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港人心聲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香港主權移交 22 年,港人身分認同出現重大變化。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最新調查,經歷反送中運動,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有 53%,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 11%,創下新低。

22 年來,香港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七一遊行之際,我們訪問 10 位不同領域的香港人,重訪記憶中曾經美好的生活空間,他們感嘆:過去香港美好的人情味,親近土地的生活方式,中西並融、熱切沸騰的次文化,隨著一次次政策變動和大規模拆遷,再也回不去了。儘管面對高壓政權,他們不輕言放棄,相信每次失敗都將是未來成功路上的一步。

我香港人 我驕傲

小檔案:黃耀明,57 歲,歌手

記憶地點:中環香港大會堂

黃耀明是香港知名歌手、唱片製作人,1980 年代與劉以達等人組成「達明一派」樂團。他敢於對政治發言,雨傘運動後遭中國市場封殺。

中學會考那年,同學忙著讀書,只有我完全不準備,跑到香港大會堂來看電影。李察吉爾的成名電影《美國舞男》在這裡首映,電影導演特地來分享。我知道要考試了,也明白電影可以日後去戲院看,但導演講話只有這裡聽得到啊!

以前香港沒有那麼多文化場所,很多音樂會、歐洲藝術電影、國劇等,都是在香港大會堂放映或演出。大會堂就像我的窗戶,我從這裡開始看到世界。以前出了大會堂門口,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就在眼前,外面就是海。

九七回歸後,香港漸漸變了。像現在這裡,我們雖然還能走到港邊,但填海造陸後,距離海港非常遠了。當年兩個碼頭要遷移時,市民開始討論填海造陸會不會影響海洋生態?那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里程碑。碼頭還是移走了,海港也愈來愈小,但這裡有我的文化記憶和抗爭記憶,所以特別有感情。

回歸後,香港表面上,馬照跑、舞照跳,但有無形之手掐著,很多人不敢說話,隨便發條 IG 或 FB,就會有人罵。我們表面上還有自由,但很多人自願放棄自由,因為我們的工作跟大陸關係密切,所以還是少說一點吧。但我從第一天做音樂開始,就什麼都不怕,自由慣了,不想突然改變。

傘運時,我人在歐洲,不斷看著手機裡的畫面,那是我沒有見過的中環,覺得很陌生,也很驚嘆,香港是經濟掛帥的,市民怎麼可能癱瘓金融中心?我馬上改了機票,當天早上飛機才降落,下午我就走進金鐘了。我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但沒關係,參與這個行動比什麼事情都重要。

其實傘運之前,我的微博已經被封。以前只是幾首歌不能在中國唱,傘運後,連人也被封殺,沒有工作敢找我。從小到大,我不知道我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我英文不好、普通話也不好,我什麼都不是。現在,我很篤定知道自己是很實實在在的香港人。我不知道這次反送中運動會走到哪裡,但我很驕傲,香港人甦醒了。

書店怎麼不見了

小檔案:鄧小樺,41 歲,作家、詩人

記憶地點:旺角西洋菜南街

鄧小樺是《字花》發起人之一,現為《虛詞.無形》總編輯,有時參與社運。她是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電視文化節目主持人,亦在各大專院校兼職任教。

以前香港沒有「獨立書店」,我們稱「二樓書店」或「樓上書店」,地面樓租金貴啊。念研究院時,我住在旺角,下樓沒幾步就是西洋菜南街,這是香港書店街,最熱鬧時有二、三十家書店,我最常去樂文書店、序言書室、榆林書店等,很好買的,常常走沒兩間店,就已經抱不動,先搬回租屋處。

去年是我特別傷心的一年,西洋菜南街行人徒步區被封,街道重回給車走的路。雖然最初那街也沒有行人專區,但很多文青、知青、社運朋友在這聚集,席地坐了就聊天,還有人開來小車,後頭電視播放抗爭影片,都是一般電視台不會播的,當然人就聚著看,警察來查來趕,他們頂著,週末又來。我在這住了五年,那時我常在樓上寫論文,下面要衝突了,朋友電話來,揹著背囊衝下樓幫忙。當然也學會偽裝,警察過來,我一轉身:「要去書店。」還真的去買書,書提上樓,又下樓幫忙。

