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鎮壓我病了1】報社交待淡化反送中衝突 記者自責到夢裡全是街頭戰場

攝影|鄒保祥    特約撰述|關震海、王紀堯
記者雖然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但在衝突現場仍不時遭警察火力波及。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8月初發表了1份最新研究發現,超過1萬1千名自願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的香港人中,4成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反修例抗爭1年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特別是在抗爭現場的「中間人」—記者、義務救護員、社工,他們身在烽火中忙於紀錄歷史、救人、調停警民暴力衝突,但他們自身壓抑的情緒如何渲洩?

「記者,是不是要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去年11月中,香港警隊出動大批警力包圍理工大學,強力「清剿」據守校園內的抗爭者。警方宣布「沒有記協證」(按:指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的記者有可能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達明(化名)無奈下忍著傷痛離開,在排隊登記離去時,示威者的一句請求,他到今天仍然記得。

 

前線記者 中立與感情拉扯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黑暗面』:最後我還是懼怕被控《暴動罪》。」達明說,有人期望記者與示威者同行,同時紀錄歷史。但達明認為這說法是侮辱抗爭者。因此過去一年裡,他一直在「同情抗爭者」和「保持客觀」二種價值裡拉扯掙扎。

達明原本是一名文字記者,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香港的「大時代」裡,以攝影記者身分紀錄歷史,因此在去年的抗爭期間,從一間「黃色」(按:指立場傾向示威者)的網媒,轉向號稱「中立」的一間主流媒體工作。在理大事件中,這間「中立」的媒體禁止記者到現場採訪,達明只好藉助一張獨立網媒的記者證,這也意味著一旦警察不承認這張記者證,他就會被逮捕。幾經思考,他只能選擇離場。

香港警察以水炮車鎮壓抗議群眾,使用的水呈現藍色,但成分不明。

去年6月起,達明開始關注反修例運動,經歷3個月的抗爭,他腦海不斷浮現抗爭的畫面,他憶述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情景,下午3時突如其來的「行動升級」,卡在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他,匆忙從地上撿起一個黃頭盔戴上,一邊拍照一邊逃,逃到盡頭,他拿下黃頭盔,有一種「好似從軍,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達明前一天晚上已經在現場,在警察面前聽了教徒唱了一整天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基督教詩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這群自發集結的抗爭者,希望藉著宗教聖歌轉化抗爭現場氣氛,情操動人,但作用有限。時隔1年,達明受訪時說出藏了一年的祕密:「我不能再聽這首詩歌,一聽便會憶起(去年)6月12日的慘況。」

 

驚悸現場火爆 身心抗拒採訪

到了11月,網民發起「黎明行動」的堵路抗爭,戰況愈趨激烈,達明整個11月都睡不好,在夢中依稀聽到催淚彈轟出來的聲音,每次出動採訪前,身體也不願赴現場:「那種抗拒除了身體的累,還有情緒的拉扯。作為香港人你不想(暴力事件)發生,但你知道當天一定會發生的。」

達明說,很難向外界訴說做為一位現場記者內心的恐懼,11月防暴警連發催淚彈,一聲比一聲響,「當時流傳11月放的催淚彈是大陸製的,每一發(催淚彈)都震撼人心,開槍聲比以往響;煙入肺後嗆不停。」達明曾經聽了一聲催淚彈的巨響後,嚇得目瞪口呆,腦海一片空白,他慢慢由後巷走到大街時,看到防暴警投手擲式催淚彈,前面一堆不畏懼的示威者在前方,「明明只有你一個攝影師,我應該去影(拍攝),但當時我停在大街呆了,不想拍攝。」

那段時間,達明日復一日看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甚至夢中都是這些畫面。「這根本是一個戰場。」達明說。

達明工作的公司,號稱「中立」,但他明顯感覺上司在修改稿件時淡化了抗爭溫度,連帶還有採訪期間不斷地「溫馨提示」等。達明直言這些「提示」,在那間新聞機構是日復日地「教化」新聞工作者,那種時刻要求記者保持公司要求的「中立」,更多的是干預新聞自由,抹去既定事實,而在運動殘餘的精神創傷未康復之時,上司的「教育」讓他的創傷不斷擴大。

6月開始,達明變得精神緊張。直至2020年7月前,港區《國安法》即將來臨,達明開始每天失眠,食欲不振,面頰愈見消瘦,腦海充滿悔疚,那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斷在腦海盤旋。但公司立場依舊,曾有上司在會議室問他:「你如何看港區《國安法》?」其他同事已表示十分憂慮,上司卻反覆「安慰」:「你不用驚(害怕)的呀,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完全無法同理達明和基層記者的恐懼,又或者仍在刻意淡化問題。

感謝香港獨立媒體《誌傳媒》協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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