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後第三課:第三人生,新活法

文|陳玉梅    攝影|攝影組
郭志祥帶領志工為窮人辦葬禮,不僅撫慰生者,志工們也在過程中發現,許多尋常事物有了不同意義。

以下2集節目,老後的第三跟第四課,我會介紹一群默默無名的中高齡志工,他們在人生下半場投入志工的工作,幫助底層人。這2個月,當大家為了新冠疫情,安全的關在家裡隔離時,他們正冒著風險,在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處理遺體,辦理告別式。這是一群怎樣的志工,我們透過下面2集來認識他們;還有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在人生下半場或退休後,原是可以享受、過好自己生活就好的時光,撥出時間跟金錢來做這些利他的事情?

現在就來收聽「我和我的老朋友」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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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很年輕的時候,初次聽到「人生下半場」這個詞彙,覺得它離我好遠,因為懷想著未來,覺得還看不到盡頭;現在來到中年,我隱約感覺到前方的盡頭了,也到了面對人生下半場的時候,很快地再沒幾年,我離開職場退休,我就要面對我的第三人生了。

郭志祥與吳倪冬月站在棺木前,跟死者說話,最後道別。

所謂第三人生,是指長壽革命後帶來的「人生第三幕」,因為現代人壽命的增長,如果一個人60歲退休,如果按現在平均壽命超過85歲,等於之後約有25-30年的時光,幾乎等於第二段成人期的時光。人生第三幕,the third act,美國奧斯卡2屆的影后珍芳達在Ted的演講裡提到了這個概念,她認為,舊式對生命歷程的想像是鐘型的,就是拱形(arch),人在中年時達到高峰,然後一路衰退走下坡,根據的是病理學式的看法。

但是,越來越多醫生、科學家、哲學家跟藝術家對中年之後的30年,也就是珍芳達所說的「人生第三幕」有新的看法。我們對60歲以後人的心智和狀態開始有更多的理解,如果從潛力開發的角度來看這段人生,我們會有機會可以用非常不同的眼光,來真實的面對這一個階段的自己。珍芳達因而提醒,我們每個人都該好好思考,要怎麼運用這些時間?

從人生下半場到第三人生,我的老朋友郭志祥跟吳倪冬月走過的經歷,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

 

揭開人生第三幕

我十多年前,因採訪認識郭志祥時,他還不到50歲。他35歲創辦了善願協會,原本也只是想在工作之餘,號召幾個理念相同的朋友每週幫助2、3個經濟陷困境的家庭重新站起來,沒想到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如今他快60歲了,善願協會的志工人數高達8千多人,每週除了幫忙上百個貧困家庭,也義務幫忙沒有能力幫親人辦後事的家庭辦葬禮。

去年我在一場討論尊嚴善終的研討會遇到郭志祥,我感受他也逐漸步入他的第三人生。他跟我說,他回大學念研究所了,雖然年紀這麼大才回去讀書,心裡有點怕怕的,但是為了協會的發展,他接受了正在唸博士班志工的建議,鼓起勇氣去報考非營利組織碩士班,也考上了,正開始他的研究生生涯。

而另個朋友是今年78歲,善願協會的執行長吳倪冬月。個頭很小的吳倪冬月外表看起來就是個溫暖慈祥的奶奶,但是做起事來非常俐落果斷。她從50多歲退休,義務投入善願協會的工作。10年前,她60多歲時,我那時在報社工作,年輕記者同事去採訪她,當時那篇報導讓我印象深刻,她提到為何退休投入這工作?如何克服禁忌?到後來連自己的婆婆也接納她做這工作,不時還掏出零用錢出來給她幫助人。為了減輕一般民眾對死亡的恐懼,吳倪冬月跟善願協會志工還曾在殯儀館附近舉辦快閃行動。哪能想到60多歲的人能如此不受制於傳統觀念,這麼有行動力的參與社會。

如今,吳倪冬月78歲了,20多年來,善願協會送走的死者累積已經超過3,500人,其中有獨居的貧困老人、久病厭世輕生者、家人付不起喪葬費的弱勢者、受虐兒,還有離家多年,最後孤身死去的父親,⋯⋯等等。善願協會幫忙這些死者完成最後遺願。在每場善願協會舉辦的葬禮上,幾乎都可以看到吳倪冬月的身影。這些死者通常沒有什麼家人參加告別式,靈堂經常只有吳倪冬月跟志工,偶爾有兒女或家人,人數也相當稀少,吳倪冬月陪著他們,誦經、封棺。