後來,西洋菜南街有了行人專區,街頭藝人也來了,討生活嘛!大家都能理解。但賣藝被視為行乞,是會被抓的。每次警察來,大家就把街頭藝人圍起來,讓警察抓不了。後來有個街頭藝人告上法庭,竟然勝訴。這裡真是個戰場,打到可以合法賣藝,這也是對於公共空間的抗爭。傘運後,也有老人家風雨不改地在這裡要求真普選,這是他們政治表達的空間。

去年,政府以大媽賣藝、法輪功爭議造成騷動,取消行人專區。我特別難過,有爭議應想辦法管理,怎麼直接取消呢?知道這只是藉口,拿走的是我們表達意見的空間。現在的西洋菜南街不一樣了,那些長到路面的好看招牌被拆,樓價愈來愈高,書店剩零星幾家。

傘運後,香港人幾乎沒了自信,感覺政府想做什麼,人民都阻止不了。但反送中行動後,國際非常關注,香港人的自信回來了,感覺又有點希望,政府再不能這樣膽大妄為了。

我到社運現場去上學

小檔案:周明月,65 歲,退休人士

記憶地點:中環

周明月在台灣出生長大,21 歲嫁到香港,長居至今,住過荃灣、元朗、天水圍等地,近年積極參與各式社會運動。

21 歲那年,我從台灣嫁到香港。飛機降落那天是平安夜,隔天就是耶誕節。先生載我到中環德輔道中、甘諾道中看耶誕燈飾,那時的中環真美,封路讓人可以走在街上看燈,身邊都是外國人,街道兩旁都是外國公司。中環文化中西並陳,什麼都有,我很喜歡。

以前在台北,我在旅行社當遊覽車小姐,接觸很多外國客人,台灣人和日本人都很大男人,但香港男人不一樣,我帶客人去故宮,香港男人會幫太太或女友揹包包,很好的。這張照片是來港第二天拍的,我穿的是當時的牛仔名牌 BangBang,現在都消失了。

兒子小學時,先生紅斑性狼瘡過世。我一個人把孩子帶大,倒也沒什麼辛苦的,就兼兩份工。兒子後來去台灣讀大學,留在台灣當社工。反而是我留在香港,不想回台灣了。回去幹嘛呢?跟家人也沒話聊。香港住了一輩子,還是在這吧。

第一次去參加社會運動,是反高鐵行動。兒子隔海叫我去幫忙,我就去了。我看到朱凱迪那些年輕孩子四天三夜跪地苦行,覺得真了不起,很多才是中學生啊。哪像我,年輕的時候都在鬼混、到處玩,從那時開始,我就常去社運場合,下班後如果有空,就會去。

佔中時,我在公司看電視,看到警察放催淚彈,一下班就跑去聲援。兒子也從台灣回來,我們常去旺角和金鐘,給佔中的孩子買點東西吃,暖暖胃。他們睡街道睡帳棚,還要當心警察清場,怎麼能不幫忙?我只讀到小學,一直想再念書。佔中時,有些老師學生會在街上講課,我聽他們講歷史,講黑人為什麼反抗,覺得很滿足。

這次反送中,6 月 9 日、12 日我都有去遊行,隔天飛回台灣探親。但在台灣時,整天都在看香港新聞,不放心啊。6 月 26 日愛丁堡廣場集會前,我又飛回來,趕緊去參加,給他們支援。香港是台灣的前線,香港守不住,台灣也守不住的。

我想真正在土地上生活

小檔案:連安洋,35 歲,文化農夫

記憶地點:石崗菜園村

連安洋本來學藝術,曾聲援菜園村拆遷事件,雨傘運動後,投身農夫工作,目前是獨立書店成員。

我種過田。記得有一天在田裡很餓,當場拔下即將收成的玉米來吃,那鮮甜的滋味,對我衝擊好大。原來,人可以透過努力,為自己提供食物。香港很早就城市化了,城市化讓我們對土地沒有歸屬感,我們吃外來進口的菜,在高樓上「離地」居住,從未真正在土地上生活。

