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
2020.05.15 18:28

【全文】安樂死的是與非 當活著令人難以承受

文|陳玉梅    攝影|陳毅偉 周永受 鄒保祥
鄭貽(左)和傅俊豪(右)母子花了很多時間才接受傅達仁選擇安樂死,對於可能的法律責任也事先考慮過,決定承擔。
鄭貽(左)和傅俊豪(右)母子花了很多時間才接受傅達仁選擇安樂死,對於可能的法律責任也事先考慮過,決定承擔。

癌症末期、重度癱瘓、罕見疾病⋯當這些病將一個人帶入生命末期,活著,更多只是不斷承受痛苦時,他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可不可以呢?

只是病人執意赴死,醫師卻不見得願意執行;現在雖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但有人卻寧願「搭快車」。究竟現行制度的漏洞在哪裡?傅達仁離世快2年了,哪些人跟著他的腳步到瑞士「一了百了」?

安樂死是「人到底有沒有自由死亡權利」的一場拔河。

初秋的北海岸,天氣轉涼,老太太緩緩下了客運,走向十八王公廟。這天香客稀少,冷清蕭索,她喃喃自語祈禱後,往海堤走去,不久就消失不見人影。

2天後,她的遺體被海水打上岸,死因是生前落水。警方找不到遺體身份,又沒有家屬來認領,採集DNA留存後,編號6546,葬在石門四號公墓。

15年後,板橋分局巡佐蔡淑女坐在辦公桌前,開始例行找尋失蹤人口。她鍵入關鍵字,螢幕跳出一個失蹤人口跟編號6546無名屍有些關聯。她眼睛在視窗間來回掃視推敲著,前者失蹤跟後者發現時間只差2天,失蹤者沒去換發新身分證,10幾年來也沒有任何就醫資料,她覺得或許2個是同個人。於是聯絡失蹤者的兒子蘇介席,問他是否願意進行DNA比對。

當蔡淑女連絡上蘇介席,蘇介席還以為是詐騙集團,蔡淑女好說歹說,蘇介席才走進警局,經採集DNA後,確定跟無名屍是親子關係。

16年前母親失蹤後,蘇介席從親友家,到媽媽常去的醫院,再到十八王公廟找人,遍尋不著。他常想,「媽媽為什麼走?」母親沒有任何異樣,但她70多歲了,老毛病很多,曾說,「老啊,身體退化啊,就應該轉去啊。」他推測媽媽怕拖累他,當時他在大陸做生意,為了照顧她,奔波兩岸,哥哥工作不穩定,一家經濟全靠他。母親失蹤半年後,蘇介席預感她已不在人世,每次經過廟就進去拜拜,他常念母親「要走也不說一下,你不想造成我的負擔,也不用這樣。」他遺憾母親連最後一程都不讓他送。

開棺當天,蘇介席來到石門公墓,看著一片荒煙蔓草,仍懷疑「真的會是媽媽嗎?」蔡淑女找了善願協會會長郭志祥來幫忙。當開棺那一刻,蘇介席一看到假牙牙套,淚流了下來,這是媽媽,媽媽一排牙掉了,裝了牙套,媽媽終於回來了。

 

如果可以善終,這悲劇就不會發生

郭志祥覺得心酸,看蘇介席結束大陸生意,回台灣在當外送員,還有個10歲兒子要撫養,日子並不好過,他義務幫忙將他母親後事辦好。他感慨地說:「如果可以善終,這悲劇就不會發生。」蘇介席談到媽媽蘇郭冬瓜,嘆氣說:「我終於可以放下16年來對她的愧疚。我媽真的很勇敢,我一個人養她,我爸走前,也是我一個人照顧,她不要我繼續這樣子,她太愛我了。」

「像蘇郭冬瓜這種人很多。」蔡淑女打開一個個檔案資料說,像賴先生工作傷到背,痛到難以忍受,某天跟老婆散步後就失蹤了,找到已是7年後。另一個吳老太太不想拖累視障、在做按摩工作的兒子,走上絕路,找到是11年後。還有50歲的王先生罹患口腔癌末期,面對母親78歲,家中還有個中風的哥哥,他自殺了。蔡淑女說:「目前我處理上百例,超過一半都是像這樣久病厭世。」

