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永遠的臺北人 白先勇

文|李振豪    攝影|林煒凱    影音|何懿原
白先勇在自家受訪,後面的畫是畫家奚淞的作品。

疫情之年,白先勇的「父親3部曲」完成了,《孽子》也迎來了40週年。父親忌日這天,83歲的小說家上山掃墓,和父親說話,彷彿是晚了54年的告別。

父親3部曲一共6冊,累計83萬字,小說家為父親平反,像長篇墓誌銘,也像史記,和史學家合作,讓證據說話。其實早從《臺北人》起,他就在為父輩一代的故事發聲,定義戰敗流離的時代,也定義了自己。

我們問他,會覺得自己的生命,才是《臺北人》的最後一章嗎?恍若赤子為父作傳的他回答:「本來也就是這樣子啊。」

如同《臺北人》最後一篇〈國葬〉的開場,12月天,天色陰霾,空氣冷峭,寒風陣陣吹掠,我們跟著白先勇,來到位於六張犁的白榕蔭堂墓園。緩坡山道一路向上,幾處岔路讓司機遲疑,但白先勇只瞧一眼就指示了方向。這路途他常走,即便每年皆到美國避暑,這日子也差不多回來了。

什麼日子?父親忌日。8年前,白先勇出版《父親與民國》,是為「父親三部曲」的第一部,卷末照片即是他撐著雨傘,在父親的墓前悼念。8年後,他又回到這裡。在車上,他一路和我們談著父親白崇禧過世後,多少過往的部下前往悼念,像重新敘述一遍自己的小說。下了車,他就成了自己的小說人物,儘管年邁了,也要來追憶名將身影。

寫完父親功績委屈 心安理得了

在他位於大安區的家中初訪時,他談起為父親作傳的動念,始於1994年退休,但直到今年9月,才終於出版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寫完了,拿到父親墓前給他看過嗎?」他一笑,說還真該去一下,隨即約了前往。

12月2日,小雨如霧的日子,83歲的他小心走路,撐著傘來到父親墓前,才發現原先說好要給父親的書,誰也沒記得帶上。但他也不慌亂,收起待誰都一團和氣的笑,獻上鮮花,駐足懷想。我問他雨中站在墓前,和父親說了什麼?他說:「就是一個交代。他一生的功績,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為國為民做的事情,還有受的一些委屈,我都寫完了。心安理得了。」

白先勇(右)就讀台大時期,和父親(左)於家中合影。他說,那時忙於創辦《現代文學》,忽略了父親的口述歷史,「後悔得不得了!」(白先勇提供)

都寫完了。新書《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48萬字,從父親過世前一日寫起,「民國55年12月1日,星期四,台北市松江路。12月初的台北,天氣陰冷。鉛塊般厚重的大片積雲,籠罩在台北的上空。」

看了新書才理解,寫於父逝5年後的〈國葬〉,其實只是重現了小說家父親離世前後的日子。一代名將如同兒子筆下的一群「台北人」,其實都不是台北人,只是逝於台北。54年前的這一天,白先勇在美國接到電話,得知父親因心臟病逝世。小說家徹夜無眠,回想一代名將生涯,自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起,見證民國誕生,又見證了民國戰敗退到台灣,那晚最大的感觸是:「一個時代過去了,他的時代過去了。」

疫情期間,白先勇不免掛念位於美國加州的家(圖)。照片攝於90年代。(白先勇提供)

卻似乎未「正確地」過去。曾經在廣州任命白崇禧為國民革命軍參謀長的蔣介石,後來在台北民權東路上的市立殯儀館弔謁部下,書裡還放了張蔣介石神情悲肅的照片。

但也是同一人,隔天在日記寫下:「昨晨往弔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中之一大罪人也。」

童年往事顛沛流離 回不去的家

54年後,那所謂「罪人」的兒子,在父親墓園受訪。我說,為父親作傳一事,彷彿從《臺北人》就開始了,翻開第一頁即寫:「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那個戰敗的背景,莫不是以小說形式先寫了一次父親?父親也被寫進《臺北人》的最後一章。

然小說家聽後也只是笑,說:「講白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亡掉了,亡掉了嘛。」幾個字道盡一整個世代的淪落人處境:身在台北,懷想著往日榮景和對岸的故鄉。我們到白先勇家拜訪,那是個由他作品構成的空間,各牆都掛著書法家董陽孜的題字,《孤戀花》《孽子》《紐約客》《一把青》…而掛在書房、寢室和客廳交界處的,則是《臺北人》。

白先勇將董陽孜書寫的《臺北人》掛在家中最中心位置,那是父輩戰亂流離後在台落地的故事,也可說是「父親3部曲」的前傳小說。

台北在白先勇的筆下,總帶著異鄉的原罪感,一群活在過去的人,受困台北,被引用自故土的路名如網包圍,簡直再諷刺不能。新書出版於疫情之年,談到回不去美國了,白先勇自嘲:「有家歸不得。」

