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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在不久前推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希望透過減稅、延長工作簽證、降低健保門檻、放寬審核機制、開放實習等等手段,為台灣招攬更多外國專業人才,藉此提升CCR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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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發會的專法開宗明義說了要招攬國外優秀人才來台,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先針對台灣的人才問題進行探討,包括我們自己的人才流失,以及我們可能缺乏怎樣類型的人才,後續再來對專法內容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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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經濟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在 2012 年時,針對全球 352 位資深人力資源專家發出了一份問卷,想探討國際人才流動與企業、國家競爭力的關係,最後提出《2021 全球人才預測》(Global talent 2021)。台灣在被評比的 61 個國家中敬陪末座,求才尋職比為 -1.5,被人資專家認為是全球人才荒最嚴重災區。值得一提的是,評比中有多達 25 個國家存在人才缺口,在這個網路與全球化年代,不管是找頭路還是找人才,面對的都是全球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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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預測,2021 年亞洲新興國家對人才需求最變動的產業,將會是重工業、商業服務、能源,和旅遊運輸業,新興產業的人才需求變動不算太高。至於亞洲已開發國家,需求變動最大的產業,則會是商業服務與旅遊運輸。對於新興產業需求成長最多的區域,則是北美和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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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在 2017 年 3 月公布《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2015 年在海外工作的台灣人總數多達 72.4 萬人,從 2009 年以來增加了 6.2 萬人。在這些海外工作的台灣人中,擁有大專以上程度學歷的比例,高達 72.52%(約 52.5 萬人)。而年齡介於 25~39 歲之前的青年工作人口,也高達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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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赴海外工作的國家(與區域),依數量排行分別是中國(含港澳)、東南亞和美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高達 42 萬人,但近年來不僅數量增加緩慢,甚至還開始減少了。反觀到東南亞、美國與其他區域工作的台灣人,在近年增加的數量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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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外的是,此次我們所採訪的在台工作外國人,也認為「薪資不佳,發展有限」,可能是台灣對外籍人才缺乏吸引力的原因,與海外工作台灣人「出走」的原因一模一樣。換句話說,不解決工作環境的這兩項結構性問題,台灣不僅難以招募新血,也無法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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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沒競爭力,但中國人的生存力讓你無法想像。他們拚命賺錢沒底線保護自己,但我不希望台灣社會變成這樣,而是要去問,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國家和社會?我經常想,如果台灣最後被統一,葬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你我把台灣丟掉了,一百年後的人怎麼想我們?

受訪者 #1 — 胡采蘋

  • 42 歲
  • 政大新聞所畢業
  • 商業周刊》、《財經》、《i黑馬》、《週末畫報》、《天下網商》記者與編輯
  • 現為兩家中國公司顧問,同時準備創業

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與國會選舉大敗民進黨,隨後台灣與中國關係走向升溫期,無論通航、通商、留學等交流活動都變得非常熱絡,許多人才隨台商大舉西進,想在「13億市場」大幹一筆。當時,胡采蘋已經透過在《工商時報》與《商業週刊》多年的採訪工作取得一定工作成就,對台灣金融圈也相當熟稔,卻自覺「台灣很小,留下來跑新聞不會再開發成就」,而且許多重大的新聞都發生在北京,於是主動請朋友介紹,希望到北京工作。

2009年,胡采蘋以「降薪」的條件進入中國《財經》雜誌,隨後一路在中資媒體的外資、金融、創業路線打滾至今。8年後,她的薪水翻了好幾倍,同時自豪地說,近幾年中國的科技創業變革,自己也是「推動的一份子」。

胡采蘋並非中國公民,更不可能有記者證,本以為在中國媒體工作會受到影響;事後證明,這部分可以有例外。「因為《財經》情況特別,是太子黨背景雜誌,以前就有台灣實習生,所以知道他們有可能會考慮我,然後因為重要人物都跳槽,我是跑外資線,對他們來說重要,所以我就順利進去了。」

此外,胡采蘋也解釋,為了因應中國國家發展需要,許多產業亟需人才卻還沒培養足夠,但又不需要太多歐美背景人士,所以國家策略性開放很多港、澳、台人士進入中國,這也是台灣人才得以大量在中國工作的原因。

胡采蘋以銀行證券業為例,指出中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台灣的經驗和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招商銀行就是台灣中國信託團隊整個搬過去,元大證券也是一樣的情況,「他們創造市場時,就是大量使用台灣人。半導體產業肯定也是這樣。中資如果有國際化市場目標時,會偏愛用台灣人。」

她認為,其實在中國工作的法規限制並不多,難的是工作本身,因為媒體市場變動太快,經常煩惱如何保住工作,她也曾經一度非常沮喪,歷經失敗、挫折和沮喪,但熬過後,才能成為更有想法和能耐的人,這是她在中國最大的收穫。

她說:「人沒有發展性,產業就不會有發展性。我的性格適合在中國,很多人跟我一樣,台灣人說狼性;但我覺得我不是,我很照顧後進。我想做跟別人不同的事情,大家都沒做的,我想試試能不能做成。就像我當初到北京,沒有金融記者這樣做,我覺得這很酷,我不想走可以預見的人生。人有發展性,有更多人嘗試不同的事情,產業就會有發展性。過程中膽子會越來越大,贏過一次就會想贏更大的,想做更瘋狂的事情。」

在台灣傳統媒體急速萎縮、新媒體前景蒙昧不明、經濟發展停滯不明的這幾年,人在中國的胡采蘋同時也見證了類似的媒體變革;然而她並沒有因此打消對媒體的熱情,像許多同業轉行去當企業公關。「強國狼性」讓她見識到與台灣不同的積極求生精神,不停在創業領域採訪累積的知識和開拓市場的企圖心,也讓她從記者變主編再到主管,現在則準備積極籌備創業。她發現,自己其實意外地適合中國。

對於一個因為在中國遇上媒體工作瓶頸而罹患憂鬱症,看了半年心理醫生,後來還被成千上萬「愛國小粉紅」痛罵是「台獨狗滾出中國」的人來說,說自己適合中國或許有些詭異,但這個一天到晚在臉書上發表台獨言論,批評中國社會毫不留情(當然對台灣也是)的資深金融記者卻說,其實自己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感情。這份感情,來自她幾年來在中國見證的創業精神。

她說:「我 2009年來時,世界還不是現在這樣,創業的信仰還不強,但現在的同事相信你懂網路會運營,不用靠跟大媒體老闆吃飯,不用得到百度資源,也可以成功。這是我這幾年經歷的過程,我相信我也是推動的一份子。後來阿里的 slogan 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是我覺得新一代中國人普遍信仰。現在 p2p 金融就是人對人,把權力分解到每一個人,賦予每個人平等做生意的權利,不用跟銀行打交道不用裝 POS,也可以做生意,騎三輪車貼二維碼就可以做生意。太多這種事情了。」

「我對中國感情和台灣人不一樣,因為知道他們經歷什麼痛苦去改變自己人生,我很在地化。當時美國要對抗的是蠻荒,中國要對抗的是黨,我很擔心這一代人開闢出來的空間會被摧殘。我們從完全自由的地方出來,很多事情會更受不了,比中國人更受不了(限制),雖然知道自己可以跑,但他們跑不了。」

