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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8 11:30 臺北時間

【廖偉棠書評E02】2020年如何致敬1960年:《阿基拉》隱藏得更深的預言

【廖偉棠書評E02】2020年如何致敬1960年:《阿基拉》隱藏得更深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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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書評E02】2020年如何致敬1960年:《阿基拉》隱藏得更深的預言

人,是歷史與當下的人,藝術如何幫助我們把這些包圍我們的渾沌看得更清楚?
大家好,我是廖偉棠。歡迎收聽廖偉棠書評「冷眼熱心,前衛有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漫畫家大友克洋的《阿基拉》,我們來談一談在2020年如何致敬1960年,《阿基拉》隱藏得更深的預言,是什麼?
2020年的瘟疫帶來的末日感、還有已經決定延後一年的東京奧運會,這2點都神奇地在30多年前的劃時代鉅作《阿基拉》裡(1984年開始漫畫連載,1986年推出動畫電影)被「預言」,不少媒體驚呼作者大友克洋是穿越者。其實不必神化這位早已被視為「大神」級的動漫藝術家,爬梳他和《阿基拉》的脈絡,就會發現這種預言是理所當然。
日本現年6、70歲的藝術家,大多數都是「反安保一代」的後生——所謂「後運動」一代。生於1954年的大友克洋,生於1953年(死於2018年)的森田童子,生於1951年的押井守,生於1949年的村上春樹,生於1936年(死於2012年)的若松孝二……,一路回溯上去,在1960年的「安保抗爭」時他們分別是6歲、9歲、11歲、24歲,嚴格來說只有若松孝二算得上「反安保一代」的同代人,他跟大他4歲的大島渚,與那個激動的時代密不可分,但也和那個時代一起遁入虛無與絕望。
漫畫版與動畫版的的差異,流露出一個更為複雜的大友克洋
但是,「同時代人」不是天然的、是要後天成為的,村上春樹在運動後輟學開酒吧,看似逍遙派,但在小說裡注入的時代之倦怠與不忿感,甚於「太陽族」石原慎太郎和「透明族」村上龍的亢奮與頹廢;森田童子執著於哀悼的歌謠,也比7、80年代花花綠綠的日系搖滾樂團,深入那個時代的寒意;押井守則從對那一代人的懷疑精神出發,取道賽博朋克對虛擬人生的反思創作了《攻殼機動隊》,成為一代宗師。
大友克洋漫畫《阿基拉》1~6,雅美譯。(東立出版)
大友克洋與他的《阿基拉》也是宗師級的,但他比押井守更加難以歸類,這部凝聚了數代人精神的作品裡面有左翼的叛逆、有朋克的虛無、有無政府主義的自決、有武士精神的變異、有末世的虛無、有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否定、也有尼采超人的迴響。他設定的近未來科幻場景和《攻殼機動隊》一樣頹廢,但更加現實主義,彷彿小林多喜二他們那代日本早期共產主義者眼中,那個殘忍毫無詩意的階級社會。
比較《阿基拉》的漫畫版與動畫版的不同,會發現兩者雖然基於同樣的設定,但被發展成很不一樣的兩個作品,兩者的差異流露出一個更為複雜的大友克洋。
首先,動畫是工業、漫畫更個人化,因此在漫畫裡大友克洋僅僅靠兩三位助手和幾位編輯(包括後來成為大師的今敏)的協助,精雕細琢出一個20世紀初左翼寫實版畫般的深度世界,更惹人反思與鈎沈;動畫因為要吸引追求感官刺激的娛樂型觀眾,必須把戲劇性和畫面動感放大,難免把情感的細膩隨著細節一起損失了許多(但即使這樣也比同期的大多數動畫細緻)。
新東京再度毀滅之後在廢墟上掙扎求存的那個難民社會
漫畫的厚度更接近一部長篇小說,因此得以從容展開多條支線,每條支線都有一個團體的命運,無論是飛車黨、地下武裝、軍隊還是異教僧團;支線裡每個人都有自己惦念的鬼魂,女巫宮子和她的親信榊、特務阿龍與他慘死的同志、被試驗的超能兒童們,和阿基拉懷念的被科學家折磨死的同伴……金田與鐵雄的聯繫紐帶,則是他們過早逝去的童年。這些結構像傳統小說裡作家汲汲經營的網絡,編織著我們撕扯不去的命運感。
