念 831 太子站事件滿 15 個月、發起在太子站獻花的悼念活動,「警察貼了海報說,誰去獻花就抓誰。有些人憋不住,照樣衝出去,然後就被抓。」

性暴力的陰影也沒有離開過。事實上,阿寶所熟識的抗爭者之中,就有兩人在去年反修例運動中遭到港警性暴力,其中一名女孩已離開香港,另一人與她徹底失聯。《國安法》落地後,一名女性抗爭者告訴阿寶,有警察上門要求協助調查,家中和電腦被搜查,連何時上街做文宣也需如實交代。查完後,一名港警對她說:「現在放妳走,不代表以後不會抓妳。」

低迷的谷底,免不了相互懷疑或指責。阿寶希望輔導一些年輕手足做心理治療,許多人拒絕,原因是怕被心理醫師出賣,「現在他們都不相信誰是人、誰是鬼(間諜)啊。」這一年,每逢情勢升高,阿寶會苦勸孩子別出門,「我真心為他們安全著想,如果他們又被犧牲了,怎麼辦?他們跟我說:『妳是鬼啊!我才不信妳!』」儘管說到最痛處,阿寶也是一句帶過:「他們這麼講,我是真的挺傷心的...。」

變得比大陸還差

「香港現在變得比大陸還要差...大陸都不會有這種法規。《國安法》之後,你做什麼都不行,你不知道他何時會查到你?現在誰還談《基本法》?」她說出門隨時可能遇到警察搜查,若警方搜到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標語、紀念品,「好的(警察),說下次不要帶;不好的,就抓你、監禁你。」

情況變化太快又太壞。阿寶舉例,就連張貼或持有「香港人加油」、「支持香港」文宣,都可能犯法,「現在這些都變成港獨的標語,根據《國安法》,如果你提倡港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囉。」

Chris 則說,如今在網路平台寫文字或分享新聞,都是「想清楚」才敢發布,「我感受到自己的言論自由開始變窄。」《國安法》亦嚴重干擾他的生活,「在衣食上都會有影響,以前我的服裝、背包,都有一些抗爭的口號,現在我留下一些抗爭主題物品,例如桌上的月曆、貼在車上的貼紙...但這些都已經被收起來。」他形容自己不斷自我審查,「每當我使用一些抗爭符號的物品,都會想:這東西可以自由帶出門嗎?我使用這些東西,會不會被拍照?我會不會被跟《國安法》扯上關係?」

Chris 說,《國安法》生效後,他不斷自我審查,許多有抗爭意義的物件必須從生活中徹底抹去。

至於街坊曾一呼百應的「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口號,眾人已經好久沒聽見了,阿寶說:「現在到處都有舉報啊!」事實上,今年 11 月 5 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正式啟用「國安處舉報熱線」,鼓勵香港市民透過微信、電話短訊,或者專設電郵,提供資料、照片、錄音或影片,做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非緊急舉報」,香港民情兩極,阿寶觀察,有部分人笑稱希望靠著舉報賺獎金,另一部分的人就乾脆天天舉報市政,「大家直接把熱線打爆,就不會那麼煩。」

追尋自由,「但不是很光明正大」

即使大環境節節倒退,Chris 仍說,經歷反修例運動,他變得更常思考:「經歷了 2019 整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加上現在《國安法》已立法...,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這些事情都在刺激我去思考。因為這樣,我開始關注不同地方的歷史,研究他們的的民主進程。」

阿寶的思考則更務實些。親友去了英國、澳洲或台灣,光是她認識的港人裡,已有超過 10 個友人移民英國,「英國反而是一條生路,有政治庇護...。」曾在前線抗爭的友人多半已離港,「有的走得很倉促,一個行李箱就跑了...你拖得愈久,愈容易成為目標。」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打算。全球經濟都不好。連美國都還沒明朗。我很迷茫。我想過去馬來西亞,或泰國,或台灣。但是你去那些國家,可以幹什麼?」除了經濟因素,她說出內心恐懼:「台灣政治也不明朗,大陸老是說要打台灣,我擔心台灣變成香港。我怕台灣變成比香港還要慘的...香港 2.0,如果去了台灣,到時候還要逃嗎...?」

阿寶說:「現在更清晰、明白,我們香港人需要的是決心。」什麼樣的決心?「我們更有決心要去追尋我們的自由,但不是很光明正大。我們可以暗地裡做文宣。總有一天,香港就是香港。還給香港自由。」

「還給香港自由」這句話前面沒有主詞。我不忍追問,誰來還給香港自由呢?這時阿寶說,「希望總有一天吧...香港人是想希望看看,老天何時會心軟?老天會幫我們。」

Chris 和阿寶的 2019

噩夢再續  阿Z

阿 Z 低調接受電話訪問與拍攝。他說,之所以接受訪問,是有重要的訊息想留給未來的示威者。

「我接受訪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信息想傳給之後的抗爭者。」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般,阿Z談起自己的這一年。他在反修例運動中罹患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我去年 12 月接受你的訪問,之後幾天,我去看了醫生,然後就確診了 PTSD。那段時間,整個人非常負面。」