隱藏在這些自殺案背後的,是人到生命末期,不得善終的苦境。

高齡化在台灣是趨勢,如今每7個人就有一個年過65歲的老人,內政部預估2026年,會達到每5個人就有一個老人。2018年國人平均壽命超過80歲,平均健康餘命卻只有71.2歲,中間9.5年的差距,等於有近10年的老人生命是在不快樂、不健康跟不順遂的情況下度過。於是,自殺老人年年增加。衛福部統計,年過65歲的老人自殺率一向高於其他年齡層。2018年,台灣自殺人口3,865人,其中老人佔了1/4,自殺死亡率是一般人的2倍。

既有法律跟長照資源都幫不了這些人,有人因而倡議「安樂死」。最引起注意的就是前體育主播傅達仁遠赴瑞士安樂死。前立委許毓仁曾提出《尊嚴善終法》草案,但今年初立委改選後全案因「屆期不連續」作廢。4月,民眾黨重提此案,將在立院新會期討論。

自從傅達仁引發安樂死討論,近年書市出現不少相關翻譯書籍。
自從傅達仁引發安樂死討論,近年書市出現不少相關翻譯書籍。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指快樂/舒適地死去,或有尊嚴的死去。延伸到現代的安樂死意指,當一個無法痊癒的病人生活品質惡化,因應他的要求,採取較不痛苦的方式終止其生命。

 

許多病人跟家屬在死亡之前這段歷程,太痛苦了

最早允許安樂死的國家荷蘭跟比利時,對申請安樂死終止生命的要件,除了病人的自主意願,還必須符合:第一,病人罹患醫學上無可治癒的疾病;

第二,醫師確定病人身體跟心理持續承受難以忍受或劇烈的痛苦;

第三,醫師與病人確定沒有其他合理的解決方法可改善病人的症狀。最後,必須諮詢另一位毫無利害關係的醫師。

「我會關注安樂死,是因為看到許多病人跟家屬在死亡之前這段歷程太痛苦了。但是多數人看不到這些不堪,因此很少有人會思考,社會到底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制度跟法律來面對生命末期這些困難。」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曾敏傑說道。去年11月,他主持的社科院前瞻計畫與傅達仁創辦的中華善終協會合辦了一場安樂死研討會。曾敏傑提起傅達仁罹患胰臟癌末期時,來學校演講,傅達仁在台上直挺挺站了30分鐘,中氣十足地演講完,但是一下台就像洩氣般縮在那,痛苦不堪。安寧療護在當時並無法幫助傅達仁減輕太多痛苦,最後他選擇到瑞士安樂死。

為什麼既有法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權利法》,無法幫助像傅達仁這樣的病人,而需要遠赴瑞士,才能解決痛苦?

紀岳良從照顧家人的經驗感受到,安寧病房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紀岳良從照顧家人的經驗感受到,安寧病房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律師紀岳良今年33歲,在經歷阿嬤跟父親的痛苦死亡過程之後,積極投入推動安樂死立法。

紀岳良說,阿嬤得到失智症1年多,合併罹患帕金森氏症,開始出現吞嚥困難,「我們當時也沒想什麼,就讓阿嬤接鼻胃管。她臥床後,你大概可以想像她整個人就是變成身體蜷曲,一個槁木死灰的人。」

阿嬤臥床2年多過世,紀岳良開始接觸安寧醫療。為了減輕末期病人生理及心理的痛苦,安寧療護著重症狀控制,給予緩解性的醫療照護,臨終也不會刻意急救。紀岳良覺得如果當初讓阿嬤接受安寧照護,她就可以不用插管好好走。不久,紀岳良的阿公也因嚴重失智吞嚥困難,幸運的是他在家斷氣,沒有經歷像妻子那一段折磨。

