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看到了台灣社會的問題：「過往台灣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林義雄說的『愛與寬恕』，他十年後重回林宅血案現場，說了這句話，他的精神內涵推高了台灣社會轉型的境界。我也記得2014年在景美溪邊慢跑的時候，旁邊經過的腳踏車騎士廣播說：『洪仲丘的爸媽因為不忍傷害那些年輕人，放棄上訴。』我流淚了。但是當我2016年再來到這裡，我發現這裡瀰漫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對國民黨的恨，一個社會不應該被恨與恐懼籠罩，那就很容易被政黨集團利益操控。」她驚訝於台灣社會對李明哲案的冷漠，認為台灣人太不了解中共的思維手段，「抓我是偶然，但是打壓中國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國家維穩思維，不管是對香港和台灣人的影響，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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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走著瞧2】為研究民主來台 中國人寫社運文章卻被問「憑什麼」
這3年，她為了研究台灣社運與民主轉型來台，也是一股純真的傻勁。此前，她在2013年、2014年來過台灣，大量採訪社運組織，探索1980、1990年代社會轉型，團體與個人如何實踐民主。書名都想好了，就叫《沒有老大的江湖》，代表她心中理想的組織型態，全然實踐民主、平等。2016年脫離取保候審後來台繼續尋訪，漸漸發現：實際上「老大不乏其人，我在台灣社運圈也看到很多小蔣中正，用獨裁者的方式、獨裁者的思維。社運組織成為一個權力體系，很多時候沒有大格局，太多小糾扯。」
她離開台北社運知識分子同溫層，赴屏東鄉下「接地氣」，一頭栽進恆春「保存竹塹」運動。但在寫文章投書媒體、拉人參與的過程中，她屢屢遭到質疑：「為什麼是妳來寫文章？應該是由台灣文化人、社運人來寫。」言下之意，她沒有資格。「我隱隱嗅出一種獨占權力的味道，連社運參與都成為一種專屬權力，有悖於開放、自由、民主、公益、平等的價值觀念。」這番話聽在台灣人耳裡真讓人發窘，皇帝沒穿新衣，大家都知道，但經由一個不怕說出真相的外來者之口，反而更透澈。
《上下游》記者林吉洋說：「大部分中國民運人士活在對台灣民主的誤解與超譯，扣子（朋友對寇延丁的暱稱）看得比較深，因為她不斷實做，所以沒有失去人味，真正看到台灣社會民主的可貴。兩岸間的理解只有透過寇延丁這樣的人才有可能。」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則說：「寇延丁的行動主義，證明在中國仍然有一點抵抗的縫隙。她在台灣的實踐經驗則顯示出，儘管在目前艱難環境底下，台灣與中國的公民社會之間仍然有互動合作的機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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