「永遠走不完的路」

阿 Z 卻堅持不服藥。「我不想變成一個倚賴。我不要靠藥物去抵抗。我想自己去康復。」上回受訪時,他是剛自 11 月 18 日理工大學戰役裡爬水溝逃生的倖存者。一年之後的 11 月 18 日,他重回故地,在理工大學周圍走了一圈。問他是隻身前往嗎?還是和朋友一起重返理大?「這個,我不能說。」

他只談自己,也只能談自己。其實他去年受訪時就提及,離開理工大學後的每個夜晚,都被噩夢追趕。夢裡夢外都是恐懼,他說整年為失眠所苦,好不容易睡著,老是夢見困厄。「我有時候發噩夢,夢到之前在理大的那些場景,就是(爬)渠的一些記憶,好像要走一條永遠都走不完的路...你看不到盡頭。」

噩夢沒有停止,甚至延伸到現實中。白天出門,阿 Z 再也不搭地鐵了,「黨鐵(港鐵因在反修例運動中配合港警執法,遭民眾給的戲稱)都是配合警方行動的,這一年,我去哪裡都坐巴士。」但在路面行走,常遇到的困擾是,他很容易被交通噪音嚇到,走在路上若遇較靠近的喇叭聲,他會本能壓低身體,「我會很自然的憤怒,立刻蹲下來,進入警戒狀態。好像上一年的戰爭一樣,有些聲音好像警察開槍的聲音,好像我身邊有橡膠子彈...」

生活好像歸於穩定了。他說父親的政治立場是藍底(建制派支持者),回到家裡,他與父母不再談政治,「一說就會吵起來。現在沒有問題了。不談。」許多問題都解決了。他與女友分手,「我參加運動,有很多事要做,沒時間拍拖(談戀愛)...」

「香港沒有連儂牆了」

「之前我一直覺得,中共一定會弄一個法律的...,」今年 7 月 1 日,《國安法》落地香港,這天比他想像中更早來臨。他記得當日所見:「基本上,所有的我們香港的黃店、黃色經濟圈(指反修例運動中,理念相近的支持者共同構建的經濟圈和商家),店裡貼的海報、反政府標語和圖片,他們全部移除了。」

從 2014 年傘運至 2019 年反修例運動,連儂牆曾經遍地開花,是港人張貼訴求民主訊息的精神指標。如今這些抗爭標語都被除去。圖為一處被撕毀的牆面塗鴉。
香港一處牆上的抗爭標語已被抹得面目全非。

「香港沒有連儂牆了。只有一些流動的文宣、一些貼紙。」但他並不全然地悲觀,「抗爭要融入生活當中。這個牆沒了,我們精神還是在的。」阿 Z 上次受訪時,提到他幾乎花光所有零用錢,自費印刷反《逃犯條例》、替香港人加油的彩色海報、各種創意標語,到處張貼。而今而後,張貼有罪,喊口號亦有罪,「如果有人在街上大叫『光復香港』,我還是會大叫『時代革命』的...但是,已經沒有人敢呼這個口號了。」

「2020 之後,香港人,一直都在退步。」退步指的是什麼?阿 Z 隨口一段蘇洵《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他對於《國安法》後的港人意志低迷,連帶造成部分底線不斷退讓,感到失望、氣餒。

阿 Z 的語氣終於急切起來,「香港人真的很善忘。我們當年有黃色經濟圈,可是你看,很多人現在也在光顧一些藍店(支持建制派企業開的商店),甚至有些人,連最基本的『只吃黃店』都做不到。你看(高層曾表達不支持反修例運動,而遭部分港人抵制的)美心集團,又開始很多人去光顧...。」

他說整年都堅持以自己決定的方式生活,例如只在黃色經濟圈消費。「香港人開始懶了,一些沒有風險的、行動安全的事情,他們也不做。」他舉例,前往法庭旁聽,或寫信給在囚人士加油打氣,「這兩個,我覺得是非常安全的行動,可以支持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捕的手足...,只是給一些支持而已,現在,卻很少人去做。」

一年來,他每天在網路上查詢「法庭聲援表」,若覺得被告需要支持,就會去法庭旁聽。他也加入香港「送車」行列:被告從法庭出來,上囚車之際,他會打開手機上的手電筒,奮力揮舞,「我們把手機燈亮一亮,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放棄他們,有些人已經關押很長時間了...我們要給他們一些支持。」他不懂,這麼簡單的事,為何參與的人愈來愈少了?

