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特映會看完《九槍》之後,當下決定與蔡崇隆約訪。幾年前,我曾在別家媒體採訪過越南移工阮國非死亡的新聞,實際走過其中槍的草叢溪畔,並在他火化當天與他的家人見上一面。那些畫面疊合紀錄片殘酷的影像,讓我觀影當下痛苦得無法呼吸。身為一位長期關注移民工議題的導演,他如何完成這一部紀錄片?影片上映後他又面對了什麼?我對這一切都很好奇。

實際看到紀錄片前,蔡崇隆已經獲得當年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他在領獎台上選擇沈默,由製片李佩禪發表感言,事後他解釋,此舉象徵移工無法發聲。紀錄片獲獎後,不僅引發媒體關注,他也開始接到大量反面的批評與攻擊;甚至連紀錄片中的執法警員,都曾於其粉絲專頁留言。

特映會現場,許多觀眾拋出問題。有人想看到這部片更多探討警察執法層面的內容,對於不同的移工工傷死亡個案,也抱持問題;對於這些問答,蔡崇隆的回應都很直接(偶爾令人不禁捏把冷汗),他如此解釋:「我一開始就設定我目標觀眾一定要有非同溫層,所以這部片子沒有辦法很深,太深非同溫層會進不來;它(九槍)有一定的廣度、深度,這部片想讓觀眾看到個案也看到結構,其實很貪心,有些地方無法深入,我們對阮國非所知有限,一部紀錄片無法談這麼多⋯紀錄片不是百科全書,不可能看一部片,什麼事情都了解,那紀錄片也太偉大了吧?」

也有不少人詢問這部片會不會造成更大的對立?為何沒有訪談開槍的警員陳崇文?

對此,蔡崇隆也反覆解釋,「到中後期以後,我就決定不訪問陳崇文了,(因為他配戴的密錄器內容)他已經算是我的攝影師之一,他拍的東西已經說明了他的狀態,還要問他什麼呢?除非我要追殺他,還是有人會問你為什麼不放陳崇文?要問他怎麼樣?『你覺得後悔嗎?』他就覺得不後悔,我大概知道他會回答什麼,如果我不知道他會回答什麼,也許我會去問看看。因為法庭我有旁聽,後來聽他姑姑講、聽律師講,他的態度一直認為他在執行公務。如果這樣狀態的人問他,就是要吐槽他而已。」

「我對學生也是這樣講,我做訪問,如果已經知道答案了,我不用去問,除非我要去修理他,我做採訪就是要去問出我不知道的東西,那個採訪才有意義;除非我要修理他,比如說蘇建和案裡面對那些檢察官警察的方式。」蔡崇隆認為,在《九槍》中,他並不想造成更大的移工與警察的對立,也已經試圖公平對待不同方,片中警員的姑姑也已經為其發言,經他考量,姑姑的口條更能清楚表達這一方的看法,「第一次在法院的時候,她跟(陳崇文)媽媽一起講是講一個點,『你們(挺移工者)有比較大的聲量,我們都沒有,還有我們如果不是窮,我們幹嘛當警察?』,第二次是在強調,他盡忠職守還要判刑?在菲律賓就沒事,為何在台灣就有事?還要賠錢?這都具有一個階層的代表性。」除了警員家屬外,他也在片中訪談兩名資深警員討論現場開槍的情況,指出制度失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