阿公阿嬤離世讓紀岳良開始思考,以後可不可以不要再經歷阿嬤後面那些事?兩年後,紀岳良的父親確診肝癌末期。剛開始,紀岳良的父親口服嗎啡,但是口乾舌燥、便祕,還會昏睡,意識不清,他吃沒多久就不願吃了。紀岳良說,父親說他不想「睡到死」,之後嗎啡改用貼的,也沒有改善這些副作用,他還是很痛。

 

痛在我身上,你們怎麼知道我的痛苦

看父親這麼痛苦,紀岳良嘗試找醫院讓父親接受安寧照護,但是台中有安寧病房的醫院不多,有也沒有家人陪伴的空間。如果住套房,一天要1萬塊,剛當律師的紀岳良覺得自己如果硬付,等父親走後大概也負債累累。

最後時光,紀岳良的父親待在家,紀岳良說:「他營養不良,出現併發症,無法走路,連話都說不出來,已接近失能狀態。他曾痛到跟我媽說:『我何時可以走?』他想早點解脫,如果那時台灣有安樂死的法律,我爸會選擇那條路。」紀岳良的父親不吃不喝幾天後,某天於夜裡斷氣。紀岳良說:「我從我爸身上看到,安寧病房可以做一些事,但是不可能解決所有病痛。」

傅達仁的太太鄭貽說,當傅達仁決定向瑞士尊嚴協會申請安樂死時,家人根本無法接受,用各種方式推託,延遲申請。傅達仁為此數度跟家人發脾氣,「痛在我身上,你們怎麼知道我的痛苦?」到後來傅達仁沒有嗎啡無法做任何事,甚至得靠嗎啡才吃得下飯。他曾跟來家裡的安寧醫療團隊說,「如果可以吃得下飯,我當然活啊,如果連最基本功能吃飯都失去了,那活著有什麼意思?」

傅達仁第一次去瑞士,看家人沒有準備好,兒子傅俊豪又在瑞士生病,他不捨拋下家人返台,但是一回台灣就因嗎啡過敏送急診。一個80多歲的老人躺在病床上,24小時不停的翻白眼,無意識的躺下、起來,讓家人嚇壞了。但是傅達仁卻奇蹟似的醒來。這次瀕死經驗痛撤心肺,讓傅達仁更確定要去瑞士,選擇無痛離開。家人終於也接受了。傅俊豪說,「父親生我時60幾歲了,他從小就告訴我,爸爸有天ㄧ定會走。看著他一天天衰弱,痛苦地過每一天,我逐漸被他說服。」

有醫師認為,傅達仁如果接受安寧療護,不吃不喝,經過止痛跟鎮靜,可以安詳的走,並不需要安樂死。但是傅俊豪說:「父親是安寧緩和醫療的病患,可是安寧醫療對他來說,很像坐慢車,先是止痛藥一顆、兩顆、三顆;後面是嗎啡,從1週1瓶到3天1瓶,沒辦法有效止痛;嗎啡造成的暈眩也讓他很容易跌倒,因而更痛苦。當安寧醫療到了極限,我父親決定搭快車完成自己的善終。」

 

如果有快車,為什麼要叫我搭慢車

「如果有快車,為什麼要叫我搭慢車?」照顧母親的經驗,讓婦產科醫師江盛很認同傅達仁這句話。

2017年,江盛提早從馬偕醫院退休回家照顧父母親。沒想到回家就診斷母親罹患失智症。「她後來癱瘓,整天喊痛,我們決定使用止痛藥,但是我覺得這個止痛藥是不夠的。我媽還長褥瘡,她只要坐輪椅20分鐘沒拉起來,壓迫皮膚就長出水泡。」江盛說,他是外科醫師,就天天幫媽媽換藥,但是水泡到處長,他想盡辦法幫她換姿勢。江盛嘆口氣說:「但是睡覺時,大家都沒力氣啊,半夜怎麼幫她翻身?以前在醫院看到病人長褥瘡,會覺得怎麼會照顧到這樣子?當我照顧母親後,才了解照顧是多麼辛苦的事。我媽最後好瘦,我充滿罪惡感。這些都很困難。」