可是正因為她說自己「在地化」了,對中國有感情了,對台灣的處境才更加焦慮。比起中國,她當然更愛台灣,但她也說:「台灣給的薪水,完全沒可能找到人才,沒人投資我的話,我也不敢回台灣,除非我賺夠錢了。台灣人才出走,薪水是最大問題,迫在眉睫是錢,另一個重要的是發展性。

她認為,人才流失會對台灣造成永久傷害,而且是一代人的傷害,所以吸引人才是台灣當務之急,新創產業也不應該受到過多法規限制,得徹頭徹尾改革產業結構,歡迎大量國際人才。

「現在只能吸引到印度與東南亞的人,這樣一點一點來,逐步開放一步一步做,在量上來討論。開放什麼產業,要由產業自己決定,千萬不要是政府決定,因為我們要用外國人有很多風險,語言、文化、本地環境,公司要僱外國人,一定是考慮好處比壞處多,所以要給公司自己決定,不要給政府,台灣的決策不能再由上而下。」

胡采蘋強調,台灣人應該避免用「競爭」、「搶飯碗」的心態面對開放國際人才入台,因為「跟聰明的人一起工作不叫競爭,很愉快,講競爭都是看可怕的一面。」她認為,過去台灣很習慣只做台灣市場,但國際人才進來可以帶來不同市場,所以更應該要開放。「你如果只看到外國人來就是要搶你工作,它就會越來越封閉。以前 Acer 時代就有外國 CEO,做外國市場,我們是有這種經驗的,為何現在變這麼封閉?」

她以身為台灣人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自己最初不了解中國,需要幫助,所以會學習找合適的人一起工作,學會信任工作夥伴,如此就會互補組合,彼此學習到新東西,很快就能學會團隊工作,如果台灣環境也這樣開放,就能慢慢變好。最後,她強調,台灣職場的威權文化還是很重,如果領導者不能改變,就要學會下台,而開放外國人才會是改變台灣職場和產業的一個方法。

「要學習適應新文化,就會改變,可能會很慢,但這是一個開始。講再多都沒用,就是去打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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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欠缺高度的整合,不缺中高階人才。找最高階人才,也要放對位置才有用。

受訪者 #2 — 小海(化名)

  • 35 歲
  • 台大資工所畢業
  • 曾任職某台灣電子大廠
  • 現為韓國某跨國集團工程師,負責手機軟體開發

畢業後進了某台灣電子大廠 A 公司工作6年半,小海(化名)看著 A 公司的工程師陣容從 2,000 人一路成長到7,000人,而他所屬的軟體部門也在幾年時間內拿下十幾項專利,自己多半是主要發明人,也帶領很多專案和跨部門整合,升遷快速,可說年紀輕輕就累積不少工作成就。頂著人人稱羨的眾多頭銜和所得,在公司內的發展也很好,小海終究還是選擇離開。

2013 年,無論對 A 公司還是小海個人而言,都還在大好年頭,但他卻將履歷放到 LinkedIn 上,把眼光放向了國際,計畫出走。沒多久時間,蘋果、亞馬遜、Intel 都找他面試,陸續洽談他到歐美、中國工作,未料他最終卻前往韓國首爾,進了跨國 B 公司的手機部門。

即便所有人都認為小海是被高薪所吸引,但他直言:「對大環境前途感到憂心,加上怕自己失去競爭力,這兩個是主要原因。」他觀察,雖然台灣的技術力不輸國外,但當時手機產業已經出現高度同質化現象,競爭激烈導致將利潤下滑,而且 5G 商轉可能要到 2020 年才有機會,自己應該趁這段時間,培養工程技術以外的實例和成績,才會產生出走的念頭。

小海解釋,由於自己不愛美國的飲食與文化,加上提出邀約的部門他也不中意,所以中途就推掉這份許多人擠破頭想要的工作。至於崛起中的中國,小海則認為,兩地文化與語言太過接近,去那裡無法累積到真正的國際經驗,所以最後才落腳「本來不在雷達內」的韓國。

由於 B 公司是有計畫性地在引進國際人才,當然也有專責部門處理外籍工作人士的簽證,而且對於攜帶子女者甚至提供教育補助,所以小海說,B 公司以外的外籍員工可能會遇上的問題,在他身上完全不會發生。

「以前 B 公司有很多外國人,這幾年少了很多,因為之前有段時間不景氣……外國人分兩種,一種是他們會本國人不會的,這種人不太會砍。第二種人是他們會的和本國人差不多,但 B 公司是引進外國人讓工作文化和國際接軌,不要持續僵化的韓國工作文化,所以是策略性改變職場文化,B 公司這一塊相較於台灣企業,是不錯的點。」

雖然落實到執行面上,或許外國人被韓國職場文化改變的狀況會比較多,畢竟韓國人的群體意識和階級制度都很強,但小海認為,B 公司的優點在於策略高度,至少他們很有意識地在援引國外資源來加強企業競爭力,這是非常值得台灣企業學習的。

不只正職工作,B 公司也用非常好的待遇,延攬來自全球頂尖 19 所大學的學生(通常是 MBA)到公司內就職與實習。對 B 公司來說,來自名校的人脈與專業,還有對不同市場的熟悉度,都是值得 B 公司研究、利用的戰力,而且這些表現優秀的實習生,也容易留在 B 公司內繼續發展。小海認為,目前台灣也還沒有類似制度,是非常可惜的一點。

雖然小海認為,當初他能獲得國際企業青睞,或許是和自己的技術能力,還有手上掌握的不少專利有關,但進入 B 公司時,他負責的主要工作比較像是面對中國和台灣的窗口,總有被「大材小用」的感覺。

「來之前會想說要學很多東西,來了以後發現過去自己以為的優勢,他們沒有用到,有點慌張,怕累積不到專業能力。但後來改變想法,如果累積技術,那跟在台灣差不多,專案管理也是,繼續做也是累積頭銜,於是換念頭,台灣人無法得到的是跨語言的優勢,我把韓文學好,回去相對吃香。如果我有跨語言跨國際優勢,比起只有技術的人更好。」

「技術問題老實講,來 B 公司學的比在台灣少,因為這邊是小螺絲釘,不像在台灣什麼都要學,台灣人其實很有憂患意識,怕學得不夠,但 B 公司太大,給我們民營企業(中)的公營企業的感覺,來就要待到老,所以這邊的憂患意識不強,有點像工研院的感覺,工時長壓力大,但不太會離職,會做很久,不擔心學得不夠會失業,他們相信公司終究會幫他們找一個職位待著。憂患意識和主管要求都不一樣,台灣主管要求多思考多涉獵,B 公司的話就是上面要求你去執行,這都是有好有壞。」

目前在 B 公司的外籍人才中,最多的就是印度與中國人,日本可能位居第三,依照小海的觀察,其實台灣工程師的實力,不管與這些國家還是韓國相比,都毫不遜色,而且又非常認真工作,所以在這方面並不需要擔心。

但他也指出,台灣缺乏的其實是創新與策略人才,如果想要透過招攬國際人才加強戰力的話,應該先從這類型的人下手,不是再從印度找工程師來台灣。然而他話鋒一轉,卻也憂心地說,「台灣欠缺高度的整合,不缺中高階人才。找最高階人才,也要放對位置才有用。

「台灣的策略高度,比較像單兵作戰,一盤散沙,沒有戰略只有戰術。這不是單純找外國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從策略性引進國外人才轉變職場文化,到集團跨部門的資源與資訊共享,小海認為 B 公司從策略高度、開放世界人才,再加上韓國對在地企業的保護、整體產業對基礎建設(從軟體到平台)的高度整合,有太多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台灣現在要開放招攬人才是對的,但把對的人才放到對的位置只是第一步,後面還有太多制度要改變,才有辦法和國際競爭。

