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
2020.07.04 05:58

【玫瑰與巨石番外篇】兒子天真像阿公

文|陳昌遠    攝影|周永受    影音|何懿原
促轉會撤銷過去威權政府的有罪判決,楊逵的名字也在其中。楊翠說,因為楊逵被尊為台灣文學作家,已算有了平反,因此沒有太多情緒波動,倒是許多文壇前輩獲得平反較令她感動。
促轉會撤銷過去威權政府的有罪判決,楊逵的名字也在其中。楊翠說,因為楊逵被尊為台灣文學作家,已算有了平反,因此沒有太多情緒波動,倒是許多文壇前輩獲得平反較令她感動。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因為兒子魏揚在第一線,楊翠因此浮上檯面,家族背景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問她可有影響?她說的確有,過去一直低調,大學參加過文學社後,就沒參加過任何組織了,政黨當然也沒有。從年少開始,她總是處在邊緣,以身為知識份子的立場關心台灣社會。

太陽花對她來說,有變,也有不變。「不變的是我關懷的事情與理念,無論政黨輪替再輪替,我的論述都沒有改變,即便我進入促轉會也是。比較大的改變是我突然變成一個公眾人物,這事情讓我不能適應,以往用論述說話,但現在你有個身分,這個身分會被想像,我覺得困擾的,是我說的話跟以前一樣,但是常常因為身分而被誤解,或是過度期待。」

兒子魏揚是家族的第四代。「他很像楊逵。我後來釐清了家族四代,從楊逵到魏揚,第一代跟第四代就是行動者,他們必須要為自己的行動承擔風險,第二代是我父母那一代,是傷痛者,他們承擔傷痛。」

她曾疑惑過自己的位置。「那我是什麼呢?我一直在問我自己。我後來就把我自己定義為翻譯者,我要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讓社會大眾了解,包括我的研究、教學,乃至於轉型正義的工作。」也因此,光是去年她就跑了22場轉型正義的講座,只要有學校老師或學生邀請她就去,常常是無償的。

所以家族算是一脈相承嗎?這個問題她曾撰文反對,認為許多人認為魏揚會成為行動者是血的傳承,她認為這種想法是一種思想暴力,忽略的行動者的自我覺醒。

此刻我問起,她依然反駁。「我對於繼承或傳承的說法不以為然,每個人都是行動主體,他在不同的時空背景當中,剛好遇到起風的時刻,他就乘風飛行。」

「楊逵1906年出生,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剛好是台灣1920年代,有台灣第一波的文化運動、農民組合,恭逢其時,他就成為了一個行動者。他如果不是那個年代出生,他也遇不上。」

「魏揚1988年出生,2008年前後,他剛好進大學,剛好遇到事件,剛好有機會在學長的帶領下參與野草莓學運,這都是剛好遇到了起風的時期。」

她說太陽花學運也是如此,「兒子因為一個契機參予一件事情,對我來講也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別人的孩子也在做,剛好有個問題他們站出來,我覺得兒子沒有特別,跟其他人的兒子是一樣的。」

楊翠說自己從來都不是社運圈與政治圈的人,但每有社會運動,她都以一個關心社會的民眾身分參與,用自己的雙眼見證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圖為楊翠參加野草莓學運。(楊翠提供)
楊翠說自己從來都不是社運圈與政治圈的人,但每有社會運動,她都以一個關心社會的民眾身分參與,用自己的雙眼見證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圖為楊翠參加野草莓學運。(楊翠提供)

問她作為母親,看魏揚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說天真、認真、執著,看準事情就非常認真去作,讀國小時曾跟體制有過不一致的磨合,例如學校老師若出五個功課,可是魏揚若想寫篇文章或看一本書,就可能不想寫功課。

她從小對待魏揚就像朋友一樣,母子相處多是聊天講故事。「他興趣很廣泛,文學也喜歡,哲學也喜歡,社會學也喜歡,性別也喜歡,藝術也喜歡,他還喜歡遊戲,所以他在清華大學人社系如魚得水,什麼都可以學。」