江盛的母親年輕時是護士,曾叮嚀江盛,她以後不要插管。到後來,江盛跟母親的主治醫師討論,只讓媽媽打抗生素跟點滴,沒有給她進食,江盛說:「因為醫師的訓練,第3天我就知道她死定了,當時我曾想,我是第4天就讓我母親死,還是拖到第14天以後死,但是我想我媽應該不會希望我替她這樣做,因而入獄或變成一個新聞人物。」看母親這麼痛苦,江盛甚至檢討一定是自己愛母親不夠多,否則怎麼忍心她承受最後苦難的11天?

江盛覺得,人的死亡變化有千百種、千萬種,安寧照顧不可能解決這一切。江盛也開始思考「如果我處在我母親那個局面,我會希望兩個女兒怎麼做?」江盛大女兒在英國當醫師,二女兒在波蘭唸醫學院,他不希望她們處在他當時的局面。「我必須為我的死亡準備。」2018年,他發起公投連署,希望安樂死作為一種臨終抉擇,能引起社會討論。

楊志良認為現行包括安寧醫療等做法已經足以保障病人臨終尊嚴和需求。
楊志良認為現行包括安寧醫療等做法已經足以保障病人臨終尊嚴和需求。

不過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仍認為安寧照護和去年開始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就可以解決末期病人痛苦的問題。根據《病主法》,病人擁有優先知道自己病情的權利,並且預立醫療決定,當生命來到末期,有權利拒絕一切可能延長生命的醫療與照顧,包括人工營養及管灌餵食。

楊志良提起大他2歲的哥哥,罹患大腸癌到後期,有天清醒,台北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剛好來看他,問他有什麼願望?楊志良的哥哥說,好想喝啤酒啊,在醫院喝酒簡直無法想像,但黃勝堅為完成病人臨終心願,找人去買了啤酒,讓楊志良陪哥哥小酌。楊志良說:「隔兩天,我哥不吃不喝,在深度鎮定底下走了。我當然不捨,但是這跟安樂死有什麼差別?只是安樂死更積極一點而已。」楊志良認為,如果傅達仁當時有《病主法》,他只要預先簽署,根本不需要去瑞士。

 

安樂死是加工死,對家屬跟醫師都是心理創痛

楊志良解釋,依《病主法》如果有預立醫療決定,當符合下面幾種條件,醫師就可以依病人意願執行,第一,末期病人;第二,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第三,永久植物人;第四,極重度失智,第五,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11種疾病(包括小腦萎縮跟漸凍症等10種罕病跟1種疾病),或痛苦難以忍受。楊志良特別強調「痛苦難以忍受」的標準,「這不是醫師認為,是病人認為。你看這範圍多廣,只要我有不可忍受的痛苦,這是主觀的,解釋是很寬的。所以我反對安樂死,安樂死是加工死,對家屬跟醫師都是心理上的創痛。但是,不要維生系統、自然死,執行的醫師跟家屬比較能接受。」

目前反對安樂死最激烈的就是醫師團體,除了風險考量,還有過往醫學教育的訓練都是「救人救到底」,怎麼可能去「殺人」呢?

什麼人需要安樂死?歸納2016年荷蘭跟比利時尋求安樂死的人罹患的疾病,癌症最多,超過六成,另外就是神經系統、心血管跟呼吸系統疾病、老年症候群、認知症(亦即失智症)及精神疾病等。江盛曾推估,台灣有安樂死需求的人,每年約有2千到4千人,但他們非老即病,難有力量發聲。

24年來,一個電腦螢幕跟四面牆幾乎就是溫金盛全部世界。溫金盛說,有沒有尊嚴是其次,而是做什麼事都要依賴人,無法自我實現,活得毫無意義。
24年來,一個電腦螢幕跟四面牆幾乎就是溫金盛全部世界。溫金盛說,有沒有尊嚴是其次,而是做什麼事都要依賴人,無法自我實現,活得毫無意義。

