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 擔煽動罪名
李止渝知道《蘋果》財務問題不佳，且港府打壓加劇，多次表示欲立《假新聞法》，行內人皆知立法是衝著《蘋果》而來。他算算時間，「我信新聞立法應該很快來，大陸反正明年就二十大（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了，港府想跟北京邀功，可能會盡快下手，找個法治的名義把《蘋果》幹掉，那也不差1、2個月吧？不至於動用《國安法》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我沒想過他們的手段會那麼強硬，沒料到6月結束之前，《蘋果》就沒了…」
他大抵知道多家港媒中國組的運作情形，其中，幾家親建制派的媒體，更不乏記者在採訪寫作上的各種「朝請示，晚匯報」情況，他舉例部分同業的日常：「寫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不能寫名字；不能寫習近平，只能寫『中共領導人』。至於誰決定要不要寫出領導人的名字？誰決定敏感題目寫不寫？如何寫？可能是總編，甚至是社長。」
「從其他媒體過來，自由度是增加非常多的。《蘋果》又是比較有錢的媒體，相比其他香港媒體，題材豐富。」對李止渝來說，《蘋果》的滋味是自由的滋味，「重要的新聞一定不會錯過，我們做很多關於大陸社會運動、維權人士的題目，內地有趣的題目也做，例如派同事上去（大陸）嘗嘗牛屎火鍋，或去找『和尚與老婆一起住在寺廟裡』的那種桃色新聞。我覺得《蘋果》讀者的心態大概是：『我支持民主，但也給我一點娛樂吧！』」
「黎智英做事方法是有爭議，但《蘋果》中國組從來不會對我們的報導做審查。基本上，我們對大陸抱有批判角度，盡量呈現全面的觀點、事實。」李止渝曾聽聞，早年中國組前輩會做中共革命元老兒女專訪，文革40年的時候，有前輩做了老舍女兒的專訪。他又說，許多《蘋果》老前輩對中國抱有期待，「就跟民主派那些大佬的思想一脈相承啦。」
6月24日，港警再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逮捕「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副總編輯、中國組主管蔣美紅接受香港商業電台訪談時證實，楊清奇被捕，加速高層商討，決定將6月24日定為最後營運日。
「（之前被捕的）黎智英、張劍虹、陳沛敏，都是高層，基本上你知道他們是負責管理的。」李止渝知道情況很糟，但直到曾任中國組主管的楊清奇被捕，他才感受到恐懼。「清奇被捕，證明了一件事：寫文字的人都被捕了。這是我們比較害怕的原因。會不會有一天他派人來說你文章有問題呢？如果他說你煽動分裂國家呢？」過去，「煽動」「煽動顛覆」等罪名，是只會在中國新聞上出現的字眼，他沒想過這罪名有日會扣在港人頭上，「煽動的定義很不明確。做傳媒的，有可能不煽動嗎？我『煽動』民眾批判、『煽動』大家獨立思考，算不算煽動呢？」
短短一週之內，經歷高層被捕、成案起訴、凍結資金等動盪之後，《蘋果》於6月23日當晚正式停運，並宣布於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6月23日夜晚，大批支持者從香港各地來到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他們亮起手機燈，當新舊員工搭著員工巴士回到辦公樓，便朝著他們大喊「撐蘋果、撐到底」。晚上9點多，一群記者走到大樓5樓天台游泳池邊，揮著燈向樓下聚集的人群喊：「多謝大家，多謝香港人。」
人群中，有40多歲的V女士和她念中學的兒子。下午4點左右，他們就撐著傘，站在雨中，從遠處望著蘋果的辦公大樓。「我現在的感覺很奇怪，我只是想過來看看這裡。這麼大的辦公樓，馬上就要空無一人。不知道幾個月後，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她自1995年《蘋果》在香港開售以來，一直是《蘋果》的訂戶，每天等著收到郵差送到家門的實體報紙。「我只想對《蘋果》的記者和黎智英說，謝謝你們為香港做的一切。」
6月24日凌晨，《蘋果》員工拿著剛剛印好的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步出壹傳媒大樓，免費送給前來聲援的市民。最後一期《蘋果日報》，加印至100萬份，頭版以〈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為題，並出版12頁特刊〈再會，給香港人的告別書〉。
事實上，此時《蘋果》網站上的文章已全數消失。網址變成goodbye.appledaily.com的《蘋果》頁面上，只剩一份白底黑字的停運通告：「《蘋果》及《壹週刊》感謝讀者、訂戶、廣告客戶及香港人一直以來的厚愛和支持。在此別過，珍重。」
去年離職後仍替《蘋果》寫外稿的港聞記者阿強說，當晚11時59分，他守在電腦前，見證一個滿載資訊的網站從有到無，按下重新整理，只剩一紙黑字。「就很痛啊！那一刻很崩潰…」李止渝則比喻：「文章沒有了，社交媒體沒有了，蘋果App沒有了，好像我的記憶也沒有了。」當晚負責撰寫最後一期報紙的記者駱嘉輝（化名）則懊惱：「沒有（備份）啦！超忙啊！那晚一直在忙，之後突然發現，我再沒機會看到我寫的、大家寫的文章了。你再有想像力，都有些東西是想像不到的。」但他又抱有希望：「也許那些東西沒刪掉？沒消失？只是網站不對外開放而已？會不會有人有備份呢？我只期待，那些文章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擔憂還沒完 工資沒著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分析，《蘋果》對於香港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一份報紙，它還是香港人公共情感的載體。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每天早上起來可能就是看《蘋果》報紙，或是拿手機看《蘋果》文章，這是構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周保松觀察，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在街上看見有人拿著《蘋果》，便知道城市裡有一些人和自己共享著同一個價值。「在報紙檔你買《蘋果》本身都是一個政治表達，或者一個暗號，告訴你we are together。」
「《蘋果》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只是提供資訊這麼簡單，它象徵著整個城市的記憶、集體意志、一個共同價值，」周保松說，「《蘋果》的消失，等於把承載著香港人的這個東西拿走了。香港人經歷了一個好痛苦的告別。」
周保松1997年曾在《蘋果》擔任2個月的政治版記者，負責報導七一回歸新聞。他一直記得，七一當晚下著滂沱大雨，他採訪完立法局議員辭職、臨時立法會成立，凌晨離開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的人群，回到當時《蘋果》位於長沙灣工廠大廈的辦公室，電視畫面裡，一輛輛軍車正跨越中港邊境，駛進香港。「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好多不確定性，但是沒有現在那種明確的悲觀或是恐懼。即使面對主權回歸，但都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今天好不一樣。」
1997年7月1日，《蘋果》的頭版標題為〈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A2大標為「香港回歸祖國 盛事永載史冊」「江澤民：貫徹高度自治，香港人當主人」。
不到1/4世紀，《國安法》落地，一國兩制受到嚴重打擊，《蘋果》也走入了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