她記得魏揚大一時,家人一起吃飯,「他會常常跟我講,哲學老師上課說了什麼。有一次上社會學,聊的時候他因為開心就很大聲說,馬麻我跟你講呦,我們上一個老師的課,他講女性的身體呀,子宮呀,乳房呀,主體性呀,然後旁邊的人就一直看著我們這一桌,奇怪這些人怎麼會在這邊講這個。」

野草莓運動時,她建議魏揚去參加。「我說你們清華大學已經有場子在小吃部,你要不要去靜坐?我覺得知識份子就是要關懷,你不能說希望社會變好,等別人把社會變好,你才成為好的社會的一員,你當然是要參予,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別人在參予的時候還要批評他,我會覺得就是有責任。」

今年四月行政院占領案從無罪改判為4個月,可有跟魏揚聊過坐牢這件事?楊翠說,打從2012年魏揚參與社會運動開始,母子二人都有心理準備了。「黑島青成立的時候他當總召,其實在前一年他們就已經有行動了,他寫私訊說:『馬麻,明天有個行動,我擔任總召,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會被抓去,先跟你講一聲。』」那時她回訊告訴魏揚:「『你只要想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是為什麼?你的理念是什麼?你為什麼要採取這個策略?然後你就承擔風險。』」

楊翠(左)與兒子魏揚(中)、母親董芳蘭(右)。(楊翠提供)
楊翠(左)與兒子魏揚(中)、母親董芳蘭(右)。(楊翠提供)

楊翠說,她曾跟魏揚提起楊逵的一篇散文〈恨霸如仇的母親〉,寫的是楊逵原本打算去考總督府醫學院,之後成為醫生改變家境,但後來讀了文學,深深覺得要用文字改變世界,因此想到日本學文學藝術,向母親說明,母親只問他學成歸國後能否把日本警察趕走?之後變賣家產籌錢讓楊逵出國,學成歸國後,楊逵作社會運動時常沒錢,回家時母親總是塞錢給楊逵,有一次楊逵跟一群社會運動同志被關,關押的地方離新化老家近,便帶著一群同志回家,「然後媽媽招待這些在別人眼中是汙名化的、做社會運動的人,非常熱情的招待他們吃飯。」

「我跟兒子講,我看這篇非常感動,我覺得行動者要有一個自覺,第一個,我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第二個,承擔風險,作為母親,就是信賴尊重跟支持,這是我能作的。」也因此,無論魏揚一審被判無罪,二審判4個月,對她來說心情都很平靜,兒子也一樣,整個家族也都做好心理準備了。

時代與背景、祖父與兒子,歷史學者以分析與探討的方式來談自己的家族,兒子從此也成為一則家族故事。問她可會哀嘆自己沒有遇到起風的時刻而成為一個運動者?「完全沒有。我其實對人生沒有太多非得要如何,必然要如何的想法,也沒有羨慕過。」可是他們的起風時刻,也直接影響你人生,你對自己的期望是過比較單純的學術生活吧?「當然。」

她說人生中自己最歡喜的一段時間,「應該是我在靜宜大學,從1993年,一直到2001年。」學者性格使然,連談自己歡喜的日子,也要界定年代。那段時間她當兼任講師,因為溫柔親切,學生會找她聊心裡話,模仿她的娃娃音開她玩笑。當講師雖然沒有本薪,只能領鐘點費,又必須四處跑學校講課,但不用面對體制,又能跟學生貼近,讓她感到快樂。「當兼任講師過了這麼多年,我的學生幾乎每年到我們家去包水餃,可以把我們家從一樓坐到四樓,坐滿滿,我也會帶他們到東海花園去控窯,看楊逵的墓,那是我最開心的一段時間。」

更新時間|2020.07.0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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