民主派人士接連被捕入獄,港人在非常有限的大環境下,以「送車」、「追囚車」方式表達聲援。立場新聞前記者何桂藍曾說,這種「肉身投向鐵馬的追逐」,天天都在發生。

疫情也許降低部分港人聲援抗爭者的意願,但事實上,不少港人至今仍志願擔任著「旁聽師」、「送車師」,不讓被告們孤單。這些支援從街頭開始,一路蔓延至法院,「送車師」追著囚車大喊、向囚車內的抗爭者打氣,是《國安法》下常見的畫面。立場新聞前記者何桂藍日前在臉書上分享友人的影片指出,這種「肉身投向鐵馬的追逐」,天天都在發生。

心裡的愧悔彷彿是個無底洞,阿 Z 總覺得自己和香港人都做得不夠。「現在香港人什麼都不做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一定有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他說生活逐漸歸於平淡,某種程度上,又回到抗爭前的享樂生活,差別只在於,自己再也不去深圳玩。白天若沒有排班,他會特意早起去送囚車,有時一等,就是數小時,但他會堅持等到囚車出現、抓準時機對著車上的人亮出手機燈。「我浪費幾個鐘頭,其實不重要。他們被關了一整年,我才犧牲幾小時。我去年跟你說過我愛玩。我現在還是喜歡去玩、去喝酒,但變成晚上才去玩,至少白天時間,我給了手足。」

談到自己與友人的未來,他顯得更謹慎了。他說了一些細節,來回確認了幾次,最後能記下的只剩這句:「我會繼續為香港努力。如果未來街頭抗爭真的回來了,我一定會繼續上去(前線)。」

阿 Z 的 2019

香港的膏肓   國難忠醫

阿樂說香港已經病入膏肓,自己和大部分的朋友都在思考去留。

阿樂與我失聯了將近一年。

今年 1 月 1 日,他簡短發來訊息:「元旦零時七分,香港發了今年第一發催淚彈...」他說自己都還平安,順道問了台灣總統大選的民調,問完捎來一個哭臉,留言:「起碼你們可以選出自己想要的總統。」

1 月 11 日,總統大選結果出爐,蔡英文確定連任;同一週,反修例運動中的中醫支援小組「國難忠醫」負責人、頻繁往返廣州與香港的中醫系學生「肥仔」傳出失聯。當我嘗試聯繫團隊成員、去年接受訪問的阿樂,他僅簡短回訊:「safe」。我甚至無法確定傳訊的人是誰。當我嘗試再回訊,手機螢幕顯示:此帳號已遭刪除。

連續幾日,香港媒體陸續披露「國難忠醫」最新消息:1 月 8 日,肥仔回廣州中醫藥大學上課,透過通訊軟體和友人對話,閒聊時稱要開門,隨即失去音訊;另有媒體指,廣州民警當天深夜以涉「嫖娼」為由,拘捕肥仔。1 月 9 日,通訊軟體上的肥仔違反與夥伴的默契,將一名所有人都不認識的「新用戶」加入「國難忠醫」群組,肥仔在群組內不做解釋,「新用戶」也沒有發言。當晚肥仔的朋友互相聯繫,發現整個群組都遭到監控,有人暗示「ghost everywhere(到處都是鬼)」。1 月 10 日,幾名成員認為事態嚴重,向香港大律師楊岳橋求助。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肥仔被國安人士以嫖妓罪名拘捕,遭行政拘留長達 14 天,才獲釋返港。也因為此案,肥仔遭廣州中醫藥大學開除學籍。

我們於 2019 年到訪國難忠醫診所時,牆上貼滿各式感謝與加油標語。如今這些標語、卡片、海報都不再被允許張貼。(楊子磊攝)

表面的和平

此後我曾嘗試幾種方式聯繫阿樂,皆未果。直至本專題截稿前,我輾轉得知阿樂無恙,再聯繫上時,他思考後表示願意受訪,只是諸多問題無法回答。我們同時徵詢肥仔受訪意願,對方婉拒。

阿樂談起這一年,《國安法》從天而降,並不太意外。抗爭的激情快速冷卻,「《國安法》是在 7 月落實的。但是經過了疫情,我身邊的朋友都不再有上街頭抗爭的念頭了。」

他與家人的激烈對立也快速緩了下來。去年他曾透露父母不贊成他投入反修例運動,冷嘲熱諷有之,一度造成他無法和父母同住。幾個月前,阿樂回到家中,屋裡再也沒人談論政治。

阿樂說家中電視大部分時間播著親建制派及中國共產黨的《無線新聞》,有時他目睹爸媽在看一些「很洗腦的畫面」,想說些什麼,但終究把話嚥回去。《無線新聞》常製播《國安法》的宣傳廣告,阿樂的父母看得投入,總是欣慰地說,《國安法》落實之後,一定能讓香港歸於和平。

某種程度上,爸媽說得也沒錯--這條法律實施後,阿樂一家人確實歸於「和平」的狀態。「啊,我放棄了,改變不了,」嘴上雖說放棄,他還是常掙扎,每每想提醒爸媽,某些新聞報是偏頗的、不全面的,但此話一出,一家人必定吵架,「大家都已經知道立場不同,再討論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底線是什麼。我做什麼,也就不讓他們知道。」阿樂說,自己加入「國難忠醫」團隊超過一年,父母從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什麼。

「趁年輕,去其他地方重新開始」

談到未來,中醫還是他的夢。但是否將在香港持續這項志業?阿樂語帶保留。「我會思考有關於移民的事吧。我在想,除了香港,有沒有其他地方比較適合我去生活?」他的友人都在思考移民,「好多朋友就在談,我們移民吧,香港可能再 2、3 年、頂多 10 年之內會沈淪,趁年輕,去其他地方重新開始。」他說有些長輩自認走不了,便希冀把下一代送走,「大家都對香港失望了。我也在想,可以救(香港)的機會也比較小。大家反抗的意志已經不如從前了。」從前,不過是一年之前。