去年年底,在板橋殯儀館,我看著她站在獨居老人謝先生的靈前,參加整個告別儀式。來參加告別式的除了謝先生久未聯絡的80歲大哥和侄子,就是3、5個工人朋友。謝先生大哥拄著拐杖從南投來,經濟狀況也不好,幫不上弟弟的忙。謝先生的工人朋友公祭完後,在外面對著我頻頻嘆氣、唏噓的說著,「謝先生單身,少年時(台語指年輕)賺錢不會想,也不會存錢,後來老了,工作不穩定,勞保也領完花光了,所以也沒錢租房子,只能住在八里的工寮,環境很不好,他過世半年前身體就很不舒服了,但是也沒錢就醫,拖到後來送急診,醫院社工才介入幫忙。」這樣的人生故事,吳倪冬月遇過很多,但是她都抱著一個想法認為,不管這些人經歷過什麼,經過這些送行儀式,他們都得到轉化,圓滿了。

 

從事利他工作,超越封閉小我

善願協會的志工多半是45歲以上或是退休的人,但也能看到不少年輕身影隨著家人一起投入。(善願協會提供)

謝先生的告別儀式進行完,工人朋友紛紛走了,當最後志工推著棺木出來,並將棺木送上車要送去火化,吳倪冬月最後還站在車後對著謝先生的棺木深深地彎腰鞠躬,那樣沒有條件的對一個生前未曾謀面的逝者敬禮,令人非常動容。

吳倪冬月執行長常說,「事情讓它圓滿,沒有遺憾。」我感覺,他們在送行的過程中,因為幫亡者或家人完成最後一件事,彌補了彼此間的遺憾,而感到一種平靜跟滿足。這超越了自我,增長了慈悲心,因而覺得心打開了。

過往,社會對年過50歲之後的人就是忽略,吳倪冬月當年50多歲投入善願協會當志工時,可能也沒想到經過20年,自己能完成這麼多人的遺願,感受到這麼多平安,並且廣受志工跟家屬的敬重。這是吳倪冬月「老後」開出的花朵,她不把「老」想像成手扶梯般一步步進階走到死亡的疾病,而是去探索,到死亡為止,這中間的未知之路⋯⋯如果她當初受限於,「幾歲就做不到什麼」或是「幾歲就不能做什麼」,她不可能有今天這麼多體驗跟收穫。

吳倪冬月開自己玩笑說,她在善願協會做了幾年志工,60歲時,決定走後要將自己的大體捐給醫學院,讓年輕的醫學生研究學習,簽了捐贈大體同意書後,20年快過去了,最近她接到一通電話問「吳倪冬月還在不在?」「我還活著啊。」說完,吳倪冬月大笑説:「醫學院的人員一定是想,怎麼20年了,這個人還沒有來捐大體?」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一個90多歲的老太太抱怨,如果知道能活到這麼老,我早就去學我一直想學的大提琴了,即使我70歲才學,練了20年,也變大師了。但是我們多數人不會這樣想,整個社會還是深深的受限於幾歲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觀念,以為到幾歲就不用學習,經驗新事物了,因而錯過老後還有的諸多可能性。

日本長壽專家,活到105歲,全世界服務年資最久的醫師日野原重明一直提倡「老後才開始」的想法,他認為,即使上了年紀也要開始接觸一些新事物,興趣或一點工作都好,會感覺活著更有意義。

 

意義感,決定老後的生活品質

為什麼到人生下半場,或是老後,意義會顯得更加重要?甚至決定一個人活著的品質?我最近看到精神科醫師彭榮邦寫的一段話,他是這樣寫的:「對多數人來說,活著是一趟投入外在世界的旅程,我們在裡頭汲汲營營,以擁有事務,建立關係,鞏固身份地位來建立自我的存在感,如果這就是活著的全部,我們自然得抗拒老化,因為它們對我們辛苦建立的這一切,構成了根本的威脅。」

但是,當你來到人生下半場或第三人生,不再有過去的名片了,社會地位也不再重要或不能滿足你了,如果你從旁人或社會的眼光看自己,就會覺得自己像個隱形人似的,你要怎麼找到自己不同的活法?

回到善願協會,或許我們能找到一些答案。對郭志祥跟倪冬月這群志工來說,從事這些工作,是否也是在探詢關於老後,自身的生存之道跟新的活法?

