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
2019.11.19 18:28

【鏡相人間】我在台灣走著瞧 寇延丁的重生之路

文|曾芷筠    攝影|鄒保祥 楊子磊    影音|陳建彰
過去2年,寇延丁落腳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種2分地,過著晴耕雨讀、種田釀酒的生活。
過去2年,寇延丁落腳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種2分地,過著晴耕雨讀、種田釀酒的生活。

50歲之前,寇延丁當過兵、當過公務員、當過NGO工作者,熱心推廣殘障人士美術,投入汶川地震救災,甚至得過獎(2012年度公和人物)。50歲那年,她卻被中國當局控以「顛覆國家罪」,祕密關押128天。她說:「坐牢讓我所有東西都清零了,我又重頭開始活了。」

她的重生之路在台灣。2016年受邀以訪問學者名義來台後,她徒步環島、參與社運、種田釀酒,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10月25日,她結束3年台灣生活,選擇回到中國。難道不怕回去後又遭到來自當局的壓力?她說:「我不讓自己成為恨和恐懼的囚徒。」

臨別之際,她感激台灣社會給她養分,也細細道出她對台灣社會的點滴觀察。

初訪寇延丁是中秋節前夕,她忙極了,在宜蘭員山的小農舍廚房裡,不停剝著一粒又一粒的柚子,仔細分成外皮、內皮、果肉、隔膜、籽共五堆,分別加入酒引釀造,等待發酵轉化7天後,就得到新酒。「中秋一過,這些柚子就沒有人要吃了,打成堆肥好可惜!我之所以在台灣多留一段時間,就是為了讓每一粒柚子都不枉此生。」她有多重身分: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NGO組織者…但最近她喜歡自稱:「鄉村釀酒師傅。」

寇延丁出獄後身心瀕臨崩潰,農夫生活讓她重新體會到活著的美好。
寇延丁出獄後身心瀕臨崩潰,農夫生活讓她重新體會到活著的美好。

 

極惜物 善用農業廢棄物

她惜物至極,釀酒後的酒粕再加糖製成冷漬果醬,一粒水果從籽吃到皮,沒有一點浪費。她從冰箱拿出一罐罐用回收玻璃瓶盛裝的果醬,香蕉皮、洛神花、青木瓜皮、柑橘皮、自種糯米製成的紅麴和酒釀…分別配上蘇打餅乾、烤饅頭片或自製豆漿優格,各種味道千變萬化,笑稱:「請你們吃農業廢棄物大餐!」嘗起來神奇美味。

她拯救廢棄物,也像是拯救自己瀕臨崩潰的身心。出獄後,身心狀況最糟糕時,一次感冒2個月好不了,免疫系統崩潰,長時間抑鬱起不了床,甚至出現用鋸子自殘的強烈念頭。2年宜蘭農耕生活,如今她身心鬆多了,一頭灰白短髮,身穿友人縫製的粗布未收邊洋裝,臉上笑容也多。但採訪時,面對攝影機、錄音筆,她仍然高度敏銳,眼光炯炯掃射;畢竟,她曾被關進一個到處監視攝影機、牆壁傢俱用泡綿嚴密包裹、24小時有人緊貼看守的房間。沒有律師,不能聯繫家人。

這天在台中主婦聯盟,寇延丁教大家釀酒、製作冷漬果醬,背後目的是翻轉食物生產、消費的行為模式。
這天在台中主婦聯盟,寇延丁教大家釀酒、製作冷漬果醬,背後目的是翻轉食物生產、消費的行為模式。

2014年,寇延丁50歲,在北京往五台山的臥鋪火車上被抓,時值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她被祕密關押128天,被釋放後在山東泰安的家中「取保候審」一年,持續被監視。今年55歲的她是作家,也是中國64天安門事件後的第一代NGO組織工作者,被抓、被審的魔幻經歷寫成《敵人是怎樣煉成的》,紀錄國家機器如何製造敵人,過程荒謬宛如置身文革時期。

 

二百五 缺心眼的行動派

她原是只有高中學歷的山東泰安小城畜牧局公務員,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老師,20出頭結婚生子,人生準確到像鬧鐘。但30歲那年,她舉報上級貪汙公款,反遭報復,說她勞動表現不好而被下崗(失業),「讓我看到整個世界是一個欺騙的系統,包庇貪汙的是領導的領導。」丈夫覺得下崗太丟臉,罵她蠢。她40多歲離婚,成了單親媽媽,獨立扶養一個兒子。