阿樂無法透露目前的就學、就業資訊,只表示不少友人考慮進行專業人士的技術移民,他做了一些功課,曾考慮移民加拿大、澳洲,也想過移民台灣。退一萬步想,就算留在香港執業,恐怕也是吃力不討好。阿樂觀察,香港中醫師政治立場普遍親建制派,相關規定也要求所有香港的中醫系學生「一定要去中國內地實習」,今年許多中醫系學生希望爭取在留香港實習,訴求被駁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不難預料,未來若在香港執業,只要提及自己的職業,很容易被貼上「啊,你就是一個親中的人」的標籤。

「光是我們在這邊討論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他們就成功啦!」

「但這是不合邏輯的,中醫不是中共發明的,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醫術...,」他無力地解釋,曾被朋友質問:「你幹嘛讀一些中國的東西?」「幹嘛要用這種方式幫人治病?」他盤算,若未來的香港還容得下社會運動,他還是能以自己的專業資格去幫助人們,「將來我也想去貢獻一下,就算我不是走得很前面...中醫師可以是年輕有為的中醫師,也可以是懂批判思考的中醫師,未必是和利益靠近的一群人。」

事實上,「國難忠醫」團隊目前「地上化」,在荔枝角、尖沙嘴各有一所實體醫院,院內有專業中醫師常駐問診。2019 年 12 月 15 日,原團隊為避免依賴捐款營運,正式成立診所,現提供中醫全科、針灸、治療筋骨損傷、義診服務。開設實體診所,某種程度上,是否意味著必須承受更多風險?更容易成為特定人士的目標?阿樂僅答覆:「他們是根據法律開診所,提供服務。」

一年前,阿樂在受訪時,援引中醫譬喻,香港這場大病,病因還是在中央。如今他說,香港已經病入膏肓。「中共去分化你...,香港人內部,很多人意見已經不同。就連同樣立場的人,自己內部都有爭吵。如果你自己也不團結,就無法去突破這個困局。」

病入膏肓,意思就是無法救了?「是啊,是啊。我說的病入膏肓,不單單是說這個政府,也包括我們香港,包括我自己。」

問阿樂,覺得中共的策略成功了嗎?「光是我們在這邊討論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他們(中共)就成功啦!」他反問我:「我們現在不就中了他們的圈套嗎?」

「他們有不同方法去打亂你們內部的和平。短期之內來看,他們算是成功吧,」話說得絕望,但他還不願放棄,「但是,不知道這局面能維持多久?你看前蘇聯,那麼大的帝國,數十年時間就分裂了。中共將來會不會面對這種局面呢?」

國難忠醫的 2019

迷彩、楠姑娘(2020 暫無資料)

因為受訪者失聯、個人因素或其他原因,本刊今年無法成功採訪迷彩與楠姑娘。

迷彩與楠姑娘的 2019

大寶、小雞(2020 暫無資料)

因為受訪者失聯、個人因素或其他原因,本刊今年無法成功採訪大寶與小雞。

大寶與小雞的 2019

「我不想說得太明確」    趙家賢

《國安法》橫空出世,趙家賢說,身為民主派的議員,能頂住的時候還是會頂住。

距離 2019 年 11 月 3 日,趙家賢在調停糾紛時遭親建制派的陌生人襲擊、咬掉 4 分之 3 朵左耳廓,已經過了一年有餘。接受此次電話訪問前,他連吃了兩週抗生素,原因是患部又發炎了,血水流淌。他形容那種痛楚總是不由自主,像是有股空氣要從耳裡被抽吸出來,又像是海邊山洞,常傳來不明風聲,這感受既詭異又難以名狀,他忍不住問:「你是否明白我在說什麼?」

醫生告訴他,耳裡風聲起因於永久失去耳廓,空氣流動產生的「風洞效應」,又由於雙耳接收音量不對等,嘈雜環境易引發頭暈。有醫療團隊建議他進行手術,割開左耳背後、掀起頭皮,在頭骨鑽三個小圓洞、安裝螺絲帽,以利安裝人造耳廓,趙家賢和家人深怕二度創傷,並未接受這項建議。目前他把希望放在 3D 列印的「人造耳」上,若成功,餘生便無須鑽開頭骨,能免去紗布掩耳之苦。

趙家賢現在是香港東區區議會副主席、民主黨區議員。受訪這一天,香港前立法會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剛宣布流亡,趙家賢身為許智峯的好友、同黨同志,是從媒體上看到許智峯的流亡消息。「我第一個想法是理解,第二個想法是他做這個安排,有他的原因...,」趙家賢嘆,「但,唉,我還可以去承擔、去頂住的時候,我作為民選議員,還是會去承擔。我不會有絲毫懷疑。」