第一次到菜園村,是 8 年前政府要建廣深高鐵,菜園村面臨拆遷問題,我來聲援。我走在村裡的小路,看到路旁有磚砌的屋子,也有鐵皮屋,有人、有田、有狗,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想留下來。但政府有沒有想過,拆遷後拿走的不只是空間,還有他們所有的生活方式。

後來,高鐵項目預算過關,菜園村還是拆遷了。但我開始想,什麼是土地?什麼是自給自足的生活?雨傘運動是另個覺醒時刻,逼我思考,如何為理想的環境做該做的事?我住在大埔,跟太太討論後,在家附近租了田,開始農夫生活。起初整田,四米高的雜草全都徒手砍,有天整一整,掉下田鼠窩,幾隻田鼠跑來跑去,我很驚奇,就這樣跟蛇啊魚啊鼠啊一起生活了 3 年。現在,我女兒八歲、兒子二歲,我沒特別教女兒,但她已經認得好多農作物,這讓我挺驕傲的。

以前,香港農糧自給率最高曾超過 30%,現在不到 2% 了,多數蔬菜從內地進口。香港忙著發展經濟,農田不再耕作,等著發展商來圈地,直到菜園村跟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香港人的土地意識才開始覺醒。但,已經回不去了。

你問我,對香港未來有什麼想像?這幾年,政府不斷蠻橫通過法令,中共愈來愈收緊對香港的控制。這題真要回答的話,我滿悲觀的。現在的香港不是我覺得最美最理想的香港,香港最美好的東西每天都在失去。但我想留給孩子好的身教,一個關於公民社會的想像,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成為一個「人」。

香港的創作者被紅線圍繞

小檔案:黃照達,45 歲,漫畫家

記憶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黃照達在英國讀藝術,現為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講師,在明報畫政治漫畫 13 年,不知道哪一天會踩到紅線。

小時候住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裡有一個涼亭,電視節目「城市論壇」每個禮拜天都在這裡舉行現場錄影。正反兩方針對一個主題辯論,很有火花的,最出名的是台下有一群「維園阿伯」,他們通常很親中央政府,會用大聲公對著台上發表意見。這是我的政治啟蒙。

其實我一直不太關心時事,在英國讀藝術的時候開始畫兒童漫畫,有點像幾米。但 2003 年是香港社會很動盪的一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遊行 50 萬人上街、SARS、張國榮跳樓自殺、房價暴跌,衝擊很大,我當時不在香港,透過新聞,更擔心家鄉的事。回來香港後,2006 年報社編輯問我有沒有興趣畫政治漫畫?我沒畫過,開始每天看新聞,用平民的角度去講述。兒子出生後,我會想一個父親要怎麼跟孩子介紹這個社會?我會畫父子一起看電視新聞時的對話,希望政治漫畫可以有反思,不只是很情緒化地醜化政治人物。

回歸 20 週年的時候,我畫香港旗幟逐漸被中國國旗取代,上面是一夥官員,有一個人站在下面用微小的力量賣力抵抗著。港人害怕香港消失,例如自由行後太多內地遊客令生活感到不便,廣東話變得不再那麼重要。DQ 事件後,人們開始害怕說錯話的政治後果。我畫了一幅畫,創作者周圍被很多紅線圍繞,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紅線是隨時會改變,漫畫家創作變得不敢暢所欲言,大家活在恐懼裡。雖然我現在還不擔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但送中條例若通過,坦白說,我會擔心自己變成政治犯。

我畫過最激進的是把官員畫成好像異形一樣,因為憤怒真的累積到極點,理性好像沒用,需要宣洩。六一六遊行的時候我把這張漫畫印出來當旗幟。我不知道自己還能畫多久,報社允許我就會繼續畫,畢竟,政治漫畫家對社會還是有責任的。

