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坤後來才知道，當時中風送他上救護車的人就是房東。他認為房東人不錯，有多的飯菜、餅乾會不定時分給大家，平時在福利社賣保力達、香菸、飲料、啤酒、泡麵，價錢跟外面一樣，更重要的是能讓住民賒帳；「但我繳不出房租，也被趕過2、3次，我還是硬住，沒地方去，就晚一點交，不然要住哪？他會大小聲，但是沒有把我拖出去。」
房東的「仁慈」與房客的「無奈」，形成特有的依存關係。林靜莉認為最大問題是，「住民不相信有人會幫他們」，起初社工訪視不到住民，以為他們是外出做工，後來才發現有些住民是刻意躲避，「他們不相信住那麼久的地方，說拆就拆，對他們來說，這裡便宜又有朋友互相照顧，他們沒意願搬家。」直到去年5月底建管處張貼拆除通知，阿文才帶著阿坤和戴伯（化名），來南港社福中心求救，3個人蹣跚跛行卻相互扶持的身影，令她印象深刻。
租屋押金 成經濟重擔
社福中心的謝姓社工回憶：「戴伯剛來很害怕，講沒幾句就哭了，他手足不親，沒有子女，又是經濟弱勢，現在連住的地方也沒了。我帶他申請低收補助，他就跟我交代遺言，說死了要埋在老家，他不信自己能申請到補助，直到拿到低收補助公文才相信。」
外人看來毫無居住品質的煉獄，是戴伯唯一能遮風避雨的家。67歲的戴伯，激動地操著台灣國語說：「我做粗工，工資沒多少，做半死，一天1,100，排不到工就沒有。我在南港貨櫃屋來來去去住十幾年了，房租便宜，主要是沒押金。」馮麗芳說：「不收押金的房東，100個找不到1、2個。2017年通過《租賃管理條例》規定押金上限是2個月，但對弱勢者是沉重的負擔，對房東來說又覺得不夠。」
戴伯來自東部農村，只有國小畢業，當鐵工學徒，30多歲上台北工作，「公司做化糞池，我年輕時身體很壯，糞管幾百公斤，我一個人拖，住工寮不用錢，1個月賺5、6萬元。」50多歲媽媽過世後，兄弟主張賣掉老家房產和1,000多坪土地，「我沒結婚，不跟兄弟計較太多，他們有老婆、孩子，分比較多，我分不到1,000萬元。」
他在老家附近買房，自稱1年後被人設計，房屋、存款全都沒了，只好來南港做工，卻罹患嚴重白內障，「我以前焊鐵，眼睛痛都用冰塊凍著，做1、20年，沒檢查眼睛，也不知道怎樣，後來眼睛不好，不能焊鐵，身邊又沒錢，只能做粗工，時有時無。」沒房、沒存款的工人，沒有退休的權利，戴伯過著賺一天、花一天的日子，拮据時就住貨櫃屋，手頭寬裕就搬出去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