但他的家人會。許智峯流亡消息一傳來,趙家賢焦慮已久的家人更憂心了,他不願說明具體細節,只說:「家人擔心我的安全,這是一定的。」

香港《國安法》7 月 1 日正式生效,趙家賢還是照常在選區走動,上街前,需把眼鏡腳固定在臉頰旁,耳朵外再蓋上紗布。這一年,他積極參與選區的區務,熱心發布抗疫資訊,跟進染疫個案,甚至在選區居民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後,在每戶家庭信箱裡放入應急口罩包。

遭辱「活該斷耳」

選民服務的回饋很兩極。有年輕人遠遠見到他,會繞道來說聲加油,中老年人會走過來感謝他這麼多年投入選區服務,提醒萬事小心。也有人故意朝他的傷口踩。「他們走過來跟我說:『又是你?你又帶黑暴份子(指支持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者)進來選區!』我就跟他們說:『你是不是講錯了?我是在選區保護市民,讓市民免於攻擊!』」趙家賢說,對方反駁不了時,也曾直接對他人身攻擊,罵他「反中亂港」,指著他臉側的紗布,說他活該斷耳。「有些人會跟我說:『你不用擔心啊,你這個(耳朵永久性傷殘)是好事。那些美國人、CIA,會有好多資源、好多錢給你。』」

被罵好多次了,他仍然詫異。「那些人之前參與我辦的活動,新年時還拿我發的福曆,我在福曆上祝福市民身體健康...,2019 年反修例運動之前,他們都來參加我的活動...我覺得很痛心。」還有另一層痛楚,「我已經是一個受傷人士。你可以有不同政治意見,但那些人,已經失去了人性,這個讓我最痛心。」

趙家賢遭咬掉的耳傷未癒,在服務選民時還曾遭惡言相向。即便如此,他仍黏著紗布上街,與選民互動。圖為趙家賢發給市民自製的福曆(福曆是香港新年期間最受歡迎的印刷品)。

「《國安法》出來後,整個的香港的運作,各種收緊...,北方、中央他們說這叫『正本清源』,我作為民選的議員,我當然...,」他在話筒那邊不說話了,嘆氣。

話筒又傳來嘆息聲,「唉,立法會沒有民主陣營聲音的時候,我還是要各方面做好,支援香港市民。」趙家賢所說的「沒有民主陣營聲音」,起因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1 月 11 日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做出決定,港府當天據此宣布取消泛民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同日,15 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宣布集體總辭,抗議北京此舉形同宣布「一國兩制」死亡。

「中央拿出就連(英國)殖民地政府都沒使用的一些法律,就是為了要成功掌控民主派人士。」他憂心,當議會中沒了民主派的聲音,就連溫和民主派也遭到追擊、打壓,同時,北京將安排在香港的代理人,例如有大陸背景的「紫荊黨」於今年 5 月成立,稱要在香港招收 25 萬黨員,趙家賢擔心,「中央出手,他們有自己的系統循序漸進地去做...。」

「要小心,不要給這個政權有藉口,可以對我做什麼事情。」提到中央政府,他放慢語速,斟酌用詞,「這個挺困難...但他們用這法律去收緊一切,他說法律,就是法律。你要保護好自己、保護好區議會其他議員同事,才有這個力量去支援香港的市民。」

趙家賢觀察,《國安法》推出後,不僅波及從政人士,商界人士就連宣傳商品,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小心。「有時候我很義憤、很難受,對整個局面好像看不到出路。但我們作為香港人,還是要為我們自己的地方,keep calm and carry on。我們會記得做香港人的初心。」

至於去留家鄉,他的答案和去年沒有太多變化,但比上回受訪時多了一分遲疑:「就算我要離開,我也不會用流亡的做法...還沒有到關鍵情況,我不會離開香港。」關鍵情況指的是什麼?「我不想說得太明確。」

趙家賢的 2019

「該講的還是要講」 李立峯

李立峯在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我們的拍攝,他身後的牆上原來是滿滿的抗爭標語和塗鴉,如今被大片大片地抹去。

港版《國安法》於今年 7 月生效,8 月,香港一所中學的校長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前往該校演說,台下全是中學教師。校方希望李立峯分享的講題是:「如何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儘量專業地做教育?」一名教中國史的老師忍不住問:「我該怎麼教六四?六四還能不能講?」

李立峯很清楚,這名歷史老師並非詢問他的法律意見,而是在教學現場直接面臨的擔憂。「我能不能跟這個歷史老師講:『你教六四完全沒有風險?』我不能這樣說。」李立峯說,「但還是要看老師自己的判斷,是不是要自我審查到一個程度...連這個(六四事件)都不講?我們是從事專業教育,該講的還是要講...,」他建議這名老師:「但講的時候,要做充足準備。」

所謂充足的準備,指的是香港教育工作者未來要做的風險管理的其中之一。李立峯舉例,若講授六四事件,教師講課時可儘量說明資料來源、出處,從可信的、權威性的學術材料裡去呈現六四事件的史實,而不僅僅是一個老師分享「他個人怎麼看待六四事件」。