「現在講新創如何吸納人才,我覺得有一個點,韓國對於他們的本土產業發展,有強烈保護意識,比方說以前台灣有奇摩,但後來都是外國的,我們都用 LINE 和 Facebook,台灣的一切都握在別人手裡,但韓國只用自己的東西,有他們自己的 NAVER,地圖也是,很多服務架在本土產業,這其實很重要。」

小海認為,台灣企業單打獨鬥慣了,現在又欠缺基礎平台可以整合,有太多東西掌握在外國企業手上,在現在的國際科技戰爭中處於不利位置,和韓國的條件相比之下就弱勢,這也容易導致大家的夢不敢做大,因為生存就夠困難。

「格局無法做大時,很多東西無法串接,無法整合就沒有價值。現在很多新創都是這樣,所以為什麼台灣新創做不起來,這是很重要原因。韓國就很鼓勵新創,即便最後被大企業買走,但他們至少有這條路走。」他強調,高度戰略思維,和缺乏整合平台,都是台灣除了人才以外的硬傷,這些問題沒改變,就沒辦法創造價值,也沒辦法擺脫低薪,更沒有發展性,轉了一圈,還是對國際人才缺乏吸引力。

小海表示,韓國除了待遇好、生活環境和基礎建設也都不錯,所以要吸引外國人,還看台灣給人的印象是什麼。「這很重要,外國人不懂台灣,只憑印象,所以我們要塑造好的軟硬體印象。像韓國人很多以為台灣像東南亞,但來過就改觀。一開始如果邀請,很多人會拒絕,所以在找人之前,先建立台灣國際形象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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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心裡一直是覺得矛盾的,一方面覺得對企業來說,選用最優秀的人就對了,不用去管這些人到底是哪裡來的。但一方面又覺得,這到底會不會排擠到他們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像有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搶了美國人的工作。

受訪者 #3 — 陳俊旭

  • 50 歲
  • 曼菲斯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 路伊斯安那州立大學行銷管理系副教授,至今已在美國教書11年

陳俊旭在美國羅德島大學念 MBA 時,就喜歡上那邊的環境,但短期唸書與長期工作畢竟不同,想到要留在那邊工作既恐怖又孤單,所以念完碩士後選擇回台工作,在寶成當了一年多的業務開發,專跑 Nike,但每個月薪水大概都只有 4 萬多元。

後來他在偶然機會下,去了嶺東商專教了 3 年的經濟、金融。雖然還得兼做行政、招生等等雜事,不過因為這是一份有寒暑假的工作,自己也喜歡安定,讓他開始考慮以朝教職發展。當年,很多技職體系學校要轉型科大,學校提供補助讓教職人員留職停薪出國進修,之後可以再回去教書,陳俊旭也去了,沒想到後來就沒回台灣,還因此賠一筆錢。

在美國念博士第一年,就幾乎讓陳俊旭花光多年工作的積蓄,後來還得靠留在台灣工作的老婆金援,讓他心裡十分過意不去,本打算一畢業就回台申請教職。「本來想趕快回來找工作教書,從來沒想過要在那邊教書,博士候選人時都沒考慮過,結果最後一個學期回美國時,看同學都找到工作,有些人年薪十幾萬美金,才想說留在美國試看看。」

陳俊旭說,在美國學校中,只要你有辦法,就能談到很高的薪水,即便是同一個系所的老師,有人年薪5萬,但也有人 20 萬,這很正常,但台灣大部分是統一薪水,對高階人才來說,當然缺乏吸引力。

除了薪水,還有一點促使陳俊旭留在美國的,就是對教職人員的尊重程度。「美國是寄申請信去,先電話訪問,再來是安排機票、旅費讓你去面試。但當時我也有申請台灣某國立大學,它是要所有候選人飛回去,都是要配合學校,差太多了……」

「老婆不支持我留在美國,我說留留看,有美國工作經驗,回來台灣之後會比較吃香。一方面也想說也快 40 歲了,急著讓付出可以回本,那時候身上沒有半毛錢,第一個學校就花光光,有經濟壓力。」

考量到薪水的「數倍」差距、學校對候選人的尊重、未來工作的發展性,加上也逐漸習慣和家人分隔兩地,促使陳俊旭決定留在美國「試試看」,沒想到一待就是十多年。經過多年的體驗,他認為在美國教職工作環境單純,評等公開透明,不像台灣還得跟別人交際,許多事情會變得很複雜,也讓他對於返台工作更加卻步。

身為長年在美國工作的異鄉人,陳俊旭認為美國雖然存在種族與階級問題,但國籍差別待遇卻非常小,他反倒認為,在高等教育的環境中,其實美國人並不會比較吃香。他指出,美國(學術工作)對於外籍人士沒有區別,只問你能不能在那邊合法工作,面試不能被差別對待,學校甚至有專門部門,負責審核他們提出的面試問題是否會問婚姻、性向、國籍之類的問題,避免觸法。

「我自己在美國也面試很多人,20個候選人裡面,19個是非美國籍,也不會有歧視,同事裡面也非常多不是美國籍。我猜我同事反而喜歡用非美籍人士,所以他們不會歧視,不會因為國籍有不同對待。在我們這邊,美國籍的人找工作不會比較吃香,其實對美國人不一定公平,想想在台灣工作,要跟外國人競爭,而且不分彼此,台灣人一定會發瘋。」

面試時不允許國籍差別待遇,就連工作簽證申請也相對寬鬆。美國大學都有專門部門為國際員工處理簽證,而且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屬於特殊專業人士,H1B簽證沒有總額管制,工作期間配偶和家庭成員都可以在美居留,除了政治權(例如投票)以外,其他權利也幾乎都比照本國籍人士,不管在行政事務還是權利保障上,都來得比台灣便利。陳俊旭補充,容不容易留在美國工作,其實還是跟行業別有關,不過根據他自己的觀察,雖然美國政府宣稱開放國際人士工作的行業,是因為本土缺乏相關專業人才,但他認為其實許多工作並不具備太多特殊性,所以美國雖然開放,但他可以理解當地人認為自己沒有受到國家保障的心情。

雖然在學校教授國際企業管理,陳俊旭心裡明白,對企業來說,爭取優秀人才天經地義,如果政府處處都要保障本國籍人才,對企業競爭力來說絕對是阻礙。然而,他對於當地人尋職不易,卻又充滿同情。他認為,美國的移民政策,很傷害底層的黑人和少數族群,對於人才輸出國來說,也是一種傷害。

他舉例:「矽谷7成工作人士都是在外國出生的,美國人無法跟這些人競爭,這很矛盾,因為在美國唸理工的,很高比例都是外國人。美國大概也有1/3的醫生,是印度、巴基斯坦人,至於加州的護士,也有很高比例是菲律賓人。在印度,能出來就出來,因為大學教育很便宜,但這些人畢業通通到美國去工作,最受傷害的不是印度的窮人嗎?」

「最近幾年迪士尼裁掉 IT 部門,都外包到印度,還要求原本的員工,要完成對印度人的訓練,才可以拿到資遣費,你是美國人的話不會生氣嗎?」他也坦言,「如果我女兒以後在美國長大,但台灣學生去美國拿到工作,我女兒沒有,那心裡感受會很複雜。」

