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
2020.07.10 05:58

【緝毒暗黑實錄6】偵訊問案動手腳 光碟爆嫁禍鐵證

文|呂苡榕    攝影|攝影組
證據強度的要求,是一道模糊的標準,取決於個別法官如何看待證據,以及他的人生經歷,而這左右了被告得在牢中度過多少光陰。
證據強度的要求,是一道模糊的標準,取決於個別法官如何看待證據,以及他的人生經歷,而這左右了被告得在牢中度過多少光陰。

法庭上,阿成和阿翔相繼翻供。阿成告訴法官,當時指稱阿鑾「有賣安非他命」,純粹因為「我怕被抓,所以這樣講。我這句話有錯,我們是一人出一萬合資買的。」一審法官問阿成為什麼到了檢察官面前沒有翻供?阿成說他怕翻供以後警察又來抓他,而且「擔心檢察官和警察一夥的。」

而阿翔則是強調,當時警方要他指認與阿鑾商議買毒品的那通通聯紀錄,「電話裡根本不是我的聲音。警察還一直要我講電話中提到的數字,是買毒品的金額。」

裁定羈押前,阿鑾對法官說:「我爸中風,一直是我在照顧,我不可能逃跑。」但法官認為阿鑾名下無財產,僅有一台舊機車,又無子女,社會關係脆弱,有逃亡之虞,還是羈押了。

羈押後,阿鑾放心不下中風的老父,他跟辯護律師王正宏說,父親目前託給二姐照顧,但二姐家外頭有道斜坡,輪椅不好推,他怕二姊因此少帶爸爸出門。

阿鑾也曾想過不如認罪,趕緊去監獄服刑。可二姐勸他:「家裡無權無勢,但你沒做的就不要認,二姐會等你回來。」這麼一句話,讓阿鑾願意上法庭拚拚看。

法庭上,阿成和阿翔相繼翻供。阿成告訴法官,當時指稱阿鑾「有賣安非他命」,純粹因為「我怕被抓,所以這樣講。我這句話有錯,我們是一人出一萬合資買的。」一審法官問阿成為什麼到了檢察官面前沒有翻供?阿成說他怕翻供以後警察又來抓他,而且「擔心檢察官和警察一夥的。」

而阿翔則是強調,當時警方要他指認與阿鑾商議買毒品的那通通聯紀錄,「電話裡根本不是我的聲音。警察還一直要我講電話中提到的數字,是買毒品的金額。」

 

補強性證據門檻 全憑法官心證

和性侵案相似,販毒案往往除了證人證詞外,其他僅有相對模糊的補強性證據。任職超過25年的台南地院法官陳欽賢分析,《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提供減刑誘因,這類「窩裡反」條款讓人有強烈動機陷人於罪,因此實務上會要求得有「補強性證據」才行。

但證據強度的要求,卻是一道模糊的標準——法院可依此相信證人。每個法官如何形成有罪判決的心證取決他怎樣看待證據,以及個人的人生經歷。而當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前科累累的被告時,陳欽賢坦言,還是有人會因此降低了證據的門檻。

陳欽賢回想起多年前一樁國立大學學生情殺案,當時陳欽賢還是新手法官,心裡想著「應該不會判太重。」問他為什麼這樣認定?他笑說:「因為這個學生的成長背景和法官相近。」相較之下,勞工階級、藥物成癮又扯上販毒的被告,離法官生活經驗太遙遠。

「一直到3、4年前,有些法官連電話的監聽譯文都不用,有通聯紀錄就可以判有罪了。他覺得這樣的補強證據就足夠。」陳欽賢說道。

證據能力的門檻隨時代變動而調整,「這幾年最高法院認為,像是監聽譯文這類補強證據,必須有講到金額或毒品代號,不能只是模糊的內容。」雲林地院法官王子榮說道。

不過最高法院的見解,落實到個別法官身上仍有差距,阿鑾的案件裡,除了證人證詞,其他補強證據僅有監聽譯文,且譯文內容不外乎是「你在哪?我去找你」或「我到你家了,幫我開門」這類語意不清的片段,加上證人雙雙翻供,但一審仍判了將近20年的刑期,因為法官認為「翻供是基於維護朋友」。

有時律師陳昱龍感覺,官司的結局更多時候是「機率」問題,碰上法官願意花時間,才有翻身可能。「我曾有個當事人,因吸毒案上法庭,他驗尿沒有毒品反應,但驗毛髮有。」社經地位不高加上略略智能不足的當事人頻喊冤,卻說不清為什麼毛髮驗出陽性反應,「後來還好遇上的法官願意再檢驗看看。聽到這句,坐在旁聽席的家屬眼淚馬上流下來,一直說謝謝。」送檢後才知毛髮檢測的確有誤差,還了當事人清白。

 

驗光碟證實清白 刑期減半十年

二審時阿鑾總算交上好運。先是王正宏重聽電話監聽內容,發現幾個交易時間點,阿成與阿翔根本未與阿鑾碰面,又怎麼可能買賣毒品。「後來法官又主動說要傳證人再來問一下。」再度站上證人席,阿成強調他自己賣的量比阿鑾還多,怎會跟阿鑾買貨,做筆錄時是警察要他咬出阿鑾是藥頭。

聽了阿成這麼說,「法官問我,:『王律師,證人說他被不正訊問,你要不要看一下(筆錄)光碟?』」王正宏一口答應,捧著筆錄光碟細細檢查,果真發現鏡頭前警方引導阿成與阿翔作證的畫面。

畫面中,做筆錄的警察問阿成像阿鑾買過幾次毒品,阿成回答2次,警察再追問,「只有2次嗎?」阿成望著身邊另一個警察,手指了指他,再回望做筆錄的員警:「他叫我講2次。」

重提此事,當年參與二審的法官王皓(化名)早忘了這樁案子,每個月有2/3的業務都是毒品相關,阿鑾不過是無數被告的其中一個。聽聞記者詢問,王皓從成堆的書卷翻出陳年的資料,邊看邊回憶:「印象中這案子法庭上證人翻供,律師又對證據提出質疑,基本上法官都會願意花時間去調查。」他輕描淡寫,不認為自己做了什麼善舉,不過是善盡職責。

王皓笑說,法官也難免「以前科取人」,尤其吸毒、販毒案件,當事人吸毒紀錄厚厚一疊,有時還會牽涉竊盜或傷害,心裡也感覺這人應該有罪,「但法官還是要看證據,有問題就查,總不能冤枉別人嘛。」

當庭播放光碟,證實證人被誘導作證後,隔天二姐又去探望阿鑾,發現阿鑾的表情已放鬆,甚至對於有無改判刑期不怎麼在意,「因為他覺得自己已證明清白,這樣就夠了。」王正宏說道。

二審改判十年,阿鑾也已入監服刑多年。服刑的監獄離老家不遠,他本來想申請轉調其他監獄,上一些職訓課程,又怕路途遙遠,二姐不方便來看他,所以作罷。在裡頭,阿鑾有了宗教信仰,每封信總不忘加上「主賜平安」,再問他這樁官司,他只說:「舊事已過,一切都是新的。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很滿足。」他說自己現在的生活並不困頓,只是少了自由。他只想著出來後與王正宏再聚,他對王正宏說,「希望未來有機會在社會上一同吃個飯時,不要拒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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