舉報文化盛行

「『害怕』這種情緒確實存在。大家害怕的,未必是法律本身...香港政府也好,國安處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會不會直接用法律去對付大學學者?我相信很多學者感覺都是:應該不會。」但他也指出弔詭的現況,許多對教職員的批評,並不直接從政府而來,有時可能來自建制派,也可能來自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日前正式啟用的「舉報熱線」。

《國安法》上路後,李立峯在大學校內外,和不少青年學者做過交流,亦曾和許多中小學教師討論過相關議題。他說,大學的氣氛目前還好一些,「中小學老師,比較害怕的是這個。...教職員害怕的往往並非《國安法》的條文本身,但社會上的確有引起一種互相批評、甚至舉報的東西。很多時候,你怕的是那種東西。」

「我不可能過分擔憂」

《國安法》下人人自危,教育界高度自我審查,「這是很典型的,任何威權主義的國家,都要人民去進行自我審查,」李立峯說,從政治管控的角度來看,「政府每天去拉人(逮捕人),他也有成本;這個政權想要的效果就是自我審查,最好這些市民什麼都不要再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他(政府)需要把界線畫得很模糊--界線愈不清楚,大家愈害怕,會愈來愈退後。」

《國安法》落地以來,香港教育界共同的疑惑是,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去「規範」所謂的「違法」情事。「在這環境裡面,廣義來講,紅線的邊界在哪裡?可能說不清楚。」李立峯如此看待那條看似模糊、但潛在範圍其實很廣的「紅線」:「現在很難說有什麼東西絕對安全?有什麼東西有點風險?無論法律界、評論界人士都講過,《國安法》涵蓋範圍很廣,很多東西的定義不會很清楚,比如他說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有罪,且煽動他人去做,都會觸犯《國安法》。但什麼叫煽動?這些東西沒有定義很清楚...。如果我們這樣去理解,好像每個地方都是紅線了,你就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不能做。」

「在另一個層次,我不可能過分的擔憂、不可能把他(國安法)想像的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他說,如果嘗試把紅線收窄,答案也許會比較明確,「例如現在有一篇評論,罵特區政府、罵林鄭,另一篇評論,寫文章批評中共。這是兩個不同程度的東西,是吧?」

他又舉例,某些行動和言論放在《國安法》底下的香港,將會置自己與他人於險境:譬如做公民社會相關工作,若與外國組織有連結,或連結過程中,若香港市民請求外國政府行動、甚至建議對抗中央政府,「這個行動就非常危險。」又例如,開宗明義支持港獨,當然也是非常危險的。

他認為,學者在這個時代要做研究,《國安法》所帶來最大挑戰和困難在於,某些題目,不一定是研究者想不想碰、能不能碰的問題,而是難以找到受訪者。此外,他觀察,媒體採訪性質的公開性更強,會比學術研究型態的採訪更敏感,遇到的險阻會更大,「但哪怕只是學術研究,也有很多人會顧慮(受訪)。」

「不是零風險,但風險也不是很大。」

「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判斷:什麼是最危險的?什麼是相對沒有那麼危險的?」事實上,在《國安法》落地之前,李立峯就開始針對香港社會運動裡的「國際線」(國際連結),做了許多深度訪談。

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李立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時任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現任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與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共同主持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民調計畫,團隊共有數十名學生,他們在抗爭現場發放紙本和 QR code 問卷,截至今年初為止,以數據紀錄 27 個抗爭現場、訪談人次超過 1 萬 6500 人。

今年起,受新冠肺炎影響,香港不再有大型遊行示威;《國安法》於夏天上路,曾經遍地開花的反修例運動看似無疾而終。即便如此,李立峯說,相關研究工作還是持續進行,「沒有用(和去年)相同的研究方法,去年是在大型遊行裡面做現場調查,現在基本不能做,是因為沒有大型遊行,但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做。」例如他們和去年的部分受訪者還有聯繫,今年持續追蹤民意調查,6 月時做了第一次網絡民調,收集了 6000 多個回應,10 月時再做一次,則有 3000 多人繼續參與調查。

最不願意見到學生自我審查

「有興趣做研究的(學生),還是繼續會做。我相信香港人過去半年都很低落,這裡面有疫情問題,也有《國安法》因素。我沒看到去年對研究有興趣的學生,現在突然沒興趣...他們還是會繼續做。」李立峯說,後續研究仍有很多可能性,例如談黃色經濟圈、工會、國際線等議題,也可以回頭分析去年做的網路數據。

「對我來說,我個人是做學術研究,是透過嚴謹方法去探討問題、得出結果。我自己個人判斷,不覺得學術研究直接風險太大。你說這是不是零風險?我不能說他零風險。但風險很大嗎?我不覺得。我的確是在做學術研究。如果這樣都不可以,不如就不做學者。」

「同樣道理,我們的學生是做新聞的。我們教學生,你用一種專業的、客觀的態度和手法,去做一些新聞報導,哪怕報導題目可能有一些政治敏感,也是可以的。」他以同樣邏輯看待《國安法》下的新聞教育:「我們不希望在學院裡就要求同學們自我審查。這個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

李立峯的 2019

上街與上墳都需要自由   阿絲、阿巴 

阿絲、阿巴今年並未接受拍攝。圖為他們去年在香港受訪時的舊照。(楊子磊攝)