被動畫版全部砍掉的重要篇幅(漫畫的整個後半部份),是新東京再度毀滅之後在廢墟上掙扎求存的那個難民社會,他們有的被鐵雄假阿基拉之名拼湊成「大東京帝國」這樣一個畸形共生體,有點像緬甸的克倫族少年游擊隊上帝軍(God's Army);有的聚攏在宮子的僧團周圍,消極祈求死後的光明世界;還有本來就特立獨行的飛車黨們,像「小丑」和金田,成為更新的未知世界的生力軍。但無論哪一類,都在大友克洋筆下獲得有血有肉的生命,那些破破爛爛的難民寄寓著他的感情,雖然天地不仁,大友卻沒有把他們處理成人道災難裡的數據背景。
「大東京帝國」這個存在值得深究,它的名字充滿反諷。首先它在鐵雄的主宰下,迅速衍生成《蒼蠅王》裡那種殘酷團體,折射的是成人社會的極端化,試想那個傾覆前腐敗的新東京議會又何嘗不是如此草菅人命?但讓人深思的是當鐵雄的小帝國殞滅,美軍登陸東京廢墟試圖接管的時候,金田等飛車黨接過「大東京帝國」的爛旗,張揚對美軍的不合作,這個情節裡面大有文章。
大友克洋略帶調侃地致敬了那種左翼的造反
不能據此說大友克洋的政治虛無,說鐵雄他們最後的對抗是一種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起碼他不甘心擁抱美國的救世主(實為殖民)行為——這點恰恰是「反安保運動」的主題,大友克洋6歲的時候,他身邊的大人、青年們都抗議美日政府之間加強利益勾結的「安保條約」,最終演變成暴力抗爭和赤軍運動。漫畫裡,大友克洋略帶調侃地致敬了那種左翼的造反,依然讓人感動——尤其是漫畫的最後一幕,隨著鐵雄他們驅車衝進廢墟,廢墟之上幻影一般冉冉升起一個新世界——反諷的是這個新世界很有可能仍是舊東京的翻版。
動畫裡用另一種方式處理了大友克洋的懷緬與致敬。同樣是舊日的理想主義者「龍」成為被政客利用的雇傭軍,同樣是新的理想主義者「惠」被「龍」的英雄形象誘惑差點成為新的炮灰。但動畫電影版裡有更強烈的政治暗示,反帝旗幟一開始就出現在街頭抗議裡;在警局裡革命者的炸彈是廢掉的,儘管他喊著「只有革命萬歲!」,而金田這樣的小混混也懂得以革命之名把妹。惠依然成為其中一個救世者,龍的角色卻獲得截然不同的命運,他被政客主子槍殺,最後在遊行隊伍經過前微笑倒地——遊行隊伍完全複製反安保運動的紀錄片影像,60年的差距被抹去。
雖然只有半秒鐘,龍那悲欣交集的笑,準確地刻畫了大友克洋一代對上一代革命者的心態:既有惋惜、又有敬佩。這比大友克洋在早期短篇《毛髮》裡描寫的更悲催,後者那些窩藏在未來「美好新世界」裡的嬉皮士遺族,以自身的「不潔」來對抗井井有條的日本社會的脆弱。龍的笑是因為看到他無以為繼的革命理想,換了一種洪水般的方式席捲舊世界,然後他倒在血泊中,血也將席捲這個世界。
《阿基拉》裡的叛逆與反思顯得如此令人驚豔
大友克洋無疑是看出革命的這種矛盾的。投射在《阿基拉》的創作意識裡,是如何處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問題,這也是日本現當代文學處理的重要主題。漫畫裡阿基拉是一個具體存在,反而因此被擱置為芸芸角色之一,至於反抗鐵雄的人則是黑澤明《七武士》那樣的,每一個配角的每一個自覺不自覺的舉動都可能改變歷史進程。這種由個人主義組合而成的集體能量在電影有減弱,雖然電影裡諷刺地說「阿基拉的能量存在每個人身上」,但電影裡大部分依然是金田與鐵雄之間的漫畫英雄式對決。
2020年是否真的可以致敬1960年?《阿基拉》裡的叛逆與反思顯得如此令人驚豔,也許因為它恰恰創作於最不理想主義的1980年代。今天看《阿基拉》,更為五味雜陳,因為瘟疫把我們身處「盛世」的虛弱也徹底揭穿。東京奧運就像一個象徵,在某些左翼反殖民主義者眼中,奧運會本來就是一個靠攏西方價值的笑話,它是一個虛構的世界大同烏托邦,注定要被「反烏托邦」掉。它所象徵那個新東京就像我們的「盛世」,在《阿基拉》漫畫裡它動輒就被砸得稀爛,病毒就像漫畫裡無以名狀的神祕能量,負責摧枯拉朽。
如此,2020年的這次浩劫,不過是1960年代那些渴望世界從頭再來的革命者的願望的一次延遲爆發,《阿基拉》把這種預感用最清晰的線條描繪了出來,這才是它最偉大的預言。
下一回廖偉棠書評「冷眼熱心,前衛有言」節目,我將要談《植田正治的寫真世界:女兒眼中的攝影家人生》,和大家分享「家和沙丘——2個植田正治的舞台」,歡迎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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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3.09.12 20:34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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