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下的香港人】採訪後記:滅不了的「口」

文|陳虹瑾    特約攝影|陳朗熹
本刊追蹤去年訪談的港人,大多數受訪者無法露臉,他們極度小心、不斷自我審查、害怕遭到出賣,部分港人婉拒受訪。從「沒有臉孔的人」變成「沒有聲音的人」,只過了1年。

一年才過去,本專題就有1/3追蹤報導無法完成。其中一名受訪者猶豫再三,雖接受通信採訪,卻在完稿之際表達時機敏感,要求我們不要刊登。另一人在考慮幾週後,也發來拒絕信,短短一句話寫了4個非常:「非常抱歉,現在狀況非常非常糟,要非常小心。」一名去年的受訪者婉拒:「希望可以在自由的環境再談。

自由的環境一去不返,就連如今我們成功追蹤的個案中,將近一半的人在一年之中換了通訊軟體帳號或電話號碼。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他們先後成為一個又一個「Deleted Account(遭刪除帳號)」,畫面上,一顆顆圓形大頭貼,變成了灰灰的鬼。曾有受訪者報完平安,就從網路上消失,剛打好的訊息再也傳不出去。

2020年,不少港人更換手機號碼或刪除通訊軟體帳號。圖為記者手機上的Telegram聯絡人和受訪者,今年先後消失。

除了失聯與部分因《國安法》而婉拒受訪的個案,我們追蹤到的港人大致有類似行為模式的轉變:在家不談政治(或刻意降低談政治的頻率)、在外自我審查。對照去年我們在香港進行訪談,時值抗爭高峰,採訪地點雖隱蔽,受訪者多能直接傳達當下複雜的心緒,包括運動裡的激情、愧悔與希望;時隔一年再度對話,電話裡傳來的聲音大多平穩,言談並不畏縮,但態度趨近於麻木。事實上,空間上的遙遠,加以無人知曉《國安法》的「紅線」邊界,導致採訪和受訪雙方皆不自覺反覆自我審查,很多時候,我幾乎難以辨別受訪者的情緒。

變態已經成為新常態。就連身為境外媒體的記者、今年並未赴港,僅僅是在台灣撥電話採訪,我亦數度「檢查」採訪內容與細節,「這句能不能寫?」成為不斷與受訪者來回確認的關鍵問句。很多時候,即使對方的答案與去年受訪時相差無幾,還是傾向回答:「這句不要寫吧…」。有受訪者好意提醒,為了安全起見,寫作、受訪時盡量別用「中共」,改用「北京」「北方」或「中央」等字眼;也有香港媒體人說,不怕,「中共就是中共。」

和一名香港記者分享上述經驗,同業說,近日做人物專訪,受訪者並非政界人士,採訪過程中,兩人很自然提到香港大環境的改變,記者正要追問,卻停了下來。為什麼?「我不敢再問了…」他說。

「都沒有人寫,不是更可怕嗎?」截稿前,另一名香港同業的話鼓勵著我們,「能寫的話,還是寫吧。」老大哥搬出沒有邊界的法,毋需殺人,即能滅口,意圖使人緘默不言,而此舉顯見其功。感謝敢言的受訪者,以及有難言之隱,卻仍提供協助的港人們。那些被迫不說的人,需要甘冒鐐銬風險、仍願意站著說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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