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貨櫃屋2】他突然遭遇工殤淪落底層 蝸居者全是經濟弱勢

文|鍾岳明    攝影|鄒保祥    繪圖|林媛婷
住1樓貨櫃屋的阿文說,他房間鄰近樓梯與廁所,人來人往,蟑螂、老鼠較少,但一旁樹叢常有唦唦聲,他懷疑是有蛇窩。

民政局去年底清查統計,台北市列管的蝸居數量達45處,卻不包含像南港貨櫃屋這樣,連房屋都不算的違建聚落,這次曝光全和60歲的阿坤有關。

2019年1月4日,清潔工阿坤在福利社和幾位住民聊天,那是他們平時活動的「客廳」,「我站著,突然整個人倒下,人昏去都不知影,右手右腳不能動,不知誰送我去醫院,出院才知道右腳中風、左腳尿酸過高(痛風)。」他無親無故,經濟能力差,被社工通報成為輔導個案,1個多月後出院,被安排住進老人養護機構;但沒多久,他又逃回貨櫃屋住。

2020年4月26日錢櫃大火造成死傷,林靜莉擔憂阿坤租處安危,前往探視,發現居住環境惡劣,便報告區長王先黎。王先黎請警方清查住民人數與身分,並會同10個局處單位會勘,迅速擬定遷移住民和拆除貨櫃的計畫。6月社會局協助住民遷離,有17人另尋租屋處,3人依親。7月房東自行拆除貨櫃時,高溫鐵水滴落引發火警。直到10月,才由建管處依違建強制拆除2樓住人的貨櫃屋。

 

安置受限 出走追自由

南港貨櫃屋迅速結案,南港區長的明快處置也獲柯市府在社安網會議上表揚。然而我們不禁好奇,為何有這麼多住民,甘願蝸居在都市菁華區裡的「人間煉獄」呢?

瘦小的阿坤來自台中,他拄著撿來的拐杖、用台語說:「我是孤子,囝仔愛𨑨迌,字一半不識,少年就出來工作,以前住家裡,後來爸媽把房子賣掉,我媽叫我上台北工作。」30多年前他到台北做清潔工,一週工作6天,可賺2萬多元,大多住在鐵皮屋或工寮,狀況好時住過月租6,000多元的公寓雅房,但後來繳不出房租,就被朋友介紹到南港貨櫃屋居住。

他認為繳不出房租,是因為物價飆漲,乾麵從30年前一碗20元,漲到一碗4、50元,還是小碗的。薪水不變、物價翻倍,他安慰自己:「還好我胃口不大。」2年前中風,為何不接受機構安置?「我想出來走走,就出來走走,多自由啊,這就差很多耶!」我們約在公園訪談,儘管阿坤不良於行,仍舊來去如風,我轉頭和其他住民說話,他馬上就不見蹤影。

有自由的地方,才是「家」。同樣從機構跑出來、住進貨櫃屋的,還有住民中最年輕的阿文(化名)。50歲的阿文國中畢業,卻是住民最信賴的對外溝通窗口。他出生於台北內湖,父母是送貨工,家境小康,年輕時和女友生下一女,女友就跑掉。當時阿文的媽媽要洗腎,女兒要人照顧,父母逼他花2、30萬元娶大陸配偶,「我不想跟大陸妹結婚,他們的心態像請外勞,所以我跑掉,自己生活,小二的女兒給爸媽養。」

詢問住民阿坤往事,他幾乎都忘光了,只擔憂當下說:「我現在沒工作,剩一手一腳,人家怎麼會請我?」

他原本是打磨大理石地板的技術人員,月薪45,000元,沒想到10年前,老闆騎車載他趕工地,酒駕自摔,害他頸椎斷裂,「我頸椎假的,打鋼釘,左半身不能動,都萎縮了,只能靠右腳走路。」他說話吃力,聲音含糊,許多詞語我必須反覆確認。

他無法工作,生活也無法自理,唯一的妹妹嫁人,父親把他送進護理之家,他形容那3年半像是「被關在裡面」,於是「我偷跑出來,前老闆分期賠我115萬元,口袋有點錢,就去基隆租屋。」有次,他領2萬元放口袋,但手不方便,沒放好就掉了,「我忽然生不出錢,把押金住完,就回台北跟朋友借幾千塊錢,睡公園。有人通報社工,把我送到流浪之家,又幫我申請身障補助。」

 

互利依存 收容弱勢者

他幾度在租屋、收容所和公園間徘徊。3年前,負責賠償的老闆罹患憂鬱症,付不出剩餘賠償金,他的存款也見底,他認為內湖家裡小,父母身體不好,回家只是造成負擔,於是經人介紹住進貨櫃屋,靠中低收入加身障補助,「1個月8,500元,扣掉房租3,300元,剩5,000多元,自己煮飯,生活還過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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