郭志祥從成立善願協會就不收捐款,只募人做善事,目前志工大多是一群四十五歲以上或退休的人士。每週日,他們早上聚集在中山女高,然後分組分派工作到各個案家幫忙,有車的人載沒有車的人,有經驗的人帶沒有經驗的,久了,沒經驗的也變成有經驗的,就這樣滾動許多驚人的助人力量。

通常,受扶助的個案如果經濟上需要支持,每個探訪志工就看能力跟意願拿出錢來,從500到數千元,集資後直接交到個案手上,全部透明公開,所以善願協會沒有行政費用,都由志工自己出錢出勞力。協會直到現在也沒有買辦公室,全是志工自己出錢付房租,或是由志工出借。很多人會不解,到底這群人為什麼要這麼無私、慷慨的做這些事?

關於這個問題,我從郭志祥不到五十歲時就開始問,到現在他60歲,我仍在反覆問他這個問題,我發現到我這年紀,好像稍稍比較能理解了。

郭志祥說,自己家裡經濟狀況不錯,父親很會賺錢,但是5個兄弟姊妹只有他身體不好,氣喘很嚴重,每次夜裡發作,全家都不用睡覺了。他的5個兄弟姊妹都很會唸書,而他呢?則補習補了2年才考上三專淡水工商(就是現在的真理大學),他自嘲是兄弟姐妹中最「落漆」的。父母原本很擔心他的氣喘,不想讓他去淡水唸書,但是他還是很想去讀書,就從南部來到北部讀書了。念專科時,一位同學因為家境貧寒在餐廳打工,每天上下樓搬啤酒太過勞累,導致胃穿孔送醫,卻籌不到2萬元醫藥費無法治療。那時沒有健保,住院還要付保證金的年代,於是郭志祥開始發動班上同學分組去發派建築海報(這也形成後來善願協會運作的模式),很快就幫同學籌到了住院治療的費用。

 

「給予」竟讓人如此快樂

那天發完海報,郭志祥滿身大汗,回家洗個澡感覺好舒服,之後他氣喘也沒再發作了。真正讓他感覺不同的是,「幫助同學實在太快樂了。」郭志祥說,「我沒什麼聰明才智,也不是領導人才,考預官IQ智商還不及格,沒辦法當預官。所以我做事不是那麼有自信。但是做那件事後,學校老師同學幾乎都認識我,好像我變英雄了,當然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帶著同學去援助需要幫助的同學。」這事件關鍵的影響了郭志祥的價值觀。從此除了上班賺錢,做好事也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郭志祥說,如果35歲前算他人生的上半場,那他就是希望在35歲之後的人生下半場,做些讓自己感到快樂的事,所以他自掏腰包拿出50萬成立善願協會,他找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濟貧的工作,心想錢花完,如果不成功就算了,至少自己努力過。

每次接到一個經濟陷困境的案例,郭志祥跟這些志工們會先聆聽他的遭遇,這些人的故事是一般人根本不想聽的。志工們卻發現了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人以及在他們身上的遭遇跟困難,很多尋常事物都開始有了不同的意義。

他們開始擬定計畫看能夠怎麼幫助他們,像幫忙申請低收入戶、每週志工到這些人家裡去探訪時,一旦了解到當事人經濟的難處或是需要,每個志工就根據自己的能力直接拿錢出來幫忙;或者到獨居長者家陪伴他們,跟他們聊天,甚至幫他們整理打掃家裡等等。郭志祥說,「每次探訪完,志工們當晚睡前都會回憶白天發生的事,這個家庭發生了什麼困難?有人生病、車禍、罹患癌症、繳不出房租,當透過自己一份力量去幫忙,稍稍改善他們的境況之後,心會感到平安。」

 

郭志祥錄音訪談:

「年紀比較大的,有經濟力的,有錢人,他們感受到要利用這時間來做好事,因為你縱有家財萬貫,有一天太陽也是會下山,不是說有錢就不會死掉,這是人生必經的,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他們利用這段時間,在老後做一些好事,他告訴我,每晚睡覺都很安詳。覺得真正做了好事,有畫面,畫面還可以傳染給別人,號召更多人來做好事。」

曾有醫師說,我們現代人就是沒時間去聽彼此的故事,才會需要專家來告訴我們怎麼生活。這些志工在扶持這些人過程,非常意外的收穫是得到許多警示跟智慧,就像生命在教導這些志工,如何度過日後的人生。就像是大樂透得主劉先生一生盼望發財,賭了一輩子,終於在88歲那年中了大樂透獲得了1,500萬元,他卻還是希望獲得更多,於是繼續賭,最後揮霍殆盡,到93歲過世,也沒錢安葬,由善願協會幫忙。郭志祥說:「這是好難得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原以為經過歲月歷練的老者會更明白這道理,但是沒有,如果繼續貪,不惜福,仍舊是一個翻船的結局。」

 

