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宏專訪2】他替催眠師翻譯卻自己被催眠 進入童年被抹除的夢魘

文|蔣宜婷    攝影|王漢順
陳思宏對廢墟著迷,他喜歡想像一個地方從繁盛到殘敗,就像「壞掉」的人才有故事。

「我是一個太奇怪的存在,但我喜歡的事情,爸媽又不能處罰我,我喜歡讀書、看電影,看電影這件事情有嚇到我爸媽,」鄉下地方沒電影院,十多歲的陳思宏沉迷錄影帶出租店,沒人租的歐洲文藝片,他當作寶貝,「我還看過馬龍白蘭度的《巴黎最後探戈》,一部小孩子不能看的電影,很多激烈性愛場面,我爸媽看到我在那邊看,怎麼辦?他們當時的心情,應該跟現在爸媽發現小孩子在看pornhub的心情一樣。」

還有另一件奇怪的事,他也很早就發現了。他父親經營貨運生意,家裡常有形形色色男性工人來去,「我很小很小就知道了,很多時候我會接到他們給我的一些訊息,不是愉悅的、不是性騷擾,但是你會感受到一個什麼東西。」青春期他喜歡上同班男同學,暗戀多年,卻怎麼也說不出口,「當然很痛苦,你在一個封閉的狀態底下,又找不到世界上有任何一個人跟你說:『沒關係你並不孤單,你其實沒有那麼特別,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gay。』」

每次回台灣,陳思宏習慣從車站散步回家。鄉間路上少有年輕人,常引人側目。

1993年,陳思宏高二,李安的《喜宴》在柏林影展得到金熊獎。當時他已確認自己是同志,但島嶼仍缺乏性別教育,同學笑他娘娘腔、罵他變態,老師在講台宣揚:「愛滋病是同性戀的懲罰。」他渴望愛,胡亂投射情感,覺得自己又醜又蠢,常萌生傷害自己的念頭。脆弱時,他打開朋友寄給他的《喜宴》劇本書,書中紐約同志「驕傲」上街的照片、李安的簽名成為隱形盾牌,替他擋掉外來刀劍。

大學放榜,陳思宏如願考取輔大外文系,逃亡台北,在西門町紅樓,他終於雷達全開,感受電波亂竄;1998年他拿到文學獎獎金,把鬼地方拋得更遠,沒開賓士,倒去了生產賓士的國家,「英美國家不夠遠方,我要去語言聽不懂的地方,剛好朋友送我一張德國的CD,是來自柏林的樂團。」2004年他正式定居柏林,歐洲大城裡沒有半隻鬼,自由的狀態使他專注寫作,陸續出版《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等暢銷書,但寫著寫著,他卻寫回了永靖。

陳思宏青春期一直想逃離故鄉,永靖車站有通往台北和自由的區間車。

 

藉文學書寫 終結遺忘的過往

「時間是一個很可怕的概念,你覺得它已經過去了,可是它還是會回來找你,」陳思宏終於放慢了語速,停頓說:「我先講一件事情。」

大學時,他偶然替外籍催眠師翻譯,不料自己反被催眠,陷入一段被抹除的童年記憶。他清楚看見,鄰居哥哥把他放進裝新冰箱的巨大紙箱裡,拉下褲子的拉鍊,「他叫我對他,」陳思宏模擬拉拉鍊的手停在空中,靜止1、2秒後才說出「口交」2個字,「我小時候哪知道什麼叫口交?但我的回憶到這裡就停了。」他第一次發現自己曾被性侵,但記憶卻被硬生生截斷,沒有後續,催眠師結束後告訴他:「我知道你剛剛去了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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