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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女人2】她們本是高階軍官夫人與美籍白人 為理想拋家棄子

位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列有7628位政治受難者姓名,依入獄服刑的年分排列。曾心儀(右)與艾琳達(左)在1979年的碑牌上,分別找到自己的本名「曾台生」,以及前夫「施明德」的名字。
位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列有7628位政治受難者姓名,依入獄服刑的年分排列。曾心儀(右)與艾琳達(左)在1979年的碑牌上,分別找到自己的本名「曾台生」,以及前夫「施明德」的名字。
在極權統治與父權社會的壓迫下,曾心儀和艾琳達同時跳進了歷史的漩渦。歷史研究學者黃惠君說:「當年女性參加黨外運動,是要付出生命去衝撞的,威權的迫害性太強,更顯這些女性的難得,她們不知不覺中為台灣女性走出一條路。」
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警察的質問猶言在耳:「妳為什麼要參加黨外?」這些女人為何要選擇一條艱難的道路?
曾心儀的父親是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空軍上尉,母親來自台南貧苦農家,她在台北公館附近的眷村長大,家中6個小孩,雖被視為外省家庭,卻沒受到政府良好的照顧,「我家是用竹子夾泥土、稻草蓋的,周圍是黃土地,瑠公圳流過,我們過得非常窮苦,幾乎舉債度日,領糧票,穿木板鞋,上百戶人家只有2間公廁,裡面都是蛆。每天早上不分男女,都在門口的水溝大小便。」
有次,她去一個童年玩伴家玩,發現高官的家就像皇宮城堡,她第一次看到冰箱,也看到了貧富差距。她漸漸發現,政府在眷村內宣傳克難生活、反攻大陸,眷村外卻不知不覺繁榮起來,變成黃金地段,「我開始不信任國家,反政府。」高中時父母因父親的花心而離異,當年的婦女缺乏經濟能力、也沒地位,像被掃地出門,「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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