此後讓她逐漸偏離「正常」的生活。先是某個工廠同事是聽障,卻很會刻瓷,她開始幫忙出書、做展覽、拍紀錄片,1993年她開始關注殘障美術家議題,致力於改變殘障人士處境;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又在災區成立「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陪伴因震致殘的孩童。她形容自己的個性「二百五」「缺心眼」,在中國體制下,沒有一點二百五勁頭是不可能和官方周旋的。

她的確是個缺心眼的行動派。川震發生後,她跟兒子說:「農村裡受傷的孩子,他們之後的人生才是大問題。」兒子一聽覺得苗頭不對,甩了門,背對著寇延丁說:「妳要真去四川,哥(兒子自稱)也不攔妳,但妳不能一個月不回來一次。」寇延丁就去了,跑遍災區4年,陪伴一百多個傷殘孩童;但遵守對兒子的承諾,一個月回北京一次。

在台灣嘗試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對寇延丁來說是一場反思現代化人類文明的革命。
在台灣嘗試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對寇延丁來說是一場反思現代化人類文明的革命。

 

憑傻勁 來台灣研究社運

這3年,她為了研究台灣社運與民主轉型來台,也是一股純真的傻勁。此前,她在2013年、2014年來過台灣,大量採訪社運組織,探索1980、1990年代社會轉型,團體與個人如何實踐民主。書名都想好了,就叫《沒有老大的江湖》,代表她心中理想的組織型態,全然實踐民主、平等。2016年脫離取保候審後來台繼續尋訪,漸漸發現:實際上「老大不乏其人,我在台灣社運圈也看到很多小蔣中正,用獨裁者的方式、獨裁者的思維。社運組織成為一個權力體系,很多時候沒有大格局,太多小糾扯。」

也看到了台灣社會的問題:「過往台灣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林義雄說的『愛與寬恕』,他十年後重回林宅血案現場,說了這句話,他的精神內涵推高了台灣社會轉型的境界。我也記得2014年在景美溪邊慢跑的時候,旁邊經過的腳踏車騎士廣播說:『洪仲丘的爸媽因為不忍傷害那些年輕人,放棄上訴。』我流淚了。但是當我2016年再來到這裡,我發現這裡瀰漫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對國民黨的恨,一個社會不應該被恨與恐懼籠罩,那就很容易被政黨集團利益操控。」她驚訝於台灣社會對李明哲案的冷漠,認為台灣人太不了解中共的思維手段,「抓我是偶然,但是打壓中國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國家維穩思維,不管是對香港和台灣人的影響,是必然。」

傍晚夜色降臨後,寇延丁習慣不開燈,對著電腦工作、書寫。
傍晚夜色降臨後,寇延丁習慣不開燈,對著電腦工作、書寫。

她離開台北社運知識分子同溫層,赴屏東鄉下「接地氣」,一頭栽進恆春「保存竹塹」運動。但在寫文章投書媒體、拉人參與的過程中,她屢屢遭到質疑:「為什麼是妳來寫文章?應該是由台灣文化人、社運人來寫。」言下之意,她沒有資格。「我隱隱嗅出一種獨占權力的味道,連社運參與都成為一種專屬權力,有悖於開放、自由、民主、公益、平等的價值觀念。」這番話聽在台灣人耳裡真讓人發窘,皇帝沒穿新衣,大家都知道,但經由一個不怕說出真相的外來者之口,反而更透澈。

《上下游》記者林吉洋說:「大部分中國民運人士活在對台灣民主的誤解與超譯,扣子(朋友對寇延丁的暱稱)看得比較深,因為她不斷實做,所以沒有失去人味,真正看到台灣社會民主的可貴。兩岸間的理解只有透過寇延丁這樣的人才有可能。」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則說:「寇延丁的行動主義,證明在中國仍然有一點抵抗的縫隙。她在台灣的實踐經驗則顯示出,儘管在目前艱難環境底下,台灣與中國的公民社會之間仍然有互動合作的機會存在。」

