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
2020.08.21 18:28

【全文】香港抗爭一年後 記者、救護員、社工的精神創傷

攝影|鄒保祥    特約撰述|關震海、王紀堯 
香港反修例抗爭運動已經超過1年,除了抗議的民眾外,許多記者、義務救護員及社工也仍承受著輕重不一的心理傷害。
香港反修例抗爭運動已經超過1年,除了抗議的民眾外,許多記者、義務救護員及社工也仍承受著輕重不一的心理傷害。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8月初發表了1份最新研究發現,超過1萬1千名自願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的香港人中,4成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反修例抗爭1年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特別是在抗爭現場的「中間人」—記者、義務救護員、社工,他們身在烽火中忙於紀錄歷史、救人、調停警民暴力衝突,但他們自身壓抑的情緒如何渲洩?

「記者,是不是要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去年11月中,香港警隊出動大批警力包圍理工大學,強力「清剿」據守校園內的抗爭者。警方宣布「沒有記協證」(按:指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的記者有可能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達明(化名)無奈下忍著傷痛離開,在排隊登記離去時,示威者的一句請求,他到今天仍然記得。

前線記者 中立與感情拉扯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黑暗面』:最後我還是懼怕被控《暴動罪》。」達明說,有人期望記者與示威者同行,同時紀錄歷史。但達明認為這說法是侮辱抗爭者。因此過去一年裡,他一直在「同情抗爭者」和「保持客觀」二種價值裡拉扯掙扎。

達明原本是一名文字記者,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香港的「大時代」裡,以攝影記者身分紀錄歷史,因此在去年的抗爭期間,從一間「黃色」(按:指立場傾向示威者)的網媒,轉向號稱「中立」的一間主流媒體工作。在理大事件中,這間「中立」的媒體禁止記者到現場採訪,達明只好藉助一張獨立網媒的記者證,這也意味著一旦警察不承認這張記者證,他就會被逮捕。幾經思考,他只能選擇離場。

去年6月起,達明開始關注反修例運動,經歷3個月的抗爭,他腦海不斷浮現抗爭的畫面,他憶述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情景,下午3時突如其來的「行動升級」,卡在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他,匆忙從地上撿起一個黃頭盔戴上,一邊拍照一邊逃,逃到盡頭,他拿下黃頭盔,有一種「好似從軍,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達明前一天晚上已經在現場,在警察面前聽了教徒唱了一整天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基督教詩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這群自發集結的抗爭者,希望藉著宗教聖歌轉化抗爭現場氣氛,情操動人,但作用有限。時隔一年,達明受訪時說出藏了一年的祕密:「我不能再聽這首詩歌,一聽便會憶起(去年)6月12日的慘況。」

記者雖然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但在衝突現場仍不時遭警察火力波及。
記者雖然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但在衝突現場仍不時遭警察火力波及。

驚悸現場火爆 身心抗拒採訪

到了11月,網民發起「黎明行動」的堵路抗爭,戰況愈趨激烈,達明整個11月都睡不好,在夢中依稀聽到催淚彈轟出來的聲音,每次出動採訪前,身體也不願赴現場:「那種抗拒除了身體的累,還有情緒的拉扯。作為香港人你不想(暴力事件)發生,但你知道當天一定會發生的。」

達明說,很難向外界訴說做為一位現場記者內心的恐懼,11月防暴警連發催淚彈,一聲比一聲響,「當時流傳11月放的催淚彈是大陸製的,每一發(催淚彈)都震撼人心,開槍聲比以往響;煙入肺後嗆不停。」達明曾經聽了一聲催淚彈的巨響後,嚇得目瞪口呆,腦海一片空白,他慢慢由後巷走到大街時,看到防暴警投手擲式催淚彈,前面一堆不畏懼的示威者在前方,「明明只有你一個攝影師,我應該去影(拍攝),但當時我停在大街呆了,不想拍攝。」

那段時間,達明日復一日看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甚至夢中都是這些畫面。「這根本是一個戰場。」達明說。

達明工作的公司,號稱「中立」,但他明顯感覺上司在修改稿件時淡化了抗爭溫度,連帶還有採訪期間不斷地「溫馨提示」等。達明直言這些「提示」,在那間新聞機構是日復日地「教化」新聞工作者,那種時刻要求記者保持公司要求的「中立」,更多的是干預新聞自由,抹去既定事實,而在運動殘餘的精神創傷未康復之時,上司的「教育」讓他的創傷不斷擴大。

