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
2020.06.20 18:28

【一鏡到底】我的人生只要二個箱子 周易正

文|李振豪    攝影|王漢順    影音|鄒雯涵
周易正擔任總編輯的「行人文化實驗室」,22年來共獲得3座金鼎獎、1座德國紅點設計獎,十餘座開卷好書獎。
周易正擔任總編輯的「行人文化實驗室」,22年來共獲得3座金鼎獎、1座德國紅點設計獎,十餘座開卷好書獎。

周易正在同一家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22年。歐陸的哲學思想,廢死議題,美與設計,妖怪與酒徒,許多稿子經過他的手和腦變成了書,生涯拿過3座金鼎獎、十餘座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首度頒發編輯獎項,也給了他帶隊的行人出版。

編輯生涯燦爛發光,但個人生活,卻因10年前腦中生癌,發生巨大變化。凝視過死亡,他希望自己的人生最後整理成2個箱子就好。生命是累積,無法輕盈,他唯有不斷地丟。丟掉家族神主牌,丟掉鍾愛的書,丟掉沉重的人際。

出版也是。做了一輩子的出版人,他讓編輯成為投射生命的工藝。如今他卻說:「生病後,我傾向於活在當下。今天有做出一件事情來,就很好。」

周易正和我分享了一件事。他說,他有過一個意象是,哪天人走了,希望能乾淨地走,不要讓留下來的人整理房間太辛苦,「最好是2個箱子能把東西裝完。」這意象出現在2018年,那時周易正準備動手術,要清掉長在右腦、復發的星狀細胞瘤。

我的人生只要二個箱子 周易正
  • 1971年 出生於桃園
  • 1998年 進入「行人出版社」工作
  • 2000年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畢業
  • 2010年 確診腦部星狀細胞瘤2期
  • 2017年 「行人文化實驗室」獲台北國際書展首屆「編輯大獎」;腦瘤復發
  • 2018年 切除手術成功

 

重整人生 書展奪大獎

他打開電腦,在我們面前找照片,直接依圖說故事。頭髮為何沒剪?「因為醫生要抓著我的頭髮,直接把頭蓋骨掀開。」刀開到一半,醫生喚醒他,要求他不斷講話,同時動動左手大拇指,隨時確認清除的部分不會影響到身體功能。隱隱約約,他還能聽見刀具在頭部碰撞的聲音。回憶當時,他說:「很像在做夢。」一場不是醒來,就是再也醒不來的夢。

他醒了,醒後經歷40天化療放療,又回到工作崗位,在「行人文化實驗室」辦公室裡接受我們採訪。48歲的他戴著帽子,蓄短髭,說話聲音不大,但語氣十分爽朗,隨時準備自我嘲諷,好像可以用笑聲掩蓋某種悲傷本質,掩蓋一種「人生只想剩2個箱子」的哲學。

前年底,周易正動了最後一次刀。他說:「再復發如果4期,不會再開刀,會去安樂死。」(周易正提供)
前年底,周易正動了最後一次刀。他說:「再復發如果4期,不會再開刀,會去安樂死。」(周易正提供)

事情還要往前拉到2010年。那年他39歲,未婚,在行人出版工作12年,做書的想法到位,編書的技能到位,出版的獎項也到位,偏偏就在這時候,命運決定插手。腦袋快速運作的人某天因暈眩症就醫,結果檢查出腦瘤,開刀後證實為惡性,「確定時整個人呆住了,問不出任何問題。」談起當時醫生說法:「他說通常像我這樣子,2020年就差不多了。」說完又大笑出聲,好像在嘲笑命運。

一場病逼得他重整人生,他以一種「很多事現在不做,以後就來不及做了」的覺悟,開始企劃各類自製書,陸續催生了賣出日本版權的《遙遠的冰果室》,發展出中日文對照版的《討海魂》。出版社自負盈虧,書市日漸萎縮,他就申請補助案,或以翻譯書養自製書。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首次頒發「編輯大獎」,那是所有出版人都渴望的肯定,最後由他領軍的行人拿下。盤整過腳步,他說:「我差不多3年後就忘了自己有腦瘤。」算算時間,年初拿獎,年底腦瘤即復發。

22年的編輯生涯中, 最後10年周易正都在腦瘤的威脅中且戰且走, 因應病情,調整出版方向。
22年的編輯生涯中, 最後10年周易正都在腦瘤的威脅中且戰且走, 因應病情,調整出版方向。

 

做到徹底 不要中間值

和第一次不同,這一次,周易正感到死亡接近。當時陪他去醫院動手術的前妻賴奕璇就說:「隨手術時間逼近,確實感到他比較容易悲傷,容易想起過世的朋友和貓。那次癒後的狀況預測,也比較不樂觀。」

