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我時任《壹週刊》總編輯,收到一份記憶卡。放進電腦一看,是國安局的極密檔案,我把資料印出來,交給主跑國家安全情治系統的資深記者謝忠良,他開始不眠不休地採訪調查。這就是「李登輝國安密帳」這篇動搖國本雜誌封面故事的源起。

細數這份資料,包括明德專案、當陽專案、奉天專案、維新專案、鞏案、816案、兩國論專案等,涉及台美日情治外交的諸多檯面下運作。要解讀的內容太多,謝忠良單線作業,整個雜誌社也只有我和他知道此事。他把資料帶回去先爬梳出新聞疑點,再找長時間建立的採訪對象查證解讀。

謝忠良說:「每做一條新聞便少一個朋友。這次解讀國安密帳,動用了許多老關係,對這些查詢的朋友,我離開時都跟他們說,這輩子不再見面。」「因為絕對機密的洩密罪,動輒死刑、無期徒刑,我要替他們著想。」

謝忠良長年採訪國安單位,深知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所以這段期間我買了許多簡易手機及易付卡給他,每聯絡一人,電話用過即丟。他與採訪對象見面,若在大樓只走樓梯不坐電梯,怕事後追查影像溯源。由於後來得知記憶卡是劉冠軍寄來的,他在國安局的會計部門擔任收發,因此這份記憶卡資料只有專案細目及金額,用途及內容付之闕如,謝忠良需要把每一筆費用查出使用目的,因為這才是新聞報導的重點。

為了查明密帳用途,謝忠良進行綿密的調查採訪。有一次為了解讀密帳內容連絡關鍵人士訪問,謝忠良將車先開到圓山飯店後山停車,再徒步到前廳叫車,坐上計程車前往採訪的路上,他將連絡手機丟出車外,讓後面疾行的車流輾碎手機。之所以必須那麼謹慎,是因為我們要對抗的是整個國家機器,而在那個年代,媒體沒有犯錯的空間。

俟整個金流脈絡爬梳清楚後,謝忠良開始接觸國安局當事人,第一個碰的是國安局會計長。果真,一接觸查證,謝忠良就接到國安局首席副局長黃磊的電話約他見面,謝忠良要求國安局長親自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