40歲的溫金盛活得痛苦孤寂,一直盼望能安樂死。

16歲那年,溫金盛騎車被計程車追撞成全身癱瘓,24年來,他大多時間只能躺在床上,唯一能跟外界溝通就是透過網路。多年臥床,他的肌肉萎縮,骨骼嚴重變形,心肺功能剩不到一半,清醒時全身都在痛。他覺得自己什麼都得依賴人,無法做想做的事,每天只能追劇、上網,活著根本沒有意義。更讓他愧疚的是,母親照顧他10年,因過勞早逝;父親現在也74歲了,人生1/3一都在照顧失智症的奶奶和他,如今也全身是病。

比利時聯邦監督評鑑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記載了申請安樂死者面臨的各種痛苦,包括仰賴他人、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孤獨、絕望、喪失尊嚴與擔心失去跟社會接觸的能力等,全是溫金盛面臨的處境,但是溫金盛卻不知道還要承受這些痛苦多久?他說:「癌末病人還可以預期死亡時間,但是像我這種脊髓損傷的躺50年的人都有,我不知道盡頭在哪,很可怕。安樂死是我的權利,但是旁人覺得,我還呼吸,就該活著。可是這些人了解我的痛苦嗎?」

照顧兒子快50年,韓媽媽深深了解兒子韓治偉的痛苦,因而尊重他的選擇。執行安樂死前,母子最後自拍留影。(韓治偉家人提供)
照顧兒子快50年,韓媽媽深深了解兒子韓治偉的痛苦,因而尊重他的選擇。執行安樂死前,母子最後自拍留影。(韓治偉家人提供)

多年來,重度癱瘓的韓治偉也寄望台灣安樂死立法,讓他有條路好走。但是眼看自己身體惡化到連接受安樂死都快沒有能力了,又看到政府跟政治人物總是以再研議迴避問題,他轉而跟隨傅達仁申請到瑞士安樂死。

仔細翻閱韓治偉生前完成,但未曾出版的書稿,處處看到韓治偉跟生命的搏鬥。雖然從小罹患腦性麻痺,但他努力學走路,認真學習,到大學跟博士班旁聽特殊教育跟心理學課程。他也曾幻想有機會覓得佳人良緣,但是身體的持續崩壞,他終於明白此生是無可能了。

還有多少像我這樣沒有尊嚴的病友,繼續維持這所謂生命徵象

他的書寫到無法再用電腦為止,討論台灣諸多長照悲歌個案和對安樂死的想法,最後他在家人支持下,於瑞士完成安穩睡去的夢想。但是如他書稿所言,「還有多少像我這樣苟延殘喘,沒有尊嚴的病友們,拖著病體,對家人抱著內疚的心情,繼續維持這毫無意義的所謂生命徵象?」

治偉走後的家中,仍留給母親滿滿的愛與回憶。韓媽媽懷裡抱著的是韓治偉生前最愛的狗「妹妹」。
治偉走後的家中,仍留給母親滿滿的愛與回憶。韓媽媽懷裡抱著的是韓治偉生前最愛的狗「妹妹」。

的確,有多少人有韓治偉的經濟條件可以選擇到瑞士死亡呢?

安樂死是「人到底有沒有自主死亡權利」的拔河。

為維護憲法保障人的生存權,刑法有殺人罪專章,其中「加工自殺」跟「協助自殺」,都被認定觸犯「殺人罪」,最高刑期分別是7年和5年的重罪。最高法院庭長黃瑞華從此推論,「人如果有權自殺,別人幫助你就不是犯罪,這表示法律跟我們社會還是不允許自殺。」

但擁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醫學博士,曾在馬偕教導醫學倫理的江盛則認為,環顧整個西方歷史,雖然因為宗教關係,一直不允許自殺,可是「人追求幸福,當這幸福受到疾病威脅時,我們還要聽那些醫師或教會給你的神話嗎?還是要回來聽聽自己要什麼?死亡是人的自由跟權利,整個人類都在爭取這件事。」