6月開始,達明變得精神緊張。直至2020年7月前,港區《國安法》即將來臨,達明開始每天失眠,食欲不振,面頰愈見消瘦,腦海充滿悔疚,那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斷在腦海盤旋。但公司立場依舊,曾有上司在會議室問他:「你如何看港區《國安法》?」其他同事已表示十分憂慮,上司卻反覆「安慰」:「你不用驚(害怕)的呀,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完全無法同理達明和基層記者的恐懼,又或者仍在刻意淡化問題。

香港警察以水炮車鎮壓抗議群眾,使用的水呈現藍色,但成分不明。
香港警察以水炮車鎮壓抗議群眾,使用的水呈現藍色,但成分不明。

義務救護員 悔疚與崩潰交纏

在槍林彈雨的抗爭現場,有人中了橡膠子彈、有人被正面噴射胡椒噴霧,更多的是吸入催淚彈後躺仰在地上無助叫喊的普通市民。一個個義務救護員(First Aid , FA)和時間賽跑搶救傷患。望海(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6月開始投入運動,原本是前線抗爭者。直到8月,她敵不過內心的恐懼感,轉為FA,在抗爭路上拯救傷者。

目睹少女爆眼 鎮靜劑不離身

記者去年8月在現場採訪時,見到望海情緒高漲,當防暴警與群眾對峙,穿起FA螢光反光衣的望海高聲痛罵一大堆防暴警,萬綠叢中一點「黃」,巾幗不讓鬚眉。望海不諱言,當時轉為FA之前,已發現情緒出現問題,8月更加是爆發點,「我在6月9日與6月20日在立法會留守,只要回憶起前面的『手足』被捕,警察敲盾牌的聲音,潛意識也在抖震。」由6月開始,多場激戰,望海清楚警民雙方的暴力懸殊,內心時刻有被捕的畏懼。

「前線日積月累的暴力場面,對我來說已經有很大的陰影,直至8月11日在尖沙咀警署門外1名女FA被爆眼倒地,四周的人都大喊:『FA! FA!』我跟她擦身而過,腦海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當時望海還是抗爭者,親眼目睹爆眼傷者倒地的場面,她頓了一頓之後不得不往尖沙咀方法逃跑,事後還是悔疚。

義務救護員有時也遭警察武力波及。圖為一名救護員高舉標語向警察抗議。
義務救護員有時也遭警察武力波及。圖為一名救護員高舉標語向警察抗議。

「就是爆眼少女事發的那一天,我轉了職。(轉做FA)。」

望海的正職是社工,她很清楚自身情緒問題的症狀。7月,她向「良心理政」求助,這是一群由心理、教育專家組成的社運團體。良心理政轉介她向家庭醫生求診,但她一直拖延,原因是自己身為社工,能夠看透一件事,但這和能夠覺醒又是二件事,「可能這就是社工的專業陷阱…而且,也覺得很多人比我更有需要。」

「為何射催淚彈?」「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望海內心反覆出現這些問題,自責不斷。

目睹爆眼少女倒地一幕之後,望海在街上經常無緣無故流眼淚,騎機車時又曾經無故失衡倒地。8月11日後,從早到下午淚流不停,她常自問:「為何眼淚流個不停?」

「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望海苦笑說道。「對整個社會無力,為何不能夠改變,很多困惑、很多『為何?』」8月中旬望海終於向家庭醫生求助,醫生配了1個月分量的血清素和鎮靜劑給她,望海吃了血清素後,情緒平伏了不少,今年已停用血清素,但直至今年她出門仍然鎮靜劑不離身,以防無緣無故在公眾場所哭泣,場面尷尬。

街頭警民衝突的畫面,對當事人及旁觀者都可能造成嚴重創傷。
街頭警民衝突的畫面,對當事人及旁觀者都可能造成嚴重創傷。

用手機看直播 也是另一種苦

家庭醫師治療望海時也不停做心理輔導,他建議望海抽離一下:「可以的話,嘗試一晚不要看電話(手機網路訊息)吧。」她曾經接受醫生建議,但還是禁不了手機「彈出來」的直播。

「看直播是很Guilty(罪惡感)的事,大家出去的時候,是應該出去,我難道在家中食花生(坐視旁觀)?」

望海有時會以「社工」的角色自我安慰:「其實每個人的承受程度都不同呀。」她憶述八月在紅磡土瓜灣抗爭現場,一場車禍意外讓她跛了腳,但她仍然堅持到現場。到了今年,她有時不在現場,在手機直播中眼看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濫捕市民。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港府更是一口氣取消12名民主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再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望海看著所有抗爭和政治新聞的直播,「這是另一種苦。」