即便對這樣的情況感到憤憤不平,但身為企業管理教師,他還是一再強調:「同意台灣學校延攬優秀的外國教師,因為找最好的人就好了。但站在台灣人的角度,我覺得要折衷,萬一台灣人不夠優秀,就是要找外國人來。」

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的,除了矛盾,還是矛盾。這樣的情緒,不只可以從跨國工作的觀點看出,就連他自己的生活習慣就能看出端倪。比方說,身為國際化與企管專業人才,他自己盡量不在連鎖店與百貨公司消費,就連回台灣也總待在鄉下,儘量不在大都市消費,期望保障在地化產業,但卻又主張企業競爭力與個人生涯發展最重要,處處充滿不協調感。

即便對本土、在地如此疼惜,他仍然鼓勵台灣優秀人才到國外就業,懷疑台灣的就業環境真的能吸引到國際人才,目前也沒有返台打算。他質疑,台灣的根本性問題還是在於薪資,即便放寬法令審核,還是很難有吸引力。「台灣給的薪水那麼低,外國人為什麼要來?」「有些在美國學財務金融的,在那邊薪水 20 萬美金起跳,我不太懂他們為何回台灣……還有看到一些台政大的老師,資歷可以到美國任何一所學校教書,為何回來我也不懂。」

「離開台灣 20 年,對台灣已經不夠瞭解,我都叫別人留在國外不要回台灣,因為薪水差太多,生活環境也比別人差,生活成本和房價又高。雖然覺得這樣對台灣來說很可惜,但對個人發展來說,那樣比較被合理對待。」陳俊旭感嘆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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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如果有綠卡,權利和公民差不多。但在台灣,沒有公民身份不能買房,不能辦信用卡,保險類的限制也多,銀行有些服務也限定公民。內政部問我為什麼有永久居留了還要歸化,我就說這些,即便法律明明沒有限制,但有些行業就這樣,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受訪者 #1 — 費爾德(Fyodor Yarochkin)

  • 41 歲
  • 吉爾吉斯俄羅斯斯拉夫大學資工系(Kyrgyz-Russian Slavic University)、台大電機所博士班(休學中)
  • Guard-Info 資深安全研究員、阿碼科技資安分析師、現為趨勢科技資深威脅研究員

為了留住國際人才,內政部在 2017 年 3 月推出《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除了中國與港、澳地區人士之外的外國人,只要被認定屬於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與其他領域的高級專業人才,在台灣居留5年,每年居住滿 183 天,領有良民證明者,無需放棄原有國籍,就可以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籍。

費爾德就是第一批適用此方案,申請歸化的高級專業人才之一。只是,這個看似對外籍人才熱烈張開雙臂的方案,實際上執行起來卻一點也不便利親民,過程中甚至一度讓費爾德覺得,自己很可能會成為無國籍人士。到底怎麼了?

費爾德來自中亞的吉爾吉斯共和國。他說,吉爾吉斯還屬於蘇聯一份子時,在當地設立了良好的教育體系,但因為當地政府的效能不足,收賄情況也比較嚴重,又相對看不見人才的價值,導致當地培養出的優秀人才大量朝俄羅斯、歐美、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出走,而他自己也在大學畢業後成了出走的一員。

「我本來畢業時是想去美國和加拿大,都有拿到 offer,但去美加大使館時,他們都有審核,但新加坡審核更輕鬆,買機票飛過去就可以,先用觀光簽證通過試用期,我說試用完 OK,他們就去辦工作簽證。」

2001 年美國發生「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不久,費爾德服務的公司結束亞洲分部,他的許多同事就分別留在不同國家,自己也因為長年被外派到東南亞各國,發現台灣環境很適合他,索性在 2002 年時決定留在台灣發展。因為台資企業聘用外籍人士有 500 萬資本額門檻,費爾德本想以資安服務的創業者身份留下,卻發現台灣規定創業者之一必須有台灣國籍,於是費盡工夫找到台灣人合夥,才終於把自己給「聘進台灣」。

在台灣工作期間,費爾德經手不少金融體系的資安工程,也因為其優秀的「抓漏」能力,讓他在台灣的資安、駭客圈順利打響名號,加上他一口流利中文,讓他在台灣有非常好的人緣。2007 年,費爾德取得永久居留權,也因為在台灣有穩定的感情關係,於是有了落地生根的念頭。沒想到,光結婚就是個考驗。

「在台灣要結婚要有單身證明,要(吉爾吉斯)認證過的,可是吉爾吉斯和台灣沒有邦交,所以我要先去吉爾吉斯拿證明,再去莫斯科認證,過程很麻煩。2010 年我們要結婚,台灣和中國交情不好,中國要求吉爾吉斯不要再透過莫斯科(與台灣)往來,之後想接觸台灣都要經過北京。後來聽說可以去香港結婚,我們才順利結婚。」

在台工作多年,費爾德認為,台灣的優點是政府服務還算不錯,基本生活開銷低廉,而且社會非常開放自由,人民相當友善也重視教育,都算是加分項目。他補充,對於熱衷中國文化,卻對共產黨有意見,或是無法忍受髒亂環境與空氣污染的外國人來說,台灣會是蠻適合的選擇。

然而,他認為如果想招攬國際人才來台灣工作的話,台灣還是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例如工作簽證就是個大問題,德國的外籍高階人才只需要 2 年就可以永久居留、4 年就可以歸化,對於想要舉家移民的人才來說會有較大吸引力。至於新加坡對人才的規定也寬鬆,加上簽證、居留權的背景審核資料都公開透明,看分數就知道何時能拿居留,比較好做生涯規劃。

此外,費爾德認為台灣許多企業的內部文化很「中式」,他有同鄉來到台灣後,發現工作時得幫老闆泡茶,在乎員工是否準時上班和有沒有加班,而且升遷還要靠拍馬屁,就感到非常驚訝。「中式」的地方不只企業內部,例如有時候到銀行、政府部門辦事時,明明自己一切按照合法規定申請,但就是會遇到很多阻撓,最後都得設法拉關係講人情去解決事情,讓他感到十分挫折,覺得台灣應該要更重視法治。

此外,台灣的英文水平還比不上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對於只會講英語的外籍人才,也會增加學習曲線。還有就是健保問題,費爾德說,假如兩位領有永久居留權的外籍人士已可享用健保,但他們在台生育的子女卻得等上 6 個月才能使用健保,這也非常不合理,聽聞近期台灣打算修法處理此事,他則是樂觀其成。

最後,談到台灣政府近幾年很重視的新創議題,費爾德回憶,他的前雇主(註:指阿碼科技執行長黃耀文Wayne Huang)就曾指出,在美國,創業會議都是二、三十歲人在開會,但台灣創業就都是老人在開會。在台灣,跟創業有關的決定,是從傳統行業來決定,想法很保守,重視資本額,所以很難了解科技業需要什麼東西。

打從 2012 年起,費爾德就有意歸化中華民國,一部分原因是,在台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士,生活仍然非常不便。他說:「在美國如果有綠卡,權利和公民差不多。但在台灣,沒有公民身份不能買房,不能辦信用卡,保險類的限制也多,銀行有些服務也限定公民。內政部問我為什麼有永久居留了還要歸化,我就說這些,即便法律明明沒有限制,但有些行業就這樣,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然而他的歸化之路走得並不順利。根據中華民國國籍法要求,費爾德必須先放棄原有國籍,但吉爾吉斯卻因早與中國交好,不受理他放棄國籍的申請,所以一直「卡關」,無法順利入籍。2017 年 3 月,內政部推出《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終於又讓費爾德看到希望。