醫師江盛積極照顧自己,包括預備好自己的死亡,不願女兒陷入像他2年多前照顧母親那樣的艱難處境。(本刊資料照)
醫師江盛積極照顧自己,包括預備好自己的死亡,不願女兒陷入像他2年多前照顧母親那樣的艱難處境。(本刊資料照)

社會對自殺的污名,推動安樂死的團體一直「尊嚴善終」取代安樂死,認為安樂死是「喜樂再見」,不是自殺。江盛卻有不同看法,「這種說法是對自殺的禁忌跟污名,請問安樂死不是自殺是什麼?」

交大科技法律所所長陳鋕雄認為,在生命倫理問題前,涉及的都是人對自己要做的事,國家要不要去干涉的問題,「安樂死就像墮胎,涉及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國家要干涉,就要負舉證責任,證明這樣的限制是適當手段。」

檢視荷蘭跟瑞士相關法規,會發現荷蘭並沒有將生命自決權入法,而是將安樂死視為醫師的醫療權,醫師同意才能執行。瑞士為了不抵觸生命權,並沒有將安樂死立法,而是改變刑法對協助殺人跟加工自殺的解釋,認為如果是「利他殺人」不算犯罪,依此保護醫師合法執行安樂死,免於被依殺人罪追究。

許毓仁所提安樂死草案,也不認為人有死亡權利,而是讓法律賦予人死亡請求權,再由醫師專業跟一套法律制度去決議,是不是可以安樂死。

在傅達仁案裡,檢察官事後並沒有以刑法的「協助自殺」起訴幫助傅達仁赴瑞士的家人。江盛認為,檢察官是默認重症病患在必要時可以結束生命。對此,鄭貽說,他們無法猜測檢察官的想法,但是兩次赴瑞士前,都因害怕被阻止,不敢告知任何人。甚至有記者質疑傅達仁怎麼不快點去死,是在刷純在感嗎?讓他們很無奈。鄭貽說:「事前我們就想過可能要負的法律責任,但是既然是傅達仁的選擇,就這樣吧,我們一起承擔。」

1位不願具名的檢察官受訪時分析,不追究傅家人,第一是家屬幫助到瑞士就醫屬間接行為,不必然構成自殺,在行為因果關係上有爭執空間。第二是瑞士安樂死合法,我國對傅達仁的家屬和瑞士醫護人員都沒有審判權。「當然,最主要是,檢察官不會找自己麻煩,這種事情是個人選擇,又有價值爭議,沒有必要主動攬在身上。」

關於「安樂死」和「殺人罪」的爭議,以及老老照護的問題,最具代表性案件之一是2010年12月發生的「王敬熙案」。

當年83歲的王敬熙一直照顧罹患帕金森氏症的太太王孫元,民國99年中秋,王孫元跌倒致髖骨骨折,更仰賴王敬熙。王敬熙看到太太深受病痛折磨,想起20多年前夫妻互有承諾,若對方已無生活自理能力,應了結其生命。26日一早,王敬熙以事先收集的管制安眠藥,騙太太是胃腸藥,等太太陷入昏睡,將釘子釘入太太顱內,造成太太死亡。

根據判決書,王敬熙在法庭上僅承認觸犯刑法殺人罪,但是認為自己沒犯錯,「錯的是國家社會,我國文化水準落後,沒有安樂死制度,必須讓病人痛苦的逝去,若有安樂死制度,何須親手殺害妻子?」

王敬熙主張安樂死,但是擔心太太害怕,後來都不敢跟太太提,「我要讓她在糊裡糊塗昏睡中就走了...但是我們之前有承諾⋯⋯」承審法官卻認為,這承諾距離太久,無從確認案發時王孫元仍維持此承諾。而且王孫元當時意識清楚,可自主判斷,王敬熙卻未徵得太太是否有求死之意,即結束她的生命。不僅違反憲法保障生存權,也不符合加工自殺及協助自殺。