香港讓我看見真相活出自己

小檔案:黎明,34 歲,教育大學講師

記憶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黎明在上海出生長大,來香港 11 年,她說:「上海是我的故鄉,香港是我的家。」

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是 2009 年,一開始很猶豫,怕有人會監視我,但很好奇,就去了。到了維多利亞公園,路旁可以看見很多行為藝術、傳單,大家自在地在公開場合暢所欲言。過去,我被灌輸六四是大學生被美國煽動鬧事,活活打死解放軍,從來沒人告訴我這場事件中有學生死去,當天在現場聽到的另一個故事,我覺得很陌生。結束後跟同學去吃糖水,我很激動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為什麼你們要稱為屠殺、屠城?」

我爺爺、爸爸都是愛國黨員,我中學時是三好學生,知道六四的真相後感覺很羞辱,我翻很多資料,很震驚,原來國家捏造了這麼多偏頗的訊息。我花了兩、三年重整思想體系,之後每年我都會來六四集會。

2014 年學生佔領公民廣場,我買了麵包、幾瓶水到現場,結果凌晨警民發生推擠,我被噴到胡椒噴霧。幾個小時後,我忍著刺痛去深圳跟爸爸吃飯,他說:「妳就算去了,人家也當妳是大陸人。」雨傘運動中,關於「香港人」、「大陸人」身分的爭議很多,爸爸的話,我無法反駁。

回來後,我看到學生被警察打倒在地上拖行的畫面,一直哭。是什麼觸動我?我的眼淚讓我發現,不應該用地域來定義一個人的身分認同,而是行動和背後的理念,我好像找到新的定錨點。香港社會相對比較自由,在這裡生活,讓我有機會學習怎麼做一個公民,我在香港的人生,是生命很大的轉捩點。

這幾年,我也會有無力感。香港和內地愈來愈像,比如官員說話的方式和口氣,但和內地比,還是自由很多。我經歷過更不自由的社會,知道爭取自由、民主真的很艱難,所以我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民主,比如關注性別,我會說出自己遭遇過性騷擾,支持其他性侵、性騷擾受害者,讓邊緣少數的聲音有機會被重視。

這次反送中運動,我參加絕食行動 88 小時。因為香港是讓我活出自己的地方,我想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我相信香港不死

小檔案:馬傑偉,60 歲,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記憶地點:港深交界鹿頸

馬偉傑研究香港身分認同文化 20 多年,雨傘運動後陷入憂鬱症漩渦,一度考慮離開香港,最後選擇留下來。

大家對香港的印象都是中環、維多利亞港,其實我感情最深的地方在城郊,我小時候就常來鹿頸這裡爬山。從這裡可以看見對面是深圳,它以前是農村,現在滿城高樓大廈。這裡也是許多大陸人偷渡來港的路。例如,我爸 1949 年共產黨上台後逃難來港。他趁著天黑,把車胎綁在身上游過海面,只要向著有光的地方游,就可以到九龍,香港是東方之珠嘛!

他來港後在油麻地當豬肉販,媽媽和哥哥留在廣州馬家村,7 年後後來才把媽媽接過來,陸續生了姊姊、我和妹妹。哥哥留在大陸,他一直想來香港,偷渡很多次都不成功。我們的家庭相片都沒有哥哥,爸爸也不喜歡他,因為他總是希望我們帶錢、東西給他。半年前我們去看他,他感嘆自己一生不如意,只見他下午三點多就喝米酒、抽菸。去年八月,哥哥肺炎過世了。

我研究中港邊界、香港身分認同 20 多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這幾年我真的感受到香港之死,例如媒體控制、言論不自由、唱國歌要態度尊敬、選上的議員被 DQ(Disqualify 的縮寫,意指資格被取消)、廉政公署爆發醜聞…,怎麼可以變成這樣?我每天在河邊散步,聽到周圍普通話愈來愈多,會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好像香港重視的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價值都被稀釋了。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我很沮喪,有憂鬱症,很想離開香港,一度考慮在台灣買房子,但這不像吃止痛藥,不是離開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幾年,我一直練習如何在最惡劣的社會情況下,找出真誠面對自己、找到安頓自己的方法。我以前很酷,現在比較放鬆、比較柔軟,可以在女兒面前哭出來了。