望海不迴避香港的「壞新聞」,痛苦也甘心睜開眼看。踏入2020年,她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看Facebook和IG的一年回顧,自己重看過去一年零碎的片斷。「我一想起理大,就會覺得香港人輸得好慘,當日輸了很多香港人的鬥志,憶起當日往事很感嘆。」

數個月的FA歲月中,她腦海不斷回顧受重傷的傷者,11月12日中文大學裡四處聽到呼天搶地的呼喊:「FA!有沒有FA?」她曾在理工大學替一位左眼皮裂開的少年包紮,最後他的左眼還是瞎了,永久失明。

腦內不斷重複抗爭、受傷的畫面,望海慨嘆這是熬人的記憶,「在現場顧到前又顧不到尾,那種感覺殘留在腦袋,為何不可以做多一些呢?好似很多時刻其實也不及時。」抗爭不及時,救援不及時,反抗不及時,望海內心混合抗爭者及救援的自責,在沒有盡頭的絕望政治環境,在現實生活中還要放下情緒去服務俗稱「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傷者,望海沒有逃避過去,反而想做個勇於擁抱悲傷的香港人。

「我覺得有這些創傷,才可以讓大家(香港人)一起向前,2019年的事一輩子很難忘記的。」望海堅定地說。

陣地社工 冷靜與憤怒之間

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Jane有5年的社工經歷,她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調停救援。烽火之間,她曾被催淚彈頭直射眼罩,在前線「開咪」(持麥克風喊話)調停警民衝突被辱罵,也陪伴被捕的年輕人。這些震撼的畫面和故事,讓她經常以淚洗面、失眠、胃痛,皮膚亦陸續出現問題,最後她被逼退下「火線」。本著服務大眾市民和守護公義的心,她走上街頭,卻走不出這些創傷的陰霾。

Jane說,她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6月12日圍立法會出來,那天很多香港人賭上了自身安危。6月12日,她在金鐘一帶初嘗催淚彈滋味,混亂間瞥見無助的學生四處尋找失散朋友的影子。她忍著催淚氣體帶給她身體上的痛楚、抑壓著自己的情緒,以社工身分陪伴這些年輕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事後她開始反思社工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決定加入陣地社工,在前線負責調停警民衝突。

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仲夏衝突不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趁著7月1日回歸紀念日舉行示威,下午衝擊立法會大樓。陣地社工團隊分了「兩更」,她被分配到凌晨時分才到現場支援。然而,事態發展迅速。未到凌晨,警方已在金鐘一帶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示威者四散。Jane說:「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很自責,怪自己為何不早點出去,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這種情緒驅使她在沒有通知團隊的情況下,「偷偷地」獨自走到了立法會大樓附近觀察情況。她要親眼看見四周環境平靜,才願意離開。

這種自責的感覺讓Jane更希望可以「出隊」幫忙。然而反修例事件升溫,示威活動更見頻繁。8月31日,特種警察「速龍小隊」成員進入太子站,上演被認為「無差別」攻擊市民行動,一幕幕驚心動魄。「我記得8月31日我和數個同工(社工同行)在附近,看見直播,很崩潰,立刻哭了出來,出了事情但不能過去幫忙,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被催淚彈重擊 事後哭泣失眠

這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驅使她幾乎每次堅持在現場支援。不擅言辭的Jane被安排擔任咪手角色,在警方與抗爭者之間拿著麥克風和喇叭廣播:「示威者正在離開,警方冷靜。」一字一句都需要小心翼翼,戰火中又要處變不驚,她說這個任務壓力很大。警方不時用「黑社工、假社工、唆擺(唆使、叫唆)大家出來、臭×」等言語辱罵她。Jane坦言,好幾次都按捺不住要回罵,但又要時刻提醒自己社工在現場的角色要保持中立。「當時情緒壓抑得很厲害,聽到這些話,其實正常反應是很憤怒,也很失望。」

這種需要兼顧日常工作和調停工作的生活,讓她累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到很疲倦,記憶力也明顯變差,看見某些示威衝突,她會禁不住哭泣起來,但她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10月20日,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她憶起自己當時身處在尖沙咀警署外,當時附近大多是義務救護員以及記者,但警方舉旗示意準備擲催淚彈。身邊社工、同工用麥克風對警方說:「這裡沒有示威者,不要亂擲催淚彈。」但還是有義務救護員在他們身邊被催淚彈射中受傷。

