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
2020.06.27 05:58

【家有精障者3】照顧精障者快崩潰 家屬「製造」強制就醫求喘息

文|呂苡榕    攝影|攝影組
精障者家屬與患者因相互不了解,又無外力化解,因此家屬會「製造」機會強制送醫,以舒緩照護壓力。
精障者家屬與患者因相互不了解,又無外力化解,因此家屬會「製造」機會強制送醫,以舒緩照護壓力。

總數不到3千人的公衛護理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是精障照顧的第一道防線,根據衛福部統計,社區關懷訪視員的照顧比高達1:434,每年平均訪視數不到3次。有的個案3、4個月才見上一面;公衛護理師肩負超過100項的業務,人手長期不足,曾有護理師正在進行癌症篩檢活動時,接到警察打來的電話,要求協助精神障礙者強制就醫,「偏偏那天沒人可以幫忙代班做癌症篩檢,我只好請警察手機開擴音,一邊辦活動一邊跟他講個案的狀況,教他怎麼處理。」

同為精障者家屬的金林,2003年創辦心生活協會,專門服務精障病友和家屬。自己的弟弟本身就是思覺失調患者,金林相當能同理照顧者和病友間的情緒張力。「他們會在陷在自己的幻想與脈絡裡,有時家屬不理解這個脈絡,會覺得『你為什麼一直這樣?分明是故意針對我』。」相互不諒解的情結深了,又無外力協助化解,家屬唯一能想到的解方,就是「製造」機會強制送醫,讓家人稍稍喘口氣。

精障照顧太沉重 家屬伺機「強制送醫」

吳媽媽(化名)罹患思覺失調的兒子兩個月前剛被強制送醫,「那陣子他狀態不好,疑心重,什麼都看不順眼,覺得外甥偷偷在瞄他,不懷好意。」吳媽媽感覺到罹病20多年的兒子又進入不穩定期,便和女兒、丈夫暗暗商量,一有「自傷、傷人之虞」就趕緊通報。

某天晚餐時間,兒子和外甥起了口角,外甥也不相讓,兒子一把將外甥推向牆,吳媽媽和丈夫互相使個眼色,叫了救護車。人送到醫院後,再好說歹說勸兒子自願住院,「住了2個月,最近要回家了。」

醫院、住家,偶而還有社關員、公衛護理師,形成病友脆弱的支持資源,至於倡議多年的社區精神照護,卻還是處於一片荒蕪。「機構太少,有時我們想轉介個案去日間型的社區復健機構,但光交通時間就要30分鐘以上。」服務單位位於非都會區的小盈感慨,病友連就醫都不肯了,又怎會願意花30分鐘以上的路程去復健機構。

衛政資源稀缺 社政服務「不合身」

交通成本之外,這10年內,衛政系統下的日間型社區復健中心的數量從全台75家下降到68,光新北市29個行政區,僅不到三分之一設有社區復健中心。「因為社區復健中心也是吃健保,但每收一人,健保點數只有400多點;而住宿型的康復之家,或是醫院的精障日間留院點數相對高很多,所以沒人要做社區復健中心。」廖福源無奈地說。

至於像心生活協會這類機構,則是透過申請社政的各種方案——例如身心障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來維持收入,提供精障病友和家屬各種服務。「但社政單位只管身障、智障,現有的方案內容不見得符合精障的需求,申請這類方案難免還是有不合身的問題。」金林說道。

且標案時有時無,讓機構的收入和服務內容相對不穩定,過去心生活協會曾經營庇護工場,後來因為沒拿到案子,服務只好收攤,在庇護工廠裡適應良好的精障病友也因此失去一個維持社會關係的場所。

近年幾起跟思覺失調病友相關的治安事件,讓精神障礙社區照護的討論再度回到輿論場,總統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也提及:「當家庭無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時,政府就有責任介入協助。」究竟該怎麼介入?廖福源和金林異口同聲認為,「錢和人」是最急迫的資源。

社會安全網 最缺錢和人

「思覺失調的患者來說,腦袋裡做一件事需要的步驟和決策是混亂的,所以光是陪我弟去搭車看醫生,就要練習好幾次,他才有辦法自己坐車。」金林無奈一笑,現實中的陪伴和支持,是如此的綿長,充滿細節,背後反映的是龐大人力成本,「所以用現有的人力去生出新的精障服務,絕對是玩不出什麼花樣。」

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則是治理思維的改變。目前精障資源多放在衛政系統內,「但衛政醫療又不懂社區,而人是生活在社區裡。」廖福源說,可社區的資源主要集中在社政體系,偏偏社政長年來對精障議題始終缺席,這之間的斷裂,讓第一線工作者十分為難。

「常常我們想要轉介資源,根本找不到可以轉的。」翻開公衛護理師年度工作手冊,小盈指著三頁社區資源一覽表說,裡頭多是老人、身障、長照相關資源,鮮少有精障的服務,「連復康巴士也列在這裡,但你聯絡復康巴士去載精障者看醫生,誰會理你?」

尤其每個行政單位只專注在各自的業務項目,「在我們的系統裡,一個人可能同時有精神障礙、中低收入和長照需求。卻散落在三種不同的表單裡,所以你打開一個表單看不到一個人的全貌。」小盈說,不同的單位也只提供特定服務,像中低收入就給補助、長照就提供相關服務,缺乏統籌的個案管理,導致即便有各別資源挹注,但一個人的綜合性需求反而成了三不管地帶。

開放式對話 提倡資源及早介入

除了在既有的系統內增加資源,調整服務輸送的模式,廖福源任職的活泉之家這2、3年仿效芬蘭運作30年的「開放式對話」,推出「敲敲話行動入家團隊」實驗方案,「只要覺得家內關係緊張或是壓力太大,就可以找我們。入家以後,我們不談『病』,談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和面臨的問題。」

這項實驗企圖在更早階段進入有需要的案家,「(台灣)現在都是被動,出事了才介入。」廖福源說,只有當個案進入醫療系統,後續才有少少的資源跟進,但對沒有病識感、不願就醫的個案,只能等他自傷傷人後,才能強制送醫。

第一線工作者期待一個從醫療到社區的銜接,透過多元的資源輸送,補足現階段社會安全網的殘缺。但金林與廖福源等組織光是要在醫療機構內放上民間團體服務內容的DM,讓照顧者及病友有機會尋求資源,都遭到醫療機構反對,更多的串接聽起來都像奢求。

2007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將人權的概念植入法條內,但至今對於精障者的服務,總未跳脫「醫療」框架,給予「人」的需求和自立的支持。 各別的照顧者與病友只能在生活裡找出路,談到未來,與兒子相伴30年的王媽媽露出淺淺的笑:「我最擔心我過世以後,這孩子怎麼辦。如果時間停在這裡,他就這樣維持某種穩定,我一直照顧下去,我也很願意。」

更新時間|2020.06.27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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