「現在新的法律,是我可以先拿到台灣國籍,而且高級人才也不用放棄原國籍就可以歸化,所以我才有辦法拿台灣國籍。可是他們(指政府官員)處理事情都很保守,他們說我通過後,會是第一個案子,很多事情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雖然有法律,但他們怕會成為漏洞,所以一開始不許可。後來我還是找了科技部、立委幫忙,才讓事情比較順利。」

2017 年 7 月,費爾德收到內政部公文,說他符合國籍法第 9 條第 4 項第 2 款相關規定,准予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讓他以為一切都塵埃落定。沒想到,費爾德拿著公文到移民署的地方服務站、戶政機關想申請安居證時,卻一下子被告知查不到他的相關公文,一下子被說必須先成為一年的無國籍人士,而且不得離開台灣時,讓他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

後來,經過一陣折騰後,不願放棄的費爾德抱著一絲希望,跑到其他地方服務站詢問自己的案子,才終於有承辦人員了解新出爐的法律,也查到他的案號,後來又歷經一連串補送文件審查(即便他早就通過審查),才終於讓費爾德在八月底時,拿到申請多時的中華民國身分證。

只是,歷經這一番行政部門的混亂、各行其是與折磨後,這位「新台灣人」對政府的印象恐怕也扣了不少分。對費爾德來說,他的歸化過程正印證了他自己所說,在台灣,有太多事情「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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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蠻多老外在美加有很好的工作,但他們可能住在小城市領著不錯的薪水,做著不有趣的工作內容,生活很無聊。一旦來台北,覺得生活很豐富,是非常 Cosmopolitan,十里洋場的生活,他們來亞洲就是要看這個。住在加拿大美國,看到大的亞洲城市,刻板印象就是生活速度很快,很多大樓,食物很好吃,文化很有趣,他們可能一輩子就想來這些地方。

受訪者 #2 — 洪亞倫(Aaron Wytze Wilson)

  • 36 歲
  •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北京清華大學交換學生,主修中國文學
  • 曾任駐台加拿大辦事處政治官、台北時報特約記者、國貿局英文顧問
  • 現為開放文化基金會記者,並經手過行政院長、蔡英文總統公開演說的逐字稿

在許多亞洲人的印象中,加拿大是個非常適合移居、生活的地方。那裡感覺空氣比較好、食物比較安全、萬事先進有保障,也能賺比較多的錢。可是來自多倫多的洪亞倫眼中,他的家鄉和許多亞洲城市相比,就只是個無聊、乏味,甚至有點「落後」的城市。他喜歡亞洲文化,覺得台灣比起中、韓、港、日,還有眾多的東南亞國家都來得更適合生活。「我真的很愛台灣,但想留在這裡並不容易」,他說。

從小就熱愛亞洲的動漫影視文化,最喜歡看吳宇森電影,洪亞倫說很多老外和他一樣,心心念念就是想到亞洲看看「發哥」(周潤發)所住的城市是什麼面貌,就想探究生活在電影《辣手神探》裡的城市是什麼感覺。高中畢業後沒幾年,Aaron 為了探索人生方向,在 2005 年時輾轉到中國的補習班裡教了3年的英文,更加深自己想留在亞洲的意念。

2008 年,為了系統化歸納自己在中國所觀察到的各種現象,洪亞倫回到多倫多大學攻讀政治系,鑽研亞太研究(Asia Pacific Study)。2012 年,洪亞倫得到多倫多大學獎學金,來到台灣研究社會企業,接著陸續到加拿大辦事處當政治官(Political Officer),負責撰寫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研究報告,提供渥太華參考台灣局勢。再之後,洪亞倫想到台北時報當特約記者,申請工作簽證時,台灣的官員卻說,以前他在中國工作的經歷都不算工作資歷,無法核發工作簽證給他,因為當年的他沒唸大學,讓他傻眼。

即便擁有豐富的學經歷和對台灣政治、公民社會的高度興趣,但對洪亞倫來說,想留在台灣並不容易。「因為喜歡台灣,也想觀察台灣選舉,但只能待三個月,很痛苦,根本無法找好的工作,感覺台灣不要我。」最終,和許多外國人一樣,洪亞倫是透過結婚依親才能留在台灣,發揮他的工作專長。

想起這些往事,再對照最近台灣政府放話說要招攬國際人才所推行的放寬政策,洪亞倫說,草案內容看起來很好,他也樂見其成,但他坦言對整件事情並不樂觀。他指出:「核心的問題是,台灣官員的腦袋有一個想法,是老外要像台灣人的求學和工作經驗一樣,念完高中唸大學然後找工作,用這方式去審核他的資歷。但一般的老外並不是那樣子的,很多人才也不是。」

洪亞倫強調,其實加拿大和美國不像亞洲那麼重視碩士學位,現在氣氛是,不要讓學生浪費錢得到碩士學位,因為那對找好工作的幫助不大,而且有時候選擇兩年制的學院,會比四年制大學更好找工作,因為工作經驗更重要,這才是專業人才。「如果以後還是那麼重視學歷,我覺得人才不好找。」

「現在電玩產業很紅,很多高中畢業就是很棒的人才,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以前在中國和加拿大都當遊戲測試工程師,但因為他交到台灣女朋友,所以來台灣,結果因為沒有大學學歷,所以現在他搬來台灣就不知道怎麼找工作。」

洪亞倫認為,台灣政府其實有點死腦筋,過度重視文件審核、學歷和許多形式,也習慣性將台灣人的經驗套到來自不同文化、國度的人,造成對人才的定義狹窄化,如果台灣真的想走向國際化,也和國際競爭,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不只政府,其實民間也是一樣。就以辦手機這種小事來說好了,以前法令規定外國人辦手機非得要用護照搭配其他證件,新規定則說居留證可取代護照,但洪亞倫說,實際上帶著居留證據辦手機,業者根本不核准,「他們才不管法,只會一直重複跟你說規定就是這樣,但規定早就改了他們也不管。」不只電信,金融機構也常有一樣的狀況,Aaron 認為,台灣的民間企業,其實常常不太管政府的法令,這會對許多生活在異鄉的外籍人士造成不少困擾。而他口中的「不守法」其實也包含雇主不顧聘用外籍白領的 47,971 薪資門檻,用很多理由苛扣薪資。

在討論引進外籍白領議題時,許多人會認為台灣的薪資水平對外籍白領根本沒有吸引力,但洪亞倫坦言,「說實話台灣的『高薪』也不高,但其實很多人是可以接受台灣薪水的。」他認為,即便許多外籍人士目前在台灣的工作都是當英文老師,薪水也不高,但那是因為這是容易得到正式工作簽證的管道,否則其實這些人當中,很多也都具備高階工作的能力和學歷,並不像有些人所說,「即便是外國的魯蛇也能來台灣教英文」。就如前文所說,洪亞倫認為,一旦能讓外國人認識,並喜歡上台灣,其實薪資的差距不會是不能克服的問題。