他稱自己是路痴,我順勢問:「但台北有這麼多路名都是從中國移植過來,會不會很錯亂?」他像沒聽懂意思,笑著答道:「有的,很好玩的,像我以前住松江路是邊陲,是北大荒的。」舊家地址,現在變成了汽車公司的店頭。

白先勇面色紅潤,髮色黑多過灰,作息亦似年輕人夜半睡而午後醒。

童年和往事,都是回不去的家。

生於廣西桂林,白先勇一路輾轉重慶、上海、香港、台灣,隨戰亂而遷徙。他說父親一輩子推崇儒家思想,自己也受了影響,然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但白先勇的15歲,已經歷過在重慶被隔離3年的肺結核大病,後又失家流離,15歲來到台灣,住在這個他形容為「江山丟掉了,只剩下台灣」的地方。

反攻據點成為自由中國,又「正名」為台灣,一整代的「台北人」都不在了,繼之而起的,是「外省籍」的台北人。

身後將葬台北墓園 異鄉變家鄉

異鄉要住成家鄉,生根紮地的總是感情和事業。活過了父親的年紀,才回頭重看父親,白先勇發現自己都還記得父親在台灣的日子裡,因蔣介石之多疑,身負敗仗的欲加之罪,一級上將最終在這退守之地遭架空,甚至被特務跟蹤,「我父親被跟監,是另一種軟禁…」白先勇說,甚至還記得特務的車子車牌。那彷彿也成為他對台北的最初印象,轉譯進《臺北人》裡,成為不堪的現實,角色們只好紛紛躲進鄉愁裡安頓自己。

白先勇(左)和王國祥(右)攝於台大就學時期。2人17歲相識,而後大學、赴美,生命軌跡重疊,相知相守一生。(翻攝自網路)

但寂寞的17歲裡,他在建中遇見同學王國祥,兩人騎腳踏車到處跑,無人跟監。畢業後都考進成大,後又轉回台大,先後赴美,相知相守一生,直到王國祥在美國病逝,也是由白先勇護送骨灰返台。我側訪白先勇稱「比我還了解我自己」的畫家奚淞,提到王國祥,他稱呼為白先勇「情人」,語氣直白而大方,《孽子》裡禁錮而無天光的時代,已過去大半。

情感有依歸,5年後,他又創辦《現代文學》,扶持出七等生、王禎和等作家,白先勇自己也在裡頭耕耘出一整部《臺北人》,直到去年,銷量仍位列博客來華文文學百大。父輩的故事歷久彌新,是時代不癒的傷口。香港電視台要拍白先勇紀錄片,希望「從頭說起」,他帶著劇組一路追回桂林會山鎮山尾村,說:「我們白家的祖墳安葬在山尾村。」而整部《臺北人》想寫的,何嘗不是他父親回不去山尾村一事?

但終究是父輩的家。白先勇向我們坦白,身後要葬在台北,家裡規劃的墓園早留好一個位置,此處終究從異鄉變家鄉。25歲,他飛往美國,深造、教學、獲終身職,一住逾半世紀,落地生根,誰又能說那不是家?

做事情有點像爸爸 不願辜負人

在台北家的初訪結束後,他和我們說起位於加州聖塔芭芭拉家中的花園,那是他和王國祥聯手打造的安樂鄉,樹猶如此,但故人不在了。疫情緣故,白先勇也不在,花園現由雇用的園丁照料:「那些花樹有脾性,沒人比我更懂,現在恐怕荒廢囉。」

而他在台灣也沒閒著,出版新書同時,又忙《孽子》舞台劇,「《孽子》搞得我累倒了。我們編制100人啊,排了1年,還好都順利演出。」大家戴著口罩看劇,但觀眾眼淚奪眶、啜泣聲起,他都知道。劇終人散,他還離不開台北,就安排各種宣傳,未畢,《孽子》又迎來了出版40週年版本,復興崑曲的17年過程拍成紀錄片《牡丹還魂》也將上映。我打電話要側訪拍了他17年的攝影師許培鴻,結果他沒空,回:「今天下午都在白老師家開會。」隔日通上電話,我問此事,他說:「老師要把《孽子》舞台劇出成專書。」

但我們和白先勇見面,絲毫感覺不到他有任何窘迫,總是一派氣定神閒。許培鴻說:「和白老師工作不能鬆懈。拍照講究瞬間,他有時忽然說,這裡拍一張,你沒準備好是不行的。」和他合寫新書的史學家廖彥博說:「我沒見過白將軍,但看白老師指揮若定的樣子,就能想像。」我轉述此說法,白先勇沒否認,說:「文人比較懶散,(但)後來我自己做事情,就有點像父親,鍥而不捨的樣子。」

