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拍攝紀錄片對制度提出批判，蔡崇隆呈現給觀眾的影像雖然痛苦、觀點犀利，但他相信集體行動的力量，並且正親身為之，「目前這裡（越在嘉）是一個假日之家、海外之家，基本上我們知道有什麼（關於移工）事件，就會盡量去幫忙，把年輕人拉進來一起做，希望這裡未來變成一個組織⋯我覺得我們不是在沙漠裡面做這件事，只是比較慢，會有夥伴或同伴一起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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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隆九槍番外篇】拍紀錄片也經營NGO 蔡崇隆：個人是有限的，我們要有同伴
這五年，蔡崇隆除了教學及拍紀錄片外，生活的另一個重心是與太太阮金紅一起經營「越在嘉文化棧」，這個位於嘉義民雄、促進越南移民工交流的空間，除了建立社群，也提供移民工法律服務、心理諮詢。訪談拍攝當天，蔡崇隆便在巷口與隔壁家的越南看護工打招呼；對方經過越在嘉的協助找到雇主，現在成為了他們的鄰居。見到生人，她有些害羞，一溜煙就不見人影。
蔡崇隆念書的時期，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80年代末。他就讀輔大傳播所時受到老師及同學啟發，從原本較保守，到開始參與街頭抗爭，「野百合學運我們都有去，但就是旁觀者，因為我們已經是研究所，後來郝柏村上台、反軍人干政，我們就跑到街頭去，」他回憶道，「反軍人干政其實不像野百合學運那麼大，很多人已經對李登輝很失望，比較激進派才會繼續留在街頭上。」
「學生想像野百合那樣再來一次，我有去中正紀念堂坐一下，但只是坐一下，就被載上鎮暴車，我好像是被丟到公館那邊，然後再回來，」時隔多年，年輕時與國家機器交手的畫面至今仍深刻留在他心中，「我們又回到現場，那時已經晚上，我還記得鎮暴警察就在中正紀念堂前面，不要讓我再靠過去，他們整排『蹦、蹦、蹦』這樣走過來，我們有點像要打游擊戰，想要挑釁，一邊罵他們，一邊後退⋯黑夜那一幕，鎮暴警察從馬路這樣走來，我印象很深，但那終究沒有辦法，因為人太少了就散了。」他輕輕說。
「多少是有點恐懼，有點怕怕的，我們不是很激進的，沒有辦法成為運動我們就退了，就回到學校繼續唸書。」但群體的力量已經多少改變了他。蔡崇隆早年在第一份工作自立早報擔任記者期間，也意外成為工會談判代表，「雖然我是菜鳥，但因為我跑勞工線，工會幹部就帶我進去，有十幾個勞工代表，」參與談判過程，他見識過資方大老闆的嘴臉，也體會過工會強大的抗衡力量。
參與工會成為蔡崇隆重要的經歷。之後他更參與成立民視工會，在公視工會擔任常務理事；2006年，他與楊力州導演及黃信堯導演討論後，3人發起組織紀錄片工會，擔任第一屆常務理事。在電視台工作期間，他享有勞、健保的保障，但開始獨立製片、離開體制後，才發現自己暴露於風險中，若在工作過程中受傷，完全沒有保障；許多跟他一樣的工作者無法申辦勞、健保，為了自保，只能亂加入職業工會，「連瓦斯工會都有⋯講我的個人生命，很多人都看到紀錄片導演、記者各個面向，但比較少看到工會這個層面，我們紀錄片工作者就是影像勞動者，要有工會意識、勞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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