「有一些人可能當英文老師,但另外找時間做喜歡的事情。很多老外在這邊當英文老師,是因為這工作容易得到正式工作簽證,障礙不多,不會要碩士學位或怎樣的工作經驗,你要當英文老師只需要兩年的大學學歷,你是老外想留下來,唯一的方法就是這樣。但當英文老師不代表這些人在國外是混不下去的,我認識蠻多老外在美加有很好的工作,可能他們在那邊生活很無聊,住在小城市,可能工作內容也不有趣,但薪水會是不錯的,只是生活無聊,單純因為薪水高,一旦來台北,覺得生活很豐富,是非常 cosmopolitan,十里洋場的生活,他們來亞洲就是要看這個,住在加拿大美國,看到大的亞洲城市,刻板印象就是生活速度很快,很多大樓,食物很好吃,文化很有趣,他們可能一輩子就想來這些地方。」

「台灣不理解的是,住台灣外國人士真的很愛這邊,如果有機會拿到護照,他們非常非常樂意的。我每次都很意外,你去韓國中國香港,和當地老外談生活的事情,他們抱怨很多,老外在台灣多數都是很喜歡這邊的。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台灣很棒,他們不知道怎麼吸引老外來這裡,但老外一來,就會越來越愛這地方,會想辦法要留下來,我不是唯一這樣的。比方說你在 YouTube 上搜尋,會看到很多老外做影片說台灣多棒,可是他們實際上要找一個法律上的理由留在這邊,沒有很容易。」

洪亞倫認為,許多問題都不可能一次到位,靠一些法令或政策就解決,在招攬外籍人才的問題上,除了改善台灣工作環境、放寬並落實法令之外,還得先讓更多外籍人才認識並瞭解台灣,靠軟實力去增加外國人想在這裡生活的誘因,如此一來,一些在工作條件不如其他鄰國的缺失,就比較有可能被接受。

「有不少年輕人想到亞洲實習,但大家刻板印象是要去中國,因為市場太大。我覺得要吸引年輕人實習很難,除非你名聲很響亮,但台灣不是。如果一個做金融的,說要提供實習機會,給外國人選中國和台灣,他們選哪個?他們根本不認識台灣,所以還要有其他誘因。」

洪亞倫舉例,台灣平常不太把一些「看起來沒啥競爭力和生產力」的國外藝術家放在眼裡,但這些人其實是讓歐美認識台灣的關鍵,例如他有一個朋友在台灣住了許多年,專門拍廢墟,經營很有名的部落格,許多歐美人士都是透過他的部落格才知道台灣,並將他稱為「台灣大使」,但這樣的藝術家每三個月要出入境一次,根本不會被重視。

「這些外國藝術家,比(台灣的)邦交國有用,因為他們在網路上有影響力,可以讓國外認識台灣,建立國際地位,吸引外國人興趣,人才才會來。要吸引高級外勞來,更需要這些人的存在,可以幫忙宣傳,大家會 google 台灣是不是適合工作的地方。會寫評論的很多人,並不是台灣高級老外,所以其實台灣很需要這些愛台灣,又懂得社群媒體的人。愛台灣的人就會是留下來,不會去其他亞洲國家,因為這裡很適合定居。來台灣之後,就覺得很難適應中國和日本了,住一個月就覺得日本人的客氣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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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跟台灣的官員證明我是一名藝術家?我要怎麼跟審核官員說明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受訪者 #3 — Alex

  • 36 歲
  • 藝術家、線上音樂資料庫開發者、攝影師

如果一個「老外」在台灣住了4年,至今卻仍然不太會說中文,也沒有申請任何居留簽證,多數人或許直覺認定,這名「老外」其實並不真的喜歡台灣,也沒有常駐台灣的打算,對吧?可世界上很多事情,偏偏都是違反直覺的。

來自加拿大的 Alex 在大學主修生物,做過不少研究,本來有很好的機會朝學術發展,但他覺得那樣平順生活太無聊了,因此拿到學位後選擇到泰國、香港、台灣等亞洲國家流浪,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漂浪過程「找自己」。Alex 坦言,當年的旅程雖然沒讓他找出人生「想幹嘛」,但卻讓他非常確定自己「不想幹嘛」,因此他暗暗下定決心,未來工作只願當自己的雇主,才能享受各樣的自由——包含失敗的自由。

回到加拿大後,當時因為線上數位音樂的版權法規還沒有非常明確,Alex 一方面想在網路上嘗試一些抗議行動,二方面也看到許多專業 DJ 並沒有好的線上管道可以購買音樂素材,於是利用自學的電腦技術,架起一個電子音樂素材交流網站,沒想到竟受到不少音樂人青睞,甚至有人願意無償贊助網站營運,於是誤打誤撞開始了自己的線上音樂事業。

然而,獨立線上音樂資料庫的收入來源並不穩定;於是,Alex 想起了台灣。首次知道台灣,是 Alex 在大學修習都市化與全球變遷(urbanization and global change)課程時,有一次作業要求學生以全球各都市為案例,深入探討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影響,Alex 便以台北作為探討案例。後來在他的亞洲壯遊中,台北也被作為短暫停留的地點。起初,Alex 只覺得台北是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城市,萬事便利、氣候合宜、生活成本低廉、治安良好,人民也非常友善,但當時作為旅人的他,並沒有想過要在這裡定居生活。

後來,Alex 心想,既然工作和收入都來自網路,理論上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持續自己的網路事業,何苦讓自己停留在做什麼都不方便,而且生活成本又高昂的地方呢?於是,經過一番評估,Alex 選擇來到台灣,一待就是 4 年。

問題來了,依照台灣現行法規,如果 Alex 想在台灣長期停留,要嘛就是他得找個僱主聘用他,讓他得以用工作名義留下;要嘛,就是他得設法娶個台灣配偶,用依親名義留下。然而,這兩件事情,卻都不在Alex 的選項中。於是,這4年來,Alex 持續用「旅遊」的名義留在台灣,並且每 3 個月就出境到亞洲其他國家短暫旅遊,週而復始,以便讓自己留在台灣。

雖然 Alex 留在台灣長期「旅行」的開銷,與他在網路上的收入仍不足以打平,但他認為,若他選擇留在加拿大,自己的負債只會更多,所以一邊留在生活便利的台灣,一邊策劃下一階段的事業,同時深度學習亞洲文化、提升工作技能,對他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根據日前國發會所提出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草案》第 9 條,國外藝術家可以在沒有雇主的同意下,自行前往勞動部申請藝術工作簽證,每次許可期為 3 年,必要時得以延長,正好適合像 Alex 這樣的人申請。

問題在於,Alex 會被我們的審核體系視為藝術家嗎?又,他會被視為台灣需要的「外國專業人才」嗎?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們得先回答文章最開頭的提問。

事實上,Alex 在台灣除了經營網站之外,也非常熱衷於攝影和旅遊。打開他利用 Goole map 自製的旅遊地圖,上頭竟然貼了超過上千個標籤,詳細記載了許多歷史建築、廢墟、特殊景點的位置。不僅如此,他細心地用顏色為這些歷史建築的狀態做了分類。「這個後來被拆了」、「這個現在還好,但我都不太敢告訴別人這個東西在哪裡,比較少人去它就比較不會被破壞」、「這個被改建了」。

更驚人的是,Alex 可以鉅細彌遺地說出許多據點在大清、荷蘭、日本治理時期,各自發生了什麼故事,有哪些演進,而且靠的都是自己多方搜羅中英文資料,最後確認可靠度後,再自己製作筆記。光看這份地圖與他所記錄的歷史故事,都能證明他絕非一位單純的觀光客,而是對瞭解自己所生活的環境有著濃厚的興趣。就這方面而言,他很可能比許多台灣人還要來得「在地」。

除此之外,身為「網路遊牧民族」的 Alex,也特地針對外國旅人製作了一份「咖啡館地圖」,詳盡地告訴旅台外國人可以到哪些空間去利用網路工作。他說,曾經有國外的部落客將他稱為「台灣大使」,每次有人想到台灣旅行,就會有人拿他的部落格當作攻略,分享給許多國家的旅人看。就這點而言,Alex 其實無形中已經在為台灣做外交、觀光宣傳的工作。

每隔3個月就出境再回來台灣、即使中文不好還是步履不停地隻身在台灣各鄉鎮旅遊、努力搜羅資料介紹台灣歷史⋯⋯即使在我們看來,他的生活有諸多的不便,但他還是努力在台灣待了 4 年多。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不愛台灣嗎?這樣努力讓世界看見、了解台灣的人,到底是不是我們需要的「人才」?