一場病生了10年,多數時候,他自己面對。追究過原因嗎?鮮少談及家人的他說:「我國中畢業就離家,一個人在外地求學,很早就獨立了。」為什麼?他笑說是「過長的反叛期」。在桃園出生長大,周易正是家中么子,上有一兄一姊,父親是地方特派記者,母親是家管,其實也就是尋常家庭,「但我們家的溝通不是很順暢,彼此間很疏離,大家都不習慣把事情講太白。但一般人可能就讓自己適應了,我卻選擇逃離。身體感覺到了,就成為病症表現出來。」

五專時期的周易正。當年他讀電機系,許多同學後來都進了台積電。(周易正提供)
五專時期的周易正。當年他讀電機系,許多同學後來都進了台積電。(周易正提供)

回顧病前人生,他過得自在,幾乎是太自在了。五專讀電機系,某天發現畢業了就是去做馬達或發電機,「決定轉學念中文……其實就是很想念大學,什麼系無所謂。」畢業後直升清大社人所,遇到帶他入行的陳傳興老師,他以「繼續進修」的心態邊做邊學習,22年間,沒想過最大難關會是罹癌。

麻醉了,睡著,又醒來。他有理性的一面,唯一信仰的神是醫生,「但台灣的醫療就是,幫你把該割除的割除,就沒了。」為了身體健康,術後他戒醣戒澱粉,嚴格生酮,過午不食,到了不留餘地的程度,1年半瘦了20公斤。那精神完全綜合了他做書的2項原則:一是「要做就做到徹底,不要做中間值。」二是不帶點惡趣味不滿足。

交代後事 祈了無罣礙

罹癌了,周易正所展現的最強大力量,在於能輕巧地談論疾病。採訪過程,他情緒一直維持得很好,傷心的事,笑笑地講,幾乎不溢出任何多餘的反應。隔桌對座,感覺像隔一座山,所有可能的脆弱和哀傷都難以觸及,我幾乎要感覺在閱讀一本空有結果卻沒有過程的勵志書籍。到底是怎麼做到的?他說:「我一直都有這2面,極其黑暗,跟極其諷刺自己的能力。」其實也就是在自己的身上開地獄哏玩笑。

歷劫歸來,周易正視為重生。生日若以開刀成功那天來算,「從獅子座變成射手座。」一個編輯死了,又復活,星座和心境都不同了,也開始以「腦殘」為主題,書寫大量網誌,有誠實到頭的素描:「我是周易正,我有腦癌第三期已經11個月又9天了。」也有不甚正經的自嘲:「開刀前醫生說反應會變慢,我一直擔心會跟家裡老電腦一樣慢,現在發現真的有變慢。」

也曾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老人最悲傷之處,是這個城市充滿著讓你感傷的地方,這個街角、那個街角;離去的朋友,分開的情人的陰影無所不在,而且隨著年紀增長與日俱增。」

我問他,一年半前腦癌復發開刀,最大的牽掛是什麼?他說:「我想一下喔…」整整想了51秒,才說:「我主動把那牽掛都切掉了。」這一次,他連後事都交代了,說海葬。一個編輯處理稿子,力求齊整,他處理人生,只求簡潔。生病後他做的事,其實就是一直丟,丟掉一切身外之物。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也刻意讓當時的員工都離開,「那時候大家都太親了。他們都看過我癲癇發作的樣子,他們不會主動離開的。我覺得他們也許本來就有各自的發展,但知道我的狀況後也不敢離職了。」這不是變相逼員工走人嗎?他說,只是去發現他們是否有其他機會或者夢想,鼓勵他們完成,不是強迫離職。

如控制狂想掌握一切的人,在朋友面前卻還是一派輕鬆。多年好友陳琡芬說:「復發前,他談起腦瘤,語氣都像在講昨天感冒,今天肚子痛。」洪範書店主編葉雲平則說:「他把要去開刀,說得很像明天要去花蓮玩。」我和賴奕璇分享這些話,她則表示理解,說:「他一直都比較壓抑,而且已經要面對自己的身體了,如果還要處理別人的憂慮,會增加他的負擔。」

 

不再動刀 復發就放手

二度開刀後,周易正自承一年前已申請瑞士的安樂死服務,拿到一張小卡,一度收在皮夾如保命符隨身攜帶。他說:「因為我知道再復發,就是四期,沒法治療了。你可以再開刀,但我不想再開。」語氣裡有種繳械感,連生活也交出去,如今縮短為3個月一次回診。會緊張害怕嗎?他像是反射動作問我現在幾月?「我現在就是都在等3個月。我每次都想說,接近那3個月的時候,接下來的事說不定都不用想了,就放手。」

