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共有四部分，第一是認定更二審判判決有已受請求之事項而未予判決的違法，針對辜仲諒被訴非常規交易、洗錢、向金控子公司交易對象收受不當利益，及相對委託、內線交易等罪，暨張明田、林祥曦被訴涉犯非常規交易罪部分，最高法院認為之前已發回，但更二審以大法庭裁定已變更法律見解，因檢察官未提起第三審上訴而告確定，但最高法院對此不認同。
最高法院另指出，更二審對於被告有無背信故意，未詳加調查，因更二審判決已說明被告3人及陳俊哲辦理出售結構債給紅火公司，未於中信金控或中信銀行董事會中提出報告或決議，違背內控及外部規定，且依卷內辜仲諒於偵查中供詞，及陳俊哲於偵查中所提出刑事陳報狀內容，辜仲諒於2006年3月、4月間自陳俊哲處獲悉紅火公司因贖回結構債而獲利時，既未經董事會同意，即與陳俊哲一起討論具體用途，將部分獲利款項支應政治獻金等用途，而未交付中信金控或中信銀行，能否認定被告3人並無背信之故意？最高法院認為，有再加研酌必要。
第三項理由是，最高法院認為更二審判決就被告3人行為是否致生中信金控損害，未予究明釐清，因卷內中信金控2010年、2011年年報，及更一審囑託鑑定人蔡彥卿實施鑑定，其所出具鑑定意見書內容，可見紅火公司係陳俊哲為承接系爭結構債而安排取得之紙上公司，中信金控得透過陳俊哲等人對該公司有事實上之掌控及影響力。
且紅火公司亦為中信金控特殊目的公司，則中信金控似已委任紅火公司承接系爭結構債，並由負責經營管理中信金控、中信銀行的被告3人及陳俊哲，就紅火公司購買結構債的資金及付款等交易條件為有利安排，則紅火公司嗣後因贖回結構債獲利，似為中信金控取得，而應交付中信金控，但依卷內證據，顯示中信金控或中信銀行董事會不知悉紅火公司贖回系爭結構債的獲利流向、所在，且獲利部分款項，已經陳俊哲用以購買藝術品或汽車等私人用途，並未交付中信金控。
最高法院認為，上述這些如果無誤，影響公司營運的重大事項，何以中信銀行或中信金控董事會均不知悉？參與安排購買系爭結構債的陳俊哲何以得以該獲利之款項購買私人用品？被告3人能否謂不知情？有無參與？能否謂中信金控並無損害？最高法院指出，如果被告3人有背信故意，縱認其等行為未致生中信金控損害，是否仍應成立未遂犯？也有究明釐清必要，最高法院認為，更二審未詳加調查釐清，就認被告3人的行為並未致中信金控損害而判無罪，尚嫌速斷。
第四項發回理由是檢察官既對於此案關於辜仲諒被訴間接操縱股價部分合法上訴，且就參與人中信金控的相關沒收部分，其依附的前提，間接操縱股價部分既已撤銷發回，為避免裁判上矛盾，更二審判決關於參與人中信金控的相關沒收部分也予一併發回。至於張明田、林祥曦所涉間接操縱股價之上訴，在更一審已判無罪，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更二審時檢察官再針對此部分上訴已不合法，最高法院予駁回。
全案是檢方指控，2004年間前總統陳水扁辦理二次金改期間，當時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涉嫌與中信金財務長張明田、法務長鄧彥敦、財務副總林祥曦等人違法透過子公司「紅火」贖回結構債並間接操縱兆豐金股價，再將原應歸中信的3,047萬美元（約台幣10億元）挪為私用，造成中信重大損害。
辜仲諒在案發前潛逃日本遭台北地檢通緝，2008年11月間，特偵組偵辦扁案，赴日策動辜仲諒返台作證，並將紅火案從台北地檢署手中「接辦」，辜仲諒返台至特偵組指證扁向他收近3億元及陳述龍潭案相關案情後，特偵組予辜1億元交保，2009年將辜仲諒起訴，辜仲諒一審遭判9年、張明田8年、林祥曦7年半。
2018年高院更一審改判辜3年半，檢察官上訴至最高法院，由林海洋法官中籤承審將全案發回高院更二審；去年高院更二審認定，紅火公司與中信金及中信銀屬於不同的公司法人，結構債交易案並未造成中信銀損失，另也沒證據顯示辜仲諒涉操控兆豐金股價，改判無罪，全案上訴最高法院，巧合又由林海洋法官中籤承審，今全案再度發回高院更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