從濟貧到申辦免費葬禮

善願協會從剛開始的濟貧,到後來申辦免費葬禮,是因為支助窮人2、3年後,郭志祥跟志工發現,有些家庭經濟夠艱難了,如果再辦一個葬禮,這個家就幾乎沒有翻身的可能了。因為台灣人的習俗,死者為大,再怎麼沒錢,葬禮都要辦的尊嚴,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想方設法把這些錢找出來。根據內政部近年統計,台灣一個人殯葬平均要花費四十萬元,窮人花費比較少,但是也會脫去他們一層皮。有人跟親友、甚至地下錢莊借錢,喪禮辦完,一窮二白,甚至欠一屁股債,完全失去面對未來的勇氣。

看善願協會現在辦葬禮,不用聯合公祭,而是每個死者都有專屬於他的靈堂跟儀式,簡單不失隆重,每項花費也都公開透明,讓人很好奇郭志祥當初對辦理葬禮的服務毫無經驗,到底是怎麼做到今天這一步?我們來聽一段郭志祥的錄音訪談:

「我還記得當初,我把所有的協力廠商都找到這邊來,包括棺木店、花店、引魂的、頌經的、骨灰罐的、接大體車的、花店的,喪葬百貨的這些工廠老闆,我通通把他找到這邊來。大家喝個茶、聊聊天,我把理想和觀念告訴他們,希望你們報價給我,我絕不殺價,大家組成一個Team,來幫弱勢家庭辦免費喪葬。我告訴他們說,我的志工,在喪葬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包括我在內。這些協力廠商覺得竟然是志工自己操作,覺得很新鮮,而且覺得很感動,所以價錢開出來跟成本差不了多少,只是一個車馬費,比如一個棺材我才買兩千多元,而且還是頂級的,而且還要一部車跟一個司機幫我們載到會場。慢慢就有越來越多的案件,志工也越來越多來參加。」

郭志祥提到做這事的意義,是在幫助窮人,彌補社會救濟不足的漏洞。

郭志祥錄音訪談:

「我們這邊是除了沒錢以外,而且還要社工經過專業評估,認為他真的能力有問題,才會開轉介單給我們。我們才會從開始接大體,開始一系列免費喪葬服務。這有脈絡可循,不是任何人打電話來,我就會去接大體。

曾經有個台北市的議員來參加告別式,完了問我『這個要不要花25萬?』我算了算說,『2萬5左右吧。」他覺得很shock(驚訝)。我跟他說:大家都是發心想做好事,衛星工廠老闆只賺個車馬費,全部志工來操作,這是蠻有意義的啊,如果一個個案丟給業者去做,除了價錢很貴以外,而且意義不大。所有志工一起來,而且透明公開。越來越多個案轉進來,越來越多個案參加。」

郭志祥說,很多人會說,做善事很快樂,但是也不總是如此,他也遇過極大的挫折。

善願協會的葬禮費用至少比別人少了一個O,有人批評他擋人財路,政府也許是受到某些殯葬業者的壓力,曾行文說善願協會辦免費喪葬違法,甚至表明要罰款上億元。後來的溝通過程,還要求郭志祥乾脆開辦葬儀社,提供服務。但是郭志祥認為他又不是要賺錢,做生意,完全不可行。最後在很多人的幫忙下,政府才給善願協會為窮人辦免費葬禮的特許服務項目。採訪時,郭志祥一再強調,「這些都是窮人,都是經過社工評估轉介過來的,我們才會幫忙。」就是怕人誤解在跟殯葬業搶生意。

 

辦個葬禮,讓某些家庭經濟雪上加霜

2003年盛夏,一個母親抱著2歲孩子的遺體,由先生開車急急駛進殯儀館,這位媽媽抱著孩子哭著跪求殯儀館的人員,請他們幫她的孩子辦後事。殯儀館的人員沒辦法幫忙,通知善願協會,善願協會接下這個工作。

這個過世的孩子叫亮亮,媽媽當初為了照顧她辭掉工作,家中就靠著爸爸的3萬多元薪水過日子,因為還要付2萬多元房貸,經濟吃緊,就靠著先前夫妻倆攢下的一點積蓄硬撐著。沒想到先是亮亮的叔叔輕生過世,亮亮爸媽為了幫唯一的親弟弟辦葬禮,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接著亮亮又被診斷患有不良性貧血,沒多久就過世。亮亮的父母悲痛之餘,才發現這個家已經沒有錢付醫藥費跟為亮亮辦後事。

由於亮亮的外婆堅持未滿3歲孩子必須趕快處理遺體,不可以放在太平間等太久,才能早日投胎;甚至認為不早下葬,會影響家中運勢,亮亮的媽媽壓力很大,但是她怎能接受孩子草草下葬,只好跑來殯儀館求助。