 

死者未能安寧往生,生者也無法獲得慰藉

這案最大悲劇是王敬熙也沒有為妻子追求到安樂。審理過程,當王敬熙回憶結束妻子生命過程,妻子曾喊痛時,情緒一再波動。一審法官認為,王敬熙心境無法平復,是因為他讓妻子在痛苦中結束生命。「顯然死者未能安寧往生,生者也無法獲得慰藉,相信本案被告使用的犯罪方法,與其所追求的安樂死理念,應有相當差距。」最後判決王敬熙殺人,處有期徒刑9年。

王敬熙後來上訴高等法院,卻在宣判前3天因心臟病病逝看守所。當年承審此案的高院庭長黃瑞華現在提起此案說:「這是照護人的崩潰,他身心俱疲,承受經濟與倫理壓力,無力了,不得不選擇終止這件事。但是他太太不知情就非她本意。」「被安樂」沒有安樂,就是殺人。

有人認為,在台灣需求安樂死的大多是欠缺照顧資源的貧病弱者,這應該去改善長照制度,並為末期病人增加更多安寧照護資源,而不是叫這群人去安樂死。很多人也憂心通過安樂死立法,會不會導致多重殘障或貧病者失去無需在意家屬,自由表達希望治療,想活下來的環境?甚至執法越來越寬鬆?

溫金盛說他不擔心這問題,因為安樂死申請須符合意願跟一定條件。他說:「如果他不願意,可以拒絕家人要求。而且不是重症患者都會選擇這條路,如果他覺得活得有意義跟希望,他不會這樣做。」陳鋕雄則建議安樂死除了由醫師和病人決定,還可以加入司法機關,讓執行更到位。

事實上,根據荷蘭對合法執行安樂死者的調查,相對於經濟弱勢族群,反而是佔有社會優勢及對生活自主權要求比較高的族群死於安樂死的為多。美國奧勒岡州的研究也顯示,執行安樂死者,高學歷居多,代表並未發生貧困階級及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被迫接受安樂死的滑坡現象。

即使是最早合法化安樂死的荷蘭,也是多數醫師不贊成安樂死,家庭醫師有權拒絕病人要求。根據台灣《尊嚴善終法》草案,也是醫師有權拒絕。紀岳良說:「我們顧及醫師自主權,只要有少數醫師願意幫忙就好,畢竟台灣需要安樂死的人不多。」

韓治偉親自簽名確立執行安樂死的意願,為了這簽名,他苦練許久。(韓治偉家人提供)
韓治偉親自簽名確立執行安樂死的意願,為了這簽名,他苦練許久。(韓治偉家人提供)

 

協助病人離開不適合居住的身體,也是醫師部分工作

江盛是唯一公開支持安樂死立法的醫師,他引用哈佛大學教授、器官移植權威莫爾醫師的說法認為,「協助病人離開不再適合居住的身體,也是醫師部分工作。」

不管是安樂死、《預立緩和醫療條例》或《病主法》,關乎的都是我們社會對死亡有多少討論。像荷蘭討論了20多年,才合法化安樂死,台灣又是如何?

2017年,台灣同志熱線聯盟調查一般民眾對安樂死的態度,高達9成人表達支持安樂死立法,也願意尊重所愛的人在如重症等合理理由下選擇安樂死。但是繼續追問,知道《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主法》的人只有28%跟44%;即使最為人熟知的《預立放棄急救同意書》,也只有58%的人知道,顯示台灣民眾欠缺對這些生命議題的討論跟認識。

在醫療發達的台灣,好死不容易,是時候該好好面對了。安樂死作為邁向生命終點的一種選擇,如紀岳良所說,「其實每個人都可能需要安樂死,可是當我們真正意識到需要用時,往往已經沒有力氣講話。」死亡有千百種樣貌,需要有多元的管道去面對,未來的你會感謝現在的你關心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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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0.05.16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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