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年,蔡崇隆除了教學及拍紀錄片外,生活的另一個重心是與太太阮金紅一起經營「越在嘉文化棧」,這個位於嘉義民雄、促進越南移民工交流的空間,除了建立社群,也提供移民工法律服務、心理諮詢。訪談拍攝當天,蔡崇隆便在巷口與隔壁家的越南看護工打招呼;對方經過越在嘉的協助找到雇主,現在成為了他們的鄰居。見到生人,她有些害羞,一溜煙就不見人影。

藉由拍攝紀錄片對制度提出批判,蔡崇隆呈現給觀眾的影像雖然痛苦、觀點犀利,但他相信集體行動的力量,並且正親身為之,「目前這裡(越在嘉)是一個假日之家、海外之家,基本上我們知道有什麼(關於移工)事件,就會盡量去幫忙,把年輕人拉進來一起做,希望這裡未來變成一個組織⋯我覺得我們不是在沙漠裡面做這件事,只是比較慢,會有夥伴或同伴一起來做。」

蔡崇隆念書的時期,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80年代末。他就讀輔大傳播所時受到老師及同學啟發,從原本較保守,到開始參與街頭抗爭,「野百合學運我們都有去,但就是旁觀者,因為我們已經是研究所,後來郝柏村上台、反軍人干政,我們就跑到街頭去,」他回憶道,「反軍人干政其實不像野百合學運那麼大,很多人已經對李登輝很失望,比較激進派才會繼續留在街頭上。」

「學生想像野百合那樣再來一次,我有去中正紀念堂坐一下,但只是坐一下,就被載上鎮暴車,我好像是被丟到公館那邊,然後再回來,」時隔多年,年輕時與國家機器交手的畫面至今仍深刻留在他心中,「我們又回到現場,那時已經晚上,我還記得鎮暴警察就在中正紀念堂前面,不要讓我再靠過去,他們整排『蹦、蹦、蹦』這樣走過來,我們有點像要打游擊戰,想要挑釁,一邊罵他們,一邊後退⋯黑夜那一幕,鎮暴警察從馬路這樣走來,我印象很深,但那終究沒有辦法,因為人太少了就散了。」他輕輕說。

「多少是有點恐懼,有點怕怕的,我們不是很激進的,沒有辦法成為運動我們就退了,就回到學校繼續唸書。」但群體的力量已經多少改變了他。蔡崇隆早年在第一份工作自立早報擔任記者期間,也意外成為工會談判代表,「雖然我是菜鳥,但因為我跑勞工線,工會幹部就帶我進去,有十幾個勞工代表,」參與談判過程,他見識過資方大老闆的嘴臉,也體會過工會強大的抗衡力量。

參與工會成為蔡崇隆重要的經歷。之後他更參與成立民視工會,在公視工會擔任常務理事;2006年,他與楊力州導演及黃信堯導演討論後,3人發起組織紀錄片工會,擔任第一屆常務理事。在電視台工作期間,他享有勞、健保的保障,但開始獨立製片、離開體制後,才發現自己暴露於風險中,若在工作過程中受傷,完全沒有保障;許多跟他一樣的工作者無法申辦勞、健保,為了自保,只能亂加入職業工會,「連瓦斯工會都有⋯講我的個人生命,很多人都看到紀錄片導演、記者各個面向,但比較少看到工會這個層面,我們紀錄片工作者就是影像勞動者,要有工會意識、勞動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