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王浩直言：「（南港貨櫃屋）這些人可以住1個月3,000元的房子，他們一輩子都住不進去社宅。」崔媽媽基金會居扶部主任馮麗芳認為：「社會弱勢者無法負擔租屋市場的高租金，也不容易租到房子，這群最難租的人應該由政府照顧，所以社宅比例應開放給弱勢者更多，如果社宅、包租代管都是成本考量，會排擠掉真正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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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貨櫃屋番外篇】從貨櫃屋事件看明倫社宅 柯文哲言論惹議
南港貨櫃屋事件爆發後不久，台北市長柯文哲即鬧出「明倫社會住宅」爭議，以照顧弱勢為目標的社宅，推出最高44坪月租40,500元，及最低12坪月租12,900元的租金價格，南港貨櫃屋的「低廉」與明倫社宅的「昂貴」，呈現出台北市租屋價格的極端化，柯文哲當時回應「不希望社會住宅都住窮人」的言論，也引發社會輿論批評。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辦公室主任林育如，針對社宅爭議解釋：「民國5、60年台北有一批平價住宅社區，低收入戶集中居住，且社福系統的輔導機制無法讓多數低收入戶遷移出去，貧窮家庭無法脫貧，改善現狀、向上流動，久了就變成帶負面標籤的『貧民窟』。因此柯文哲的社宅有一定租期，讓居民不會一直在裡面，同時也納入一般家戶，想打破負面印象和流動不足的狀態。」
然而林育如也說：「每個家庭處境不同，弱勢狀態也不同，有些家庭需要階段性資源協助，之後可以自立，這些對象需要設立租期，這樣會讓他們更有動力往上流動；但老人家和特定身障者很難改變狀態，回到租屋市場很難解決他們的居住需求，他們需要更多元的社福資源，不能全部都歸為一類。」
她強調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不斷倡議，將社宅的弱勢居住比例從目前的30%提高到50%。「現在的家戶所得認定太寬鬆，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應該先集中照顧真正的弱勢族群。社宅租金的估價基準是依租屋市場打折（約7～8.5折），但我們希望能回歸到『家庭所得可負擔』的方面，依照不同家庭所得收入，有不同的差額補貼，這樣當然會對地方政府財政造成壓力，但既然地方政府願意做社宅，中央政府也應該給足資源，幫地方政府降低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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