一年過去了。街上不再有戰事了,市民不必吸催淚煙了,阿絲的月經恢復正常、經血不再發黑,「終於是紅色的血了,」她附帶一提,手骨從此也歪了。

「我的右手歪掉啦,理大那幾天發生的事...」去年 11 月 18 日深夜,她加入聲援抗爭者在香港理工大學與警方爆發的衝突,人還沒進到理大,催淚彈直接射到她肩上。「走路的時候好痛...防暴(警察)就在我對面,一直開槍,我也不知道他們開的是什麼槍?最後我們一群人,找到在理大附近廢掉的房子,從 3 樓跳下去。」

這一跳,阿絲肩側著地,「我爬起來繼續跑,我好害怕,哭著打電話給姊姊:『對不起,我好像回不了家了...。我出門前穿了妳剛買的新衣服,可是我受傷了,救護員把妳的新衣服剪破了...。』」一名社區管理員和女人從屋裡走出,「他們指了幾個方向,跟我們說那邊都有警察,別走那邊。感謝他們...我們真的相信他們了,沒走那些方向。最後我真的找到朋友的車子,回家了。我撿回一條命。」

幾個月之內,《國安法》與限聚令先後成為政權的武器,街上再無煙硝,「理大圍城戰」彷彿是個遙遠的都市傳說。問阿絲,去年她和男友阿巴在香港接受我們採訪,時值 12 月,怎麼完全沒提在理大發生的事?她在電話那頭笑岔了,用氣音對著話筒說:「因為去年是在街上(咖啡廳)接受採訪呀,哈哈哈...」

不敢照 X 光、不敢說「那八個字」

阿絲摔歪手臂已逾一年了。這一年,只要使勁提物,便疼痛不已;若不使力,手臂則以不正常角度扭曲著,她傳來照片,雙手放在一起比對,肉眼易見右臂的歪斜。「我到現在都還沒去照 X 光,」她說,「一般人骨頭不會歪到那個程度...X 光照出來,醫生問怎麼受的傷?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講...很難解釋。」

阿絲轉而向醫療人員與志願者組成的「地下診所」求診。比起公立醫院,療效較慢,卻至少能保心安。她記得《國安法》落地前,診所內總是貼著繽紛的標語、各式創意打氣字條,這些全被收起來了,「現在要更謹慎,小海報不能貼,免得診所被抄。『那八個字』,也被收起來了。」

那八字,去年此時猶響徹街頭巷尾,現時卻成了佛地魔般的存在。今年 7 月 2 日深夜,港府發布「特區政府聲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在今時今日,是有港獨、或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聲明稱《國安法》禁止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上一次接受訪問時,阿絲表示反修例運動啟蒙了她的政治觀,學歷不高的她準備重拾書本,只因學歷是參政的敲門磚。彼時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她對未來抱有昂然的信心。她加入一名民主派議員的義工站,打定主意,有一天要參與區議員選舉,當時她說:「我要改變香港。」

從「我要改變香港」到「我要離開香港」

阿絲還沒改變香港,香港就完全變了。

如今阿絲真的重返校園了,她說功課繁重,有時阿巴下班不能休息,還得幫女友寫作業。阿巴去年曾被捕,此後不再上街抗爭,原以為會影響工作,想不到上法庭之前,總公司竟替他寫了求情信給法官,最後獲判緩刑。不僅如此,公司替阿巴升了職。一人顧學業,一人拚事業,一切都好像回到軌道上。

正軌上的日子會有偶發事件,提醒著他們:2019 年從來沒有走遠。今年夏秋之際,阿巴明確地覺得自己被跟蹤了,且跟蹤者總是同一人。一日,阿巴甩不掉跟蹤者,乾脆回頭挑釁:「辛苦了,跟了我這麼久。」對方不諱言自己是警察,並警告:「你唔好以為我地唔知你請緊曱甴做嘢(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僱用了蟑螂)。」阿巴身為店舖主管,確實在今年聘請了幾名運動後失業的示威者,他知道自己有被捕紀錄,卻沒想到,連公司人事都在警方的監控下。跟蹤者又告訴阿巴:知道他的住處。

阿巴對此並不害怕,只是對著阿絲嘀咕,公司又沒規定不能聘請抗爭者。只是他有時會想,這一切,究竟是如何被警方知道的?阿巴在去年被捕,手機曾被警方沒收,退還給他時,他發現 iPhone 機身有被撬開痕跡,但他手機裡的資訊向來是刪得相當乾淨的,港警難道從其他方式取得了他和其他手足的通訊資訊?他不願自己嚇自己。不久,一名阿巴聘請的手足自行辭職,原因是該抗爭者知道自己有很高的機率得坐牢,他告訴阿巴:「我就不做了,免得我(被判刑之後)害你還要寫報告(給公司)。」