反送中遊行 200 萬人出來,我看到年輕人對美好生活和基本價值的堅持,很動人,很美。無論社會怎樣變,只要你陪著親近的人持續走在一起,我相信香港不會死,人的生命韌力,就是香港精神文化的生命力。

當公民無法再踏進公民廣場

小檔案:羅冠聰,25 歲,香港眾志常務委員

記憶地點:金鐘公民廣場

羅冠聰是雨傘運動核心成員之一,23 歲時當選立法會議員,成為香港史上最年輕議員,後因宣誓風波,任職 9 個月後遭取消議員資格。

2014 年 9 月 26 日,我在公民廣場外的大台上,黃之鋒原本正在分享,他把麥克風交給我,自己翻進去公民廣場,我拿著麥克風呼籲大家跟進。這一喊,開啟了雨傘運動,我因此被判刑,也曾入獄兩個多月。

公民廣場原本是讓市民能在政府總部前示威抗議的場所,過去被稱為「門常開」,象徵政府聆聽民意。過去很多示威,好比反國民教育、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等,這裡都是啟動地點。在這邊示威的很多集會,對香港是很有影響力的,它肯定改變了我,也改變了許多香港人。但 2014 年 8 月後,公民廣場被圍封。很諷刺吧?公民進不去公民廣場,政府聽不到市民的聲音,市民不被允許在這裡示威。

小時候,我家裡是不談政治的。2010 年時,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那時候我讀中學,校長公開在台上批評劉曉波不愛國。我很好奇,一個諾貝爾得主,應該有卓越貢獻,校長怎麼會痛罵他呢?放學回家,我上網查資料,很驚訝發現原來不是校長說的那樣。那是我認識公平、自由、人權的開始。

議員資格被 DQ(Disqualify 的縮寫,指取消資格)事件,其實宣誓前,我們詢問過法律意見,當時主席也批准。我在議會服務將近一年,中共干預司法,才拿掉我的資格。我覺得很可惜,這是我真正熱愛的工作,即便我們在選舉時總是多數,議會裡卻是永遠少數,但能為市民說話、為重要的事把關,是我嚮往的,雖然會覺得被 DQ 很可惜,但也覺得在歷史上,我是跟香港走在一起的。

我很喜歡漫畫《灌籃高手》,小時候曾裝肚子痛逃學、躲回被窩裡看,現在沮喪時,還是會去翻翻。我特別喜歡三井壽跟安西教練說他想回來打籃球的幾頁,很感動,有種經歷很多、還是維持著少年初心的感覺。每次我參加運動,從群眾中感覺力量,就會想起自己為什麼走出來。

我想不忘初衷地走一條自己的路。

老香港的記憶還存在我心裡

小檔案:葉美容,71 歲,原樓梯檔商販

記憶地點:喜帖街(利東街)

葉美容原是喜帖街商販,12 年前發展局強勢拆遷,後投入民間社區運動至今。

我的樓梯檔以前就在這個位置,地址是利東街 10 號旁邊的樓梯檔,現在變成一間拉麵店。我 50 歲在這裡開店,攤位不到一平方米,整條街六層唐樓從 1 號到 58 號,大約有 25 到 30 間喜帖印刷店、婚禮飾物店,我就賣自製的婚禮首飾。唐樓前面是店鋪,後面是印刷廠,會聽到機扎機扎的聲音,攤位旁邊是華龍髮型、健生堂,會聞到化學藥水和中藥的味道。鄰里關係很好,大家互相打招呼問:「吃飽沒?」還會拿昨晚包的糖水給我吃。這裡的喜帖品質好又便宜,的士司機都知道只要有人要印喜帖,就載到利東街。