善願協會為亮亮辦了一個尊嚴的告別式,讓父母與他好好道別,亮亮的母親心中非常的感謝。事後,亮亮的母親回去工作,家中經濟回穩後,她也開始經常地在週日一早,出現在中山女高前面,跟著善願協會的夥伴們一起去探訪弱勢家庭。

亮亮過世2年後,她又懷孕了,她感恩善願協會為她家做的一切,後來一直持續參與週日的濟貧活動超過15年。善願協會有好幾個志工都像亮亮媽媽這樣,因為當年曾接受善願協會協助,後來也出來當志工。像現在負責幫忙載運骨灰入塔的司機也是因為當年漸凍人妻子過世後,善願協會幫忙辦理後事。

郭志祥說,這些都讓他們更加感到自己真正是在推動讓亡者善終,讓生者感到希望的工作。

 

客死他鄉的貝蒂

獨居台中破落磚房的長者,有多重疾病,頸椎也因病變無法站直,當地地主見他生活困苦,提供此處讓他遮風擋雨。善願志工看他因疫情沒有零工打,也介入幫忙。(善願協會提供)

善願協會也幫助過幾個外國人,像第一例送走的美國人貝蒂,為圓夢,晚年到亞洲旅行,卻因乳癌發作病倒,在台大醫院過世。雖然病逝前,貝蒂表示過想回家,但是遺體在台大冰了1年,仍然沒有家人出面,美國在台協會又無法處理,最後經善願協會幫忙,安葬在富德公墓。郭志祥說:「那時我29歲,幾乎沒見過什麼遺體,不是我特別膽大,而是緊張到忘記害怕。不過總算讓她安心好走。」不過郭志祥說,雖然他告訴貝蒂,就將他鄉當故鄉,但是20年過去了,這案在他心中並沒有完結,他還是期盼有天貝蒂的家人可以帶她回家。

 

一封來自海外母親的感謝信

郭志祥還在等著家屬帶回家的是另一個美國人柯仰恩。柯仰恩老家在內華達州,來台灣教英文,有嚴重的憂鬱症。3年前,46歲的他投宿在彰化一家民宿,他付了3天民宿費用,一入住就分別寫了電子郵件給台灣朋友和美國的母親,透露因為憂鬱症,極度厭世之感。但是家人跟朋友沒有意識到,3天後他在民宿浴室輕生身亡。

柯仰恩的媽媽年紀很大了,經濟狀況也不好,還在一家書店打工,根本無力來台處理兒子後事,郭志祥跟志工們明白老母親失去兒子的悲痛,也知道老母親日子也不好過。於是,在處理柯仰恩後事時,很仔細地將過程拍照下來,最後整理好照片裝入郵寄紙袋,並附上1,200元美金寄給柯仰恩母親。沒想到不久,美國在台協會轉來柯仰恩媽媽的感謝信,她感謝台灣朋友的幫忙,讓悲傷的老母親在極為悲痛之時,還感到一些安慰與希望。這封信經志工翻譯貼在善願協會群組,感動了許多善願協會志工,更深信自己做這些事情的價值。

 

看盡各種遺體,諸多感傷的事,郭志祥說(錄音訪談):

「就是一種複雜的情緒,後來慢慢跳河輕生、跳樓輕生的那些大體看多了,還有小孩被虐死的,就覺得應該要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給他伸出一點援手,看看能不能幫忙他們,在人生最後一哩路,我們講簡單一點,『死者平,生者安』,讓他們安息。他們的家人,我們講送往迎來,送的是往生者,迎來的卻是生者的希望。因為他們不要花這筆錢,他們的未來是有希望的,可以很快重新站起來。看到別人可以重新站起來,我們覺得很高興啊。這些個案能過一個安穩平安的日子,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回報。」

「生離死別,此事古難全,沒有辦法的事情,有人說,某某人他家辦喜事,其實他們家也會辦喪事啊,不可能永遠在辦喜事啊,就好像花開花謝,很自然,有生必有死。」

這一集,我們談到郭志祥為什麼要在35歲時,開始在工作之餘,抽出時間創辦善願協會做濟貧的工作;之後,又開始幫助窮人免費辦葬禮。尤其,當整個社會視死亡為禁忌,遇到喪家紛紛閃避的時候,郭志祥跟善願協會的志工們站出來幫助死者,陪伴家屬,更顯得勇敢。也讓生者得以平安,繼續往後的人生。而處理這麼多死亡,也在幫助自己跟社會積極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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