今年8月,寇延丁將在台灣行走觀察、參與社運的歷程寫成《走著瞧》。她徒步、騎腳踏車環台2圈,走了5千多公里,還全程走完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遶境,從都會圈知識分子走到鄉村最基層。「媽祖是道教神明,但一路上都能聽到佛樂,有僧人化緣,台灣的多元開放還是令我感動。我一路白吃白喝,吃到各種台灣小吃,隨時看到香客變志工,有人需要幫忙,香燈腳就臨時變成志工,等手邊的事情做完或下一個人來接替,又繼續做香燈腳。我也變成這樣一個志工,這是不知不覺發生的。」她笑開,語氣興奮起來。

 

赴宜蘭 當農夫證實能力

她坦言台灣經驗有挫折也有失望,但走著走著,她轉了一個彎,找到新的可能。2017夏天,她走到宜蘭深溝村,發現這裡的小農都用友善土地的方式耕種,力圖改變生產消費方式以及人們對土地、食物的觀念,覺得有趣。這裡的農友社群雖然有「老大」,學者楊文全發起「倆佰甲」,標榜用開放社群理念培育新農,提供代耕訊息;創辦「穀東俱樂部」的農友賴青松則幫忙介紹田地、租房資訊。但這裡的老大「不管你的死活生計」,寇延丁眼睛亮起來:「開放社群強調自由進入、自主退出,每個人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我認為這是人類未來組織的型態。我一定要搞懂是怎麼回事,為了這個,我才來種田的!」

待秋天的筊白筍收成後,寇延丁告別這片心愛的土地,回到中國。
待秋天的筊白筍收成後,寇延丁告別這片心愛的土地,回到中國。

背著背包,租了二分田、一間老農舍,買了農具、釀酒桶,從什麼都不會,跟老農夫學採種育秧,到現在可以靠著自己的糯米收穫實現自給自足。那是全然的自由,第一次可以靠自己的雙手賺取生活,她笑得好開心:「今年開始,我手頭只留新台幣10萬元現金,支付田租、房租、水電、打田代耕費,到現在我手裡的錢有20多萬元,自己印的書、種的糯米全都賣完了,還賺了一點。一個什麼背景都沒有的新農夫,可以活得下來。」

晴耕雨讀,種田釀酒,每天的生活始於清晨5點下田,到9點太陽大曬的時候回家洗漱休息、吃早午餐,下午無所事事,或者讀書、釀酒,傍晚再下田。晚上寫字、運動,或者去田裡抓福壽螺,9點早早上床睡覺。她不用衛生紙也不用牙膏,只用手帕和水做清潔工作,洗澡、洗碗都用自製的酵素。

她的朋友、同在宜蘭慈林基金會上公民培訓課程的同學蔡宜汶說,以前對寇延丁的印象是上課時拿著筆電劈里啪啦打字、問問題時聳著肩、還會跟老師辯論中國現狀、讓人覺得是批判性重、難以親近的人。2年農耕生活讓她的生命得以緩慢下來,蔡宜汶有天主動對她說:「扣子,妳變柔軟了。」

離台前4個月,寇延丁已在海南島預定好土地與租房,準備繼續種田釀酒、過自給自足的生活,「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流亡者,恐懼的囚徒。」

10月25日,寇延丁搭機離開台灣,飛往海南島繼續種田。
10月25日,寇延丁搭機離開台灣,飛往海南島繼續種田。

急著回去,難道是期望看到兒子結婚生子?「那是他的事,我們母子已習慣互相放生,爸媽對我已學會節哀順變了。當我對自己愈來愈接納,對父母、兒子也愈來愈少要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樣的生活更好。」兒子目前在深圳當電腦工程師,父母在山東老家,她笑稱自己已是個「有色人種」,難免遭到關切,或許也怕牽連家人,這趟回中國,她選擇遠離老家生活。

 

坐牢後 人生都被清零了

「坐牢那次生死體驗,讓我所有東西都被清零了。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全都沒有了,你說不傷心、不痛苦嗎?也傷心、也痛苦。但是那一次經歷之後,我又從頭開始活了。」2年台灣土地學習,讓她確認了有能力靠自己的雙手活下去。

10月25日,我們前去送機。她依然一身颯爽滔滔不絕,興奮地說著明年將要在台灣出版的新書《世界離民主只有五天》,講她2016年在貴陽陪伴十幾個未成年孩童學習議事規則的經驗…中國內部控制越來越嚴,問她不怕嗎?她看起來有點傻,笑說身邊的朋友都比她擔心,只有她自己像處在暴風眼中心一樣寧靜,「還能比上次糟嗎?」

她揮揮手,頭也不回地大步向前。

更新時間|2019.11.14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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