兵荒馬亂之際,Jane感受到眼罩被重擊,一顆催淚彈頭掉在地上。「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力,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旁邊的社工們看到同僚受傷都嚇呆了。一輛水炮車隨後駛至,她身旁的2名社工被直射,全身都是藍色催淚水。「那時候我很害怕,有種強烈的感覺,縱使有東西保護自己都無用,因為警察是針對著你(社工)。」

事發後她經常哭泣,情緒低落,也不能好好集中精神工作。她開始刻意迴避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資訊,也會開始質疑作為社工所做的事是否能夠幫到社會。

面對破碎不堪的自己,Jane有種感覺:是不是到了該停下來的時候了?儘管之後她仍然希望支援抗爭前線,但在每次報名到現場當值的時候,身體總會出狀況。「想報名出隊或者出隊前一天,就有頭暈、發燒、胃痛或者渾身不舒服,導致不能出隊,已經發生了幾次。」心裡總是希望多做一點,但身體卻是「很誠實」地告訴她:「妳還沒有準備好。」

在1年多的抗爭運動中,Jane長期在冷靜與熱情之間拉扯,精神上傷痕累累。這種拉址,Jane坦言未能釋懷,事隔半年後,隨港區《國安法》的成立,示威活動漸漸減少,她的情緒和生活一步步重回正軌,但運動帶來的傷痛,Jane認為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撫平。

港人社會 心理與人道危機

2020反修例運動,催淚煙籠罩摩天大廈、響徹天邊的槍聲、警民衝突的互罵、火光沖天的街道,這些「非常」聲音和畫面讓港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引發精神健康危機。社工長期情緒低落恐懼到前線工作、記者食欲不振和長期失眠,甚至有義務救護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影響日常生活。這些社會運動非直接參與者在示威現場也身受其害。

臨床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和一眾心理學家,經網上表格和前線醫生及社工轉介,在去年6月到8月接收了約1千個因社會事件有情緒困擾的個案。他說香港的社會心理狀態很「差」,無疑正面臨「人道危機」。

根據調查,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香港成年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根據調查,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香港成年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七成中度抑鬱 療程平撫情緒

今年8月初,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青年精神健康小組」發表了一項最新調查,小組透過1份網路問卷,調查訪問1萬1,493名香港人,4成受訪者出現中度至高度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香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年初公布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成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PTSD,其中呈PTSD症狀者比率由占領運動後1年的2.1%,增加至去年超過3成。

PTSD大多是源於直接經歷或親眼目睹驚人的事件所引發。常見的創傷事件包含死亡的威脅、嚴重的身體傷害或虐待等,甚至是得知親密的家人或朋友遭受創傷事件,間接影響下,也有可能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回憶、惡夢、嚴重焦慮。

葉劍青指出,PTSD患者會經常會有相關的聲音和畫面的回閃(Flahbcak),影響睡眠素質和生活。由於創傷性事件是突然發生,例如在前線調停時有催淚彈射中身體、或記者採訪期間被水炮車射中,這些事件「打斷了正在發生的事情,衝擊著那個人,所以整個能量會儲存在身體中,讓人不能反應和釋放。」

有別於前線抗爭者和社會運動後援「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者)的角色,運動的非直接參與者以一般人的方式參與一場社會運動,不少都會產生自責情緒。葉劍青說:「對於非直接參與者來說,會出現自責情緒是因為覺得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沒做到或沒有能力做,繼而產生無力感及自責,導致情緒低落甚至抑鬱。」

他指出,針對這種情緒的治療過程中,要提醒他們角色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理性上知道的事情,但感受上仍然覺得缺失,要和他們一起評估,平衡風險,選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可藉敘事治療 社區團體傾談

葉劍青奉行所謂「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旨在將不同的情緒和經歷「外部化」成為不同的故事線,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救」的能力。「治療不只是挖問題出來,求助者不是被動的,也可以鼓勵透過一些行動去自醫。」他在社區組織一些人組成小組,讓社會運動中不同角色的人坐在一起傾談。在相似又有異的經歷中,讓人產生技巧、能力和一些方向,在創傷中調整心理狀態。

香港因為反修例運動陷入集體精神創傷,今年7月便迎來港區《國安法》帶來的恐懼與不安。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解決港人精神健康問題,葉劍青能夠預視這會造成「心身症(由於心理狀態而導致身體有病症)、家庭衝突、自殺,甚至大規模社會恐慌」等一系列的問題。

葉劍青說:「我不會太悲觀,港人的抗爭力很強。《國安法》帶來恐慌,但民主派初選一班群眾又出來投票,港人仍有股力量。」社會愈荒謬,內心要愈強大。

感謝香港獨立媒體《誌傳媒》協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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