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
2020.06.20 05:58

【我的人生只要二個箱子3】術後人生斷捨離 病後才懂父親那種「被需要」的需求

文|李振豪    攝影|王漢順    影音|鄒雯涵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採訪結束,我們到附近走逛,牯嶺街周邊老房子,沿圍牆走如巡禮。像他說的,開刀前做了很多小旅行,重走一遍去過的地方。採訪到第三次了,我始終在等他透露軟弱的一面,他也終於說,去了一趟京都,到「釘拔地藏廟」去。廟裡充滿鉗子和釘子,他向神明祈求:「拔去我腦中的瘤吧!」說自己沒有信仰的人,在疾病面前,終究坦承了脆弱。

如今,他一個人,和2隻貓同居,自己下廚,樂在其中。我想起他說的,進出版界前,因替代役做過社工,負責台北中山區的獨居老人家訪。「我要去找到那些失蹤名單,跑各式各樣的地方。那時候中山區有各式各樣的大廈,都是天井型的,從外面看都不錯,但你走進去,真的就像《重慶森林》,除了那上面照進來的光,其他都是黑的。」他自己貢獻了這麼一個寂寞的場景,我也就直接問了:現在獨居,會想到那時候嗎?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行人出版社2008年改名為「行人文化實驗室」,當時為業務連酒杯都登記。圖為周易正(左)和前同事黃喆亮(右)喝酒時,臨時起意、惡搞般為酒打分數。(周易正提供)

「從來沒有耶。」你一個人在家裡會不會擔心癲癇發作?「不會耶。」你下班後回家的生活?看書?早早睡覺?「對啊。」你會不會時常意識到,腦裡還有個東西,可能正在生長?他說:「會。」問到沒東西問了,我說,你希望自己的生活痕跡抹除到二個箱子裝完,裡面裝的是什麼?

 

隨時能走 才能好好活

家人嗎?父母都走了,哥哥人間蒸發,姊姊另有家庭,桃園的老家房子也賣了,最後連他負責保管的神主牌,也丟了。他說小時候的回憶都沒了,我們看著他在電腦裡找到幾張家人合照,他說:「竟然沒有印象。」彷彿隨著腦瘤割除的,還有整個童年回憶。

書嗎?他搬過幾次家,每次搬就丟幾箱。也丟掉了「最想大口吃飯,懷念一個便當吃完的感覺」,丟掉「能到處去旅行的渴望」,丟掉「過於沉重的人際關係」。二個箱子最後剩下的,竟然是生活必需品,牙刷、餐具、保險單之類,把生命降低為生存,隨時能走,才能好好活著。

周易正(後排中)家族合照。父母過世後,他表示已無老家可回。(周易正提供)
周易正(後排中)家族合照。父母過世後,他表示已無老家可回。(周易正提供)

日子清寡至此,空出來的位置,放了什麼?他想起父親過世前,曾被詐騙集團騙走許多錢,「一堆支票、本票,都要不回來了。」以前的他不理解父親為何被騙,自己病後就懂了,是一種「被需要」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詐騙集團可能編了各種藉口向父親借錢,讓父親感覺被需要,不像我們只想幫他、把他當病人看。」病後,他曾想過:自己之所以生病,是不是與家庭疏離的結果?終於理解了父親,也算是「回家」的一小步了。

那麼出版這件事,在病後,對你個人或社會的意義是什麼?他說:「我覺得它在我生病前後,有很大的改變。生病前我對於能夠存留下來的東西還非常有感覺,所以對於一個一個東西能夠用手拿到,還是覺得很重要。但生病後,我比較傾向於活在當下。我今天有做出一件事情來,我覺得很棒,有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沒有那麼在意。」

我聽著,感覺他也在說一個自己的故事,10年來死而復生的故事,畢竟不留痕跡,就不用增加箱子的重量。

最近2年,他轉而關心地方創生,「這跟年紀是相關的。年紀愈大到最後就是老和死亡,這裡面,新的居住模式要不要出現?新的工作模式要不要出現?老年人怎麼樣好好地離開這個世界?」一連拋出的許多問題,在編輯眼中,都是對死亡的凝視,最後都可能變成一本書,或者一點體悟,輕輕地,放在箱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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