回到前文所提到的藝術家簽證。Alex 認為,如果台灣政府願意提供這樣的簽證給外國藝術家,當然是件好事,他個人也樂見這樣的措施。然而,他對於未來審核機制如何落實,卻不樂觀。「我要怎麼跟台灣的官員證明我是一名藝術家?我要怎麼跟審核官員說明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我的情況是這樣,其他藝術家會比較容易證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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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自己也不認為(這個專法)可以解決尋才問題,我是畫上問號的。就像過去創業家 VISA 以為會有 2,000 人申請,結果不到 100 人,到底攬才過程還有哪些做不好的,要深刻檢討,而不是立個法就可以解決。我覺得這是國安和國力問題。這法不是我提,我從沒有堅持過實習那些面向。

意見 — 余宛如

  • 37 歲
  • 台大經濟系、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碩士
  • 生態綠創辦人、台灣公平貿易協會理事長、民進黨籍不分區立法委員

談起《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案》,有些讀者或許仍對前陣子網路上相關的論戰記憶猶新。

臉書粉絲專頁《不禮貌鄉民團》點名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余宛如,批評她曾在 2016 年 3 月時公開反對馬政府的外籍攬才草案,認為如以評點制度取代薪資門檻下限,將讓此專法成為「真藍領假白領」的後門。《不禮貌鄉民團》認為,改朝換代後,余宛如卻「轉彎」支持開放政策,也不要求台資聘用外籍人才時,應有 47,971 最低薪資門檻,顯然態度反覆。

對此,余宛如在 6 月初時數度親上火線開戰,除了製作《鄉民懶人包》為備受質疑的薪資門檻、尋職簽證、實習制度辯護外,後續也意外和同黨立委林淑芬、時代力量黨團法案助理陳為廷、立法委員林岱樺前助理王奕凱等人隔空交火。

當時余宛如在臉書上寫道:「在這個法案裡面,外國實習條件是讓中央主管機關來認定,所以薪資門檻確實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薪資門檻很低訂了等於白訂,因為外國人透過複雜程序離鄉背井來台灣,如果薪資很低也不可能吸引到人才來,但如果訂得很高,那等於排擠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的用才空間,那就與立此法的本意相違背了。

引進外國人才來接軌國際、提升產業價值,和部分替代本地勞工的問題是一體兩面,不可能只要好處不要壞處,但也不能有一點低薪的疑慮,就把整個法擋下來,假實習真低薪或真打工,理論上邏輯是對的,但實務上、比例上太過顧慮這個問題,真的不必要。想想看,用 458 個外籍實習生來解釋我們 1000 萬勞工的低薪問題,這樣不會怪怪的嗎?」

然而她的辯駁並不被許多人接受,卻只讓戰火延燒。6 月底,余宛如接受鏡傳媒專訪時則說:「其實我自己也不認為(這個專法)可以解決尋才問題,我是畫上問號的。就像過去創業家 VISA 以為會有 2,000 人申請,結果不到一百人,到底攬才過程還有哪些做不好的,要深刻檢討,而不是立個法就可以解決。我覺得這是國安和國力問題。這法不是我提,我從沒有堅持過實習那些面向。

雖然「攬才專法」的討論雖然一直聚焦在尋職、實習、減稅等問題上,但余宛如也坦言,法案最可能解決的,其實是已經在台外籍人士的居留與生活問題,也就是所謂的「留才」。至於攬才,她直言:「留才比較多著墨,攬才不是修個法就能解決」、「這法能解決的問題還是非常有限,最主要的還是在台灣的外國人遇到的問題。」

換句話說,如果這部《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案》,連執政黨立委都認為重心比較會著墨在留才,讓已經願意來的外籍人才可以好好留在台灣,那麼許多主張台灣工作環境不佳,對外國人才吸引力有限的議論,就比較不在余宛如的對話對象中。

「這法有疑慮的地方我不那麼堅持,舉例淑芬委員考量是勞工,但我覺得針對新創需要,那這樣就好。我覺得新創圈法規可以不一樣,比較放寬。」說穿了,從 2015 年 7 月的創業家簽證,到近期的外籍白領爭議,國發會聚焦的點,終究還是新創產業的發展,以及為數不多的在台外籍人士,所以才會那麼難和主張勞工議題的其他人合上焦,因為本來就在雞同鴨講。

只是,法案終究也囊括了勞工、教育、健保、退休金、減稅等向度,一旦通過就會變成通則,而且該草案也並不只限縮在新創產業,後門開了就會全面打開,所以余宛如從挺身辯護,到後來「有疑慮的地方不那麼堅持」,姑不論轉彎與否,是否也可能讓人質疑「是不是要先讓法案過了再說」?

余宛如表示,其實不管是備受爭議的實習制度,抑或是尋職簽證問題,就算最後在立法院都無法通過,其實企業都還有其他解決辦法,所以問題不大,「但現在不要因為有疑慮,就把整個門都關上了,這不(是)好的方法。所以我覺得大家來談,你有意見去罵 OK,但我覺得盡量把討論空間拉大,對事情來說是好的。」

既然討論是好的,那麼余宛如究竟怎麼看待這些爭議呢?首先就草案第 9 條的「就台工作並取得就業金卡的外籍人士,前三年年薪超過 200 萬的部分半數免課所得稅」,余宛如認為,這樣的做法對企業來說,有誘因去聘僱外國人才,但也不是都減稅到企業上,外國人也能分享到誘因,所以會是可行的辦法。她認為,這樣的減稅幅度「還好」,但可以討論,不過高薪外國人在台也有可能帶動消費,她希望這樣的外溢效應可以被納入考量的範圍。

至於實習制度,余宛如則認為,如果大家真的有疑慮,就應該考慮去修正勞基法中關於建教生的待遇問題,因為在勞基法中也沒有規定實習薪資,教育部那邊雖然有在擬定實習專法,但她認為如果專法可以解決問題,那應該交給那邊處理,因為就她了解,每年在台外籍實習生數量並不多,而且新創圈並不是真的那麼想要實習生,所以她不會有太多堅持。「國發會預估,草案過了以後每年台灣會多 200 多名實習生,但我更悲觀,50 個就偷笑,所以這問題我想不大」,余宛如說。

由於攬才法案畢竟牽涉到太多部會工作,排除的原有法條一大籮筐,而且草案中許多細項都還得交還給各「中央主管機關」去處理,實務上來說,這些部會也不太可能違逆國發會意見,有沒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專法,而架空在移民法、就業服務法、健保法、所得稅條例中的原有規定呢?對此,余宛如則給了一個,聽起來仍然不是很聚焦的回應。

「為什麼不是各部會去做?因為這是戰略性法案,例如移民署、內政部、教育部、勞動部法規都要修,所以乾脆針對已經看到的問題,修成外國人才專法。就像很多國家有一個歡迎外國人的法,而且修每個法曠日費時,所以變成專法⋯⋯太多問題要談就不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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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法,看起來其他都小事,感覺他們真的要的是(專法第)20條的實習,另外還有問題的就是免稅。就國際上其他案例來說,實習都是大問題,漏洞已經很多,不應該再開這個。這草案看起來比較噁心的,就是這法條在對待人,但為什麼只有白領可以被視為人對待?

