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欣專欄】從《哭聲》《怒》到《比利 · 林恩的中場戰事》 窮人經濟寫實片正發威

影迷不難發現，國片很少有警探片，或社會寫實案件所改編的電影，除早期楊德昌在90年代初期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去年有企圖走向社會寫實片的《失控謊言》（但在台票房上並未告捷），抑或是更早期80年代陸小芬的《上海社會檔案》曾帶出的社會寫實旋風，之後台灣電影在社會寫實這塊甚少著墨。比起近年來日、港、韓國社會寫實片的風行，台灣電影在這題材上的缺席是要走自己的路，還是又錯過了時機發展？

時空早已非小清新的年代　觀眾的要求早就不同

早在10年前，韓國反映社會現況的電影《駭人怪物》《原罪犯》受到全球的注意，日片與港片也一直不乏一針見血的警匪片與社會案件題材，而台灣電影近10年來則偏愛勵志與清新小品，這本來沒不好，如果能各自都有飯碗的話。然而這2年時代氣氛已經明顯不同，經濟上的太平盛世逐漸遠離，觀眾除了看電影忘憂解壓求特效外，其實更有一大群觀眾需要從電影中找到多少反映社會真實面的同理與安慰。

我們相反於韓片這10幾年來對金權、政府腐敗、小人物悲歌的大量取材（如《熔爐》《聖殤》《殺人遊戲》）等，日本的《預告犯》《恐怖鄰人》都呼應了當今社會正強烈拉扯的貧富差距與不安感，而近期韓片《哭聲》在台締造的亮眼票房，更走出日韓片在台灣票房就是慘的魔咒，不僅因為它懸疑驚悚鋪陳得好，能讓人投射的是那爹爹不疼奶奶不愛，根本沒資源的荒僻小鎮中，求天天不應的集體悲傷，營造得絲絲入扣，而日片其實從《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東京奏鳴曲》《比海還深》，以及近期有良好口碑的《怒》，都跟韓片一樣直擊著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日韓因為勞動法的周延，以至於公司行號大量請沒有保障的聘僱工的社會問題、流沙般的中年問題，都化為電影，讓小人物觀影時得到了抒發的管道，時空早已非小清新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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