《牡丹還魂》的導演鄧勇星和我們分享工作細節,說白先勇「最在乎的是片尾感謝名單。他非常重視,連排序也改了很多次。他不願意辜負任何人。」一路從《奼紫嫣紅開遍:白先勇》紀錄片跟到《牡丹還魂》的製作人林文琪也說:「白老師會忽然想到誰,就要我們去聯絡。但其實他自己已經先安排好了。他不願辜負任何人,但任何人也不願辜負他。」她形容那過程像是「許願」,一聲令下,指揮眾人如調兵遣將,所有人動起來。

探討君臣性格衝突 讓證據說話

我們也是這樣,跟著他在墓園裡繞。疫情一年,他的沙場在文化復興和父親平反上。1962年,25歲的白先勇在母逝後41日赴美,但那也就是和父親最後的見面。這橋段換過情節,在《孽子》也搬演過一回,戀上阿鳳的將門之後龍子被逐出家門,再回來已見不到父親,最後在傅老爺子的終途上奔喪,短短戲分改寫好多次,他說:「是那本書最重要的場景。」

也是父親葬禮的又一次轉生,再加上父親的孤臣史,他像為父親辦了一輩子的葬禮。54年前,接到電話後的白先勇趕回台北,他說:「我最了解我父親在台灣的處境,很艱難。我自己寫這個,看了蔣介石的日記,更感覺到父親的處境是很危險的。」他為父親作傳像長篇墓誌銘,也像史記,「蔣介石在抗戰後,是民族救星吔,尤其抗戰八年勝利,全國人民舉國歡騰…結果4年不到,一下子垮下來,給打敗了。所以我們這本書最重要的宗旨,(是探討)國民黨是怎麼敗的?」

所以是怎麼敗的?「敗在軍事。就是兩仗,東北四平街,和徐蚌會戰,這兩個都牽涉到我父親很深…」事過境遷,然而往事並不如煙,藏在各種史料裡,電報、函件、手令、簽呈,還有要員的日記、回憶錄等,細細爬梳,讓證據說話,「其實我父親跟蔣介石個人的恩怨,那也不過歷史上多得不得了(的其中一件),君臣之間所謂personality conflict(性格衝突),雙雄不能並立。但我父親跟蔣介石非同小可,他們兩個人的分歧誤了大局…」

白先勇的書桌上方,全是書法家董陽孜為他的作品題字。

白先勇說父親晚年做口述歷史,平時沉穩的人,喜怒不形於色,但「講到這(東北四平街)一仗頭筋都爆起來,扼腕頓足,遺憾遺憾遺憾。」兒子轉述的語氣也像父親,或說整個人都成為了父親。他說書成之前,有時會「突然夢到爸爸那個臉色不好看,我自己guilty(內疚)大概。寫完後,父親夢中的形象就比較不沉重了。」

作品訴盡天倫之夢 何處覓源頭

我和奚淞聊到他之前和白先勇對談,說白光的歌聲撫慰了《臺北人》小說裡人物的傷痛,那是一種怎樣的歌聲?「一種縱情、享樂、繁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歌聲。」聊到最後,奚淞沒播白光,反倒是放了郎毓秀的〈天倫歌〉給我聽,歌詞唱:「人皆有父,翳我獨無,人間有母,翳我獨無。白雲悠悠,江水東流,小鳥歸去已無巢,兒欲歸去已無舟,何處覓源頭,何處覓源頭。」歌聲十分淒涼悲苦,奚淞說:「白先勇之前聽這首歌,哭了。他的小說,寫的都是天倫,他寫父親三部曲,也是天倫。」

所以《臺北人》也是天倫。採訪結束前,我問他:「會不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才是真正《臺北人》未竟的、還在寫的最後一章?」他又笑了,回答得乾脆:「本來就是這樣子啊,我都八十幾歲了,第二代的,在大陸出生的,童年在大陸過的,很少了,而且是最後的了。」

1955年白先勇(右1)和家人於松江路家外留影。他說彼時松江路還算是台北的「邊陲」。(時報出版提供)

但又好像不全然是。初訪時就問了他,回不了美國,會覺得自己也像《臺北人》裡的人一樣,「受困」在這裡嗎?他又笑了,說:「沒有,我希望多困一點,多休息一點,我現在忙得不可開交。」

年紀也沒有困住他。2年前我們採訪,問他年過80,還會心猿意馬嗎?他答:「會啊,怎麼不會呢?」2年後我往下追問,他又說:「唉呀,你們不要以為老人就老僧入定了,老人還是人,你說老人真的要把什麼都看開…我們常都覺得祖父輩的怎樣,錯了!阿公、阿嬤不好意思講,你不要忽略老人。我覺得我沒什麼變的。」

但活過了筆下角色的年紀,現實中的他反倒變赤子。解嚴前一年,他還寫過信給《孽子》阿青,談及同志各種困頓處境,同婚過後,還想對阿青說什麼嗎?結果他像對所有筆下的人物提醒般,只說:「快點回家。終於可以回家了,快點回家。」

更新時間|2021.01.16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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