意見 — 吳靜如

  • 49 歲
  •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長期關注台灣移工權益,在多數人印象中,他們主要的關注對象,其實是在工地從事體力活,或是在眾多家庭服務高齡、失能家人的看護工,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外勞」和「外籍看護」。然而,同樣作為勞工,看在吳靜如眼中,職業無分貴賤、高低階以及衣領的顏色差異,都是「外勞」,理所當然,此次的「高階白領外勞」專法,也在 TIWA 的守備範圍中。

吳靜如認為,此次國發會所推出的專法,問題最大的,非「實習制度」「減稅」「尋職簽證」莫屬。由於在訪談過程中,出現了太多「最機車」、「最不爽」、「最靠北」、「最爭議」、「最反對」與「最噁心」,因此以下將上述各項以列點方式區分,忠實呈現吳靜如口述意見。

最機車 - 主管機關是國發會

這專法讓我覺得最機車的是,主管機關是國發會。有些要找教育部、找勞動部商量,但最後都是國發會定奪,因為其它單位不會說 NO,現在已發展為經濟導向,國發會最大,連勞動部不歸他管,但勞動部已經表現得像它下屬了。

最不爽 - 一年尋職簽證

最不爽是來一年找工作這件事,很多外籍配偶找工作,都還要被當假結婚真工作了。找工作需要一個時間,不論雇主或勞工都一樣,這種時間考量 OK,但藍領連他們受到勞資爭議要轉換雇主,都只能兩個月,我們至少要求比照嘛!新引進的可能衝擊太大先不管,那起碼已經在台灣的藍領勞工,可不可以比照?我已經對台灣有貢獻了,為什麼不能有一年尋職時間,但外籍白領可以有?

最靠北 - 減稅

減稅沒道理,賺那麼多不繳稅哪有道理,抽煙都要繳稅了!這是為了幫資方省錢,讓他們留在手上的錢比較多。

最爭議 - 薪資門檻

聘用外籍白領的最低薪資規定還得仔細研究,每個行業有不同平均工資,有些可能高於平均,譬如工程師平均搞不好不止 47,971,現在法條說什麼高級專業人才,如果 47,971 就合法了,但符合行業別的平均工資嗎?如果不符合,那就是拉低薪水了。

前幾年在吵鮭魚回流,要提高安定就業基金以價制量,開放你超額聘僱,反正就業安定基金拿比較多。我們碰到雇主寧願付比較多就業安定基金,來聘更多外籍藍領。資方省掉的不只是薪資而已,又好管又可以省勞退之類的。

所有這些法,看起來其他都小事,感覺他們真的要的是二十條的實習,另外還有問題的就是免稅。就國際上其他案例來說,實習都是大問題,漏洞已經很多,不應該再開這個。

最反對 - 實習制度

(專法)第20條看起來不像實習,之前我們跑去問高教工會,他們想法一樣,基本上這一條是針對國外大學畢業生,或畢業不超過兩年,但畢業了就不是學生,這很清楚,就是勞工,所以應該砍掉。

對照以前的師徒制,那是實習,我跟你做,還不是完成品,一邊學一邊做,等勞動成果可以上市場交換,那我就出師了,是這個概念,那個實習是清楚的。但現在的實習是進入職場,提供的勞力是有商業價值的,可以賣出去的,如果就算有學習,那也是職場學習教育,本來就是雇主該對勞工做的。現在實習就是直接讓雇主出賣你勞動成果,那個就是工作了。

上會期也在講評點制,就算是僑生還在學去工作,那應該就被當作勞工對待,不論是實習還是它現在要推的東西,都是要把勞動條件壓低的藉口,就跟建教生一樣。現在大學都很職業化,為資本服務的性質很明顯,現在不管是實習打工也好,畢業兩年還要實習,都是為資本服務的藉口,所以我們絕對反對。

最噁心 - 只把外籍白領當人看

我看到這個法的最大感觸,就是沒看過政府講人話。就業金卡這部分,這些所謂外國特定人才來,為解決申請聘僱許可不容易,轉換工作困難,無法兼職,巴拉巴拉都要申請,所以比照新加坡 PEP 制度,讓你在過程中轉換雇主、兼職,確定你職位,這對固定勞動力來說需要這樣,你引進國際勞動力來說,這是好的,對我們來說,對移動的保障是完整的。

家庭團聚權是好的,政府還特別放寬健保的適用期,之前說要居住 6 個月之後,現在放寬有道理。不合理的是,政府只把這些人當人,不把藍領當人,哪時候政府把藍領當人看過?這些條件從來沒有發生在外籍藍領過。

對於藍領移工來說,被我們看起來在處理人的狀態的服務,在藍領移工全部沒有。過去主管機關是勞動部,但現在變成國發會以促進經濟發展之名,就比較難擋。好希望藍領比照這個的保障,但是實習生和免稅的還是要擋掉。

這草案看起來比較噁心的,就是這法條在對待人,但為什麼只有白領可以被視為人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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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還在討論階段時,各界就一直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個議題融合了台灣競爭力、新創圈需求、外籍人才在台居留、本國勞工保障等等面相,本來就不容易達到共識。

支持草案儘速通過的意見,主張提升國家競爭力刻不容緩,且在台外籍專業人才、實習生人數不多,不至於對國內勞動環境衝擊太大,所以認為毋須大驚小怪。反對者則認為,實習生制度可能會是拉低勞動條件、薪資,甚至成為雇主剝削的「後門」,且國內真正問題在於低薪、工作發展性不足、產業轉型緩慢等,所以前提是解決結構性問題,不是直接放行仍有疑慮的專法。


倘若如余宛如所言,「攬才專法」的主要功能,其實會是「留才」,那麼這些紛爭看來都不是真正有交集。反對方對於簡化流程、就業金卡這些留才措施,其實並沒有太大意見;甚至,對於招攬高階專業人才,也沒有什麼異議。真正引起爭議的,其實還是關於減稅、尋職簽證,以及引起最多紛爭的「實習生制度」。假如如余宛如所說,對於引起爭議的項目並不堅持,可以再討論,那麼先行放寬沒有爭議的部分,或許可行。

只是,問題仍在於,這部專法,對於防止台灣人才流失、無法有效招攬國際優秀人才,看來仍沒有太大幫助。而這,才是影響台灣競爭力的真正關鍵,也是許多人殷殷企盼政府和民間合作,儘速拿出解決辦法的地方,不是嗎?我們究竟要等到何時,才能針對「想解決的問題」,提出「可以解決的辦法」呢?更重要的是,就算這部專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也不應該再製造更多問題了。

鏡傳媒

文字:鐘聖雄/翻譯:Chang, Su-Hau、鐘聖雄

網頁製作:v_k、KC-TWNo1

發佈日期: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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