採訪結束,我們到附近走逛,牯嶺街周邊老房子,沿圍牆走如巡禮。像他說的,開刀前做了很多小旅行,重走一遍去過的地方。採訪到第3次了,我始終在等他透露軟弱的一面,他也終於說,去了一趟京都,到「釘拔地藏廟」去。廟裡充滿鉗子和釘子,他向神明祈求:「拔去我腦中的瘤吧!」說自己沒有信仰的人,在疾病面前,終究坦承了脆弱。

京都的釘拔地藏廟。前年開刀前,周易正舊地重遊,特別選了這個地方,祈福手術順利。(周易正提供)
京都的釘拔地藏廟。前年開刀前,周易正舊地重遊,特別選了這個地方,祈福手術順利。(周易正提供)

如今,他一個人,和2隻貓同居,自己下廚,樂在其中。我想起他說的,進出版界前,因替代役做過社工,負責台北中山區的獨居老人家訪。「我要去找到那些失蹤名單,跑各式各樣的地方。那時候中山區有各式各樣的大廈,都是天井型的,從外面看都不錯,但你走進去,真的就像《重慶森林》,除了那上面照進來的光,其他都是黑的。」他自己貢獻了這麼一個寂寞的場景,我也就直接問了:現在獨居,會想到那時候嗎?

「從來沒有耶。」你一個人在家裡會不會擔心癲癇發作?「不會耶。」你下班後回家的生活?看書?早早睡覺?「對啊。」你會不會時常意識到,腦裡還有個東西,可能正在生長?他說:「會。」問到沒東西問了,我說,你希望自己的生活痕跡抹除到二個箱子裝完,裡面裝的是什麼?

 

隨時能走 才能好好活

家人嗎?父母都走了,哥哥人間蒸發,姊姊另有家庭,桃園的老家房子也賣了,最後連他負責保管的神主牌,也丟了。他說小時候的回憶都沒了,我們看著他在電腦裡找到幾張家人合照,他說:「竟然沒有印象。」彷彿隨著腦瘤割除的,還有整個童年回憶。

書嗎?他搬過幾次家,每次搬就丟幾箱。也丟掉了「最想大口吃飯,懷念一個便當吃完的感覺」,丟掉「能到處去旅行的渴望」,丟掉「過於沉重的人際關係」。2個箱子最後剩下的,竟然是生活必需品,牙刷、餐具、保險單之類,把生命降低為生存,隨時能走,才能好好活著。

周易正(後排中)家族合照。父母過世後,他表示已無老家可回。(周易正提供)
周易正(後排中)家族合照。父母過世後,他表示已無老家可回。(周易正提供)

日子清寡至此,空出來的位置,放了什麼?他想起父親過世前,曾被詐騙集團騙走許多錢,「一堆支票、本票,都要不回來了。」以前的他不理解父親為何被騙,自己病後就懂了,是一種「被需要」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詐騙集團可能編了各種藉口向父親借錢,讓父親感覺被需要,不像我們只想幫他、把他當病人看。」病後,他曾想過:自己之所以生病,是不是與家庭疏離的結果?終於理解了父親,也算是「回家」的一小步了。

那麼出版這件事,在病後,對你個人或社會的意義是什麼?他說:「我覺得它在我生病前後,有很大的改變。生病前我對於能夠存留下來的東西還非常有感覺,所以對於一個一個東西能夠用手拿到,還是覺得很重要。但生病後,我比較傾向於活在當下。我今天有做出一件事情來,我覺得很棒,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沒有那麼在意。」

周易正帶我們在公司附近走逛,熟門熟路。病後他嚴格控管進食,每日散步,最晚不超過12點睡,過著非常自律的生活。
周易正帶我們在公司附近走逛,熟門熟路。病後他嚴格控管進食,每日散步,最晚不超過12點睡,過著非常自律的生活。

我聽著,感覺他也在說一個自己的故事,10年來死而復生的故事,畢竟不留痕跡,就不用增加箱子的重量。

最近2年,他轉而關心地方創生,「這跟年紀是相關的。年紀愈大到最後就是老和死亡,這裡面,新的居住模式要不要出現?新的工作模式要不要出現?老年人怎麼樣好好地離開這個世界?」一連拋出的許多問題,在編輯眼中,都是對死亡的凝視,最後都可能變成一本書,或者一點體悟,輕輕地,放在箱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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