今年下半年,如常生活裡的某天,阿絲忽然對男友說:「我想離開香港。」

阿巴幾乎被這句話嚇到了。兩人交往幾年沒吵過架,唯一冷戰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阿巴提議離開香港,找一個沒有鎮壓的地方結婚、展開新生活。阿絲罵:「我為什麼要離開我的家?又不是我們的錯,你為什麼要當懦夫?」阿巴無語。阿絲連著好幾日不搭理他。我想起去年,兩人受訪時,阿巴才說了兩句想移民台灣,阿絲轉頭狠狠瞪他,不留情面地斥了一頓。

《國安法》通過後,阿絲曾偷拿母親的手機來看,見母親和其他親戚對話:「他們都很開心,說《國安法》過了,祝願國家繁榮,香港暴徒快死光。」阿絲在心裡悄悄終止了剛萌芽的議員夢。此刻在電話那頭,她訴說心態的改變:「去年,我還是有猶豫要不要走?《國安法》過了後,好吧,更加確定要離開。我去年唸書是為了留在香港,現在唸書,是為了離開香港,用這個學歷去其他地方謀生...。」說完又補了一句:「早知道,就念一些移民能加分的科系。」

「媽媽對不起,我永遠不能來看妳了」

香港不再值得他倆留戀了,何時要走,阿絲近日陷入躊躇。她的兩名友人稱去年在警署分別受到性暴力,一人被逼替男警口交,另一人遭警棍觸碰私處。其中一名女孩身心嚴重崩潰,今年被送至安全國家,臨走前,女孩慎重地將阿絲帶到母親的墳前,向墳前說:「媽媽對不起,我永遠不能來看妳了。」

今年的清明節、重陽節,阿絲依約去給流亡女孩的母親上墳。圖為一處香港墓園。

阿絲受女孩囑託,每年清明重陽,千萬記得上山,替女孩的母親上香。今年的清明節、重陽節,阿絲依約前往墓地,給這位不曾謀面的阿姨掃墓。她如今有些心虛:一旦她真的離開香港,歲歲清明、重陽時,誰來給女孩的母親上香?

阿巴想的比較單純,如今他更努力賺錢,希望存到目標後,和阿絲一起離開。「活著還是有希望的,」他用不流利的中文說,「最重要的是人都沒有事,只要留有生命在,就有機會。」

阿絲與阿巴的 2019

後記:滅不了的「口」

一年才過去,本專題就有三分之一追蹤報導無法完成。其中一名受訪者猶豫再三,雖接受通信採訪,卻在完稿之際表達時機敏感,要求我們不要刊登。另一人在考慮幾週後,也發來拒絕信,短短一句話寫了四個非常:「非常抱歉,現在狀況非常非常糟,要非常小心。」一名去年的受訪者婉拒:「希望可以在自由的環境再談。」

自由的環境一去不返,就連如今我們成功追蹤的個案中,將近一半的人在一年之中換了通訊軟體帳號或電話號碼。在通訊軟體 Telegram 上,他們先後成為一個又一個「Deleted Account(遭刪除帳號)」,畫面上,一顆顆圓形大頭貼,變成了灰灰的鬼。曾有受訪者報完平安,就從網路上消失,剛打好的訊息再也傳不出去。

2020 年,不少港人刪除通訊軟體帳號。圖為記者手機上的 Telegram 聯絡人和受訪者,今年先後消失。

除了失聯與部分因《國安法》而婉拒受訪的個案,我們追蹤到的港人大致有類似行為模式的轉變:在家不談政治(或刻意降低談政治的頻率)、在外自我審查。對照去年我們在香港進行訪談,時值抗爭高峰,採訪地點雖隱蔽,受訪者多能直接傳達當下複雜的心緒,包括運動裡的激情、愧悔與希望;時隔一年再度對話,電話裡傳來的聲音大多平穩,言談並不畏縮,但態度趨近於麻木。事實上,空間上的遙遠,加以無人知曉《國安法》的「紅線」邊界,導致採訪和受訪雙方皆不自覺反覆自我審查,很多時候,我幾乎難以辨別受訪者的情緒。

變態已經成為新常態。就連身為境外媒體的記者、今年並未赴港,僅僅是在台灣撥電話採訪,我亦數度「檢查」採訪內容與細節,「這句能不能寫?」成為不斷與受訪者來回確認的關鍵問句。很多時候,即使對方的答案與去年受訪時相差無幾,還是傾向回答:「這句不要寫吧...」。有受訪者好意提醒,為了安全起見,寫作、受訪時盡量別用「中共」,改用「北京」、「北方」或「中央」等字眼;也有香港媒體人說,不怕,「中共就是中共。」

和一名香港記者分享上述經驗,同業說,近日做人物專訪,受訪者並非政界人士,採訪過程中,兩人很自然提到香港大環境的改變,記者正要追問,卻停了下來。為什麼?「我不敢再問了...」他說。

「都沒有人寫,不是更可怕嗎?」截稿前,另一名香港同業的話鼓勵著我們,「能寫的話,還是寫吧。」老大哥搬出沒有邊界的法,毋需殺人,即能滅口,意圖使人緘默不言,而此舉顯見其功。感謝敢言的受訪者,以及有難言之隱、卻仍提供協助的受訪者,那些被迫不說的人,需要甘冒鐐銬風險、卻願意站著說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