我的生活一直在灣仔,以前經濟艱難,為了付房貸,兩個孩子回家後我就在婚紗店打雜,老闆不喜歡店員閒著,叫我縫補串珠,才學會做首飾。40 歲時,我租排檔賣髮飾,用賺來的錢去社區中心學縫紉、串珠、純銀製作,50 歲才來利東街開店,從 12 點擺到 2 點,接訂單,跟客人講好價錢回家自己做,不用整天在檔口,賺的錢很容易 cover 一個月 2000 元租金。

2003 年,政府要重建利東街,我們想爭取樓換樓、鋪換鋪,推動民間參與,讓店家留下來。當時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見我們,口頭說:「如果不拆,承諾讓商店回來,你們不再吵可以嗎?」2007 年聖誕節,政府趁著連續假期偷拆樓,我絕食抗議四天,還是擋不住。

店收了以後,我開工作坊教人做飾品,在灣仔地區帶社區導覽,重新跟人講過去的生活記憶。利東街租金變貴,基層被趕走,以前的商店都四散。回歸說 50 年不變,但不到 20 年就開始變,沒有諮詢人民,人民沒有選擇,我真的很生氣。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文明的地方,也是我們願意留下來的地方,反送中行動我都盡可能參與,香港一定要堅持爭取民主。

為了弱勢當衝組

小檔案:周諾恆,35 歲,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

記憶地點:觀塘工業區

周諾恆自 2009 年投身社會運動,關注勞工、移工、土地、老人等弱勢議題,曾參與反 WTO、反高鐵、碼頭工潮等行動。

我記得,2009 年前後的觀塘工業區很熱鬧,大概有 2000 個地下樂團,非常非常多。所有的次文化集中在那裡,刺青、滑板、塗鴉……。所以晚上就很有趣,到處都是練團的聲音。像我們這些窮人,隔音不會做得很好,所以晚上過去超級吵的,我跟朋友也組一個地下電台。鄰居會不會抗議?不會啊!因為鄰居都是樂團,你就會開得更大聲。

很好玩的,我們會在後巷辦演唱會,吆喝一下,彼此來當彼此的觀眾。社運衝場時,也一起去衝撞警察。其實我不是玩團的,但我很喜歡搖滾音樂,跟很多朋友在抗議的鐵馬前認識,那時候,我們大概是全香港最會衝的人,就是衝組。後來,工業區活化計畫啟動,很多工業大廈拆改,樓價愈來愈貴,樂團租不起,這個次文化聚落慢慢就散了。

我的第一次行動是 2009 年的六四事件 20 週年,我一個人在高登討論區發出貼文,看有沒有網友不想去六四晚會,可以跟我去中聯辦抗議,結果真的有五、六個網友來。那時候想不到要做什麼,就乾脆絕食 30 小時好了,也真的有夥伴陪我絕食。其實我以前去過社運場合,第一次真的很害怕,想送水給現場的人,被冷淡對待,我就不太想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是社運者的自我防衛。

你問我愛不愛香港?我很難回答。香港過去太經濟導向,一般不太關心弱勢的人。香港人對政治制度的抗爭,還是有滿強的動員力,但弱勢的議題都沒有啊。老人、移工等問題都很重要,為什麼不會有百萬人為他們發聲?

九七之後,我愛的次文化場景、社區、村落都被鏟去,最美好的日子都不再了,這也讓「大眾」很少能夠關顧到弱勢的、邊緣的人們。我們呼喚國際聲援,卻很少人聲援過別國的抗爭。連在港的外傭、外勞,也沒多少人關心過。如果要我說愛不愛「香港」?那我實在不愛,因為我想關心窮苦的、更弱勢的人。

文字:陳怡靜、曾芷筠
攝影:林俊耀、楊子磊

設計:陳怡蒨、米承鶴
工程:HY Tan

監製:李又如、陳姿廷

鏡傳媒 MirrorMedia

2019/07

香港七一抗爭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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