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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2 11:30 臺北時間

【週末推書】一睹風雨飄搖年代的台美原貌─王駿《1951全面追緝》

(鏡文學提供)
(鏡文學提供)
這本著作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王駿先生能夠用豐富的新聞記者經驗,運用輕鬆的筆法貫串史實,讓讀者理解這段國府一向諱談的史實。作者不僅旁徵博引,同時邏輯一貫,讓讀者能夠體會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的台灣原貌,筆者有幸能先行拜讀初稿,的確如作者所說的,「……讀之既能消遣解悶,尋奇賞樂,亦能向學求知,吸納台灣重要史料。」
以筆者對中華民國現代史的粗淺研究,加以主持幾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經驗,發現台灣的一般朋友對中華民國來台以後的歷史,有相當程度的誤解;這當然是在於過去的歷史教育,新聞輿論,對這段歷史避重就輕、諱莫如深,抑或有張冠李戴的情況。譬如:
首先,「兩蔣時代是清廉的年代」,事實上,毛邦初案的金額對當時國家財政的影響,對外形象的衝擊,要比拉法葉案嚴重的多。但知道毛案的人卻遠少於後者。當然毛能如此上下其手,源於當時的法制遠不如今天完備,能夠辦理對美軍購的人員也不像今天這麼多,但如此的貪汙仍然是非常可怕的;展讀這段歷史,可以讓讀者了解到中華民國政府之所以敗給中國共產黨,失去整個中國大陸退守台灣,實在是其來有自,不能全然歸咎於馬歇爾的調停。眾多的貪腐和無效率,「四大家族」的惡劣形象是美國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和支援的主要因素。
書中用大量篇幅記述蔣中正後來依法辦事,派人到美國以司法方式追訴毛邦初,不管最後能討回多少,總之是一種勵精圖治、追補前過的作為,對重建國府的形象和美國支持中華民國的意願,無疑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這一段史事對中華民國的重大意義。
蔣中正總統本身生活簡樸,但他本身能力的限制讓國府的「人治」到了一個足以動搖國本的程度—這一體制居然可以讓單獨個人身兼會計和出納,將數千萬美元當作私人金錢般地運用,又沒有可靠的審計制度,因此造成了中華民國相當的損失。這一段相當不堪的歷史,透過作者的生花妙筆重現於世,讓讀者不僅可以了解這段史事的本末,也可一睹當時國府在美國的外交風貌。
其次,台灣社會當然都知道美國外交、軍事和經濟援助在1950年代對中華民國的重要性,但對於中華民國當時對美國的態度,其實所知有限。中華民國政府雖接受美援,其實對美國從未推心置腹真誠認同;從書中主要人物的態度,雖然作者以文學寫作的筆法渲染了眾多當事人的牢騷(事實上未必全然如此犬儒),但是就台灣人的一般感受和經歷,對這種「不甘心合作又無決心自立」的態度,應該不陌生。這些都是我們在飽覽作者筆下的歷史風華之餘,或許可以反思今日台灣是否仍然如此?筆者認為,這才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當然,本書也有一些與現實差距之處;例如第二回敘述「蔣中正從士林官邸搭車上班之際,途中,在中山北路上,瞥見有個士兵衣著不整,踽踽獨行,他要隨車侍衛龍頭,以「拐拐」無線電,轉告後頭隨侍車警衛,攔下士兵,問明單位番號…」,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纂的《蔣中正先生來台後軍事言論集》(三巨冊,超過1000頁),之中,確有不少這類的記述,出現在蔣對內部高級將領的講話中;但事實上所謂的「拐拐」(AN/PRC-77無線電)在1968年才服役,(當時1950年)是沒有的;
第四回「…強人長子,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繼而,創立國軍官兵「手牒制度」,杜絕吃空缺歪風。」「軍隊手牒」是舊日本軍隊的遺風,是士官兵入伍之後一人一本的手冊,不只是軍人身分證,也包含服役經歷和相關須知;蔣自己在日留學時,下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砲兵聯隊實習時就有,應不須蔣經國教他;
第五回(1951年3月)提到周至柔在南機場(現在台北市青年公園)打高爾夫「…空軍卻出了花樣,說是來台美軍眾多,都沒個休閒娛樂地方,有必要蓋個高爾夫球場。就這樣,反過頭來,要陸軍總部下令,派陸軍工兵擔綱,構工苦幹,又出人力,又耗機具,推平農地,拆除建物,營造出這座美侖美奐高爾夫球場,全長五千餘碼,共九個洞。」但是該球場是在1953年10月16日興工,1954年8月完工,1951年周至柔應該還無法在該地打球;
第十二回提到毛邦初面見李宗仁,「…空軍副總司令、兼空軍駐美辦事處主任、空軍中將毛邦初,向李總統報到。報告總統,屬下失職,屬下來晚了。」以當時的習慣,毛邦初是不可能在李宗仁前面加上姓,口稱「李總統」的;
最後一回「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新聞又播放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談話,說已下令第七艦隊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往越南外海,外加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泰國烏打拋空軍基地、台灣清泉崗空軍基地,美國海、空軍各式攻擊機、轟炸機,將對北越展開「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遍炸北越戰略要地。」歷史上,滾雷行動是1965年3月2日才開始,執行該行動的美國海空軍和陸戰隊飛機也沒有從菲律賓和台灣出動。
筆者長年以來一直以為,領導人的功罪,除了個人私德以外,能不能知人善任,扶保善類殄除敗類是更加重大的責任。但是傳統中國史家一直到今日台灣社會,在考察、評判領導人時,還不甚習慣有這樣的觀念。另外,對領導人常常有過高的寬容和過苛的批評。前者當然源於意識形態和傳統「忠君愛國」思想,無足深責。後者除了意識形態之外,經常也是忽略任何人無論地位再高,都是受自身識見、所獲資訊、能動用的資源和所屬組織特性所侷限的;筆者竊以為臧否任何領導人,都應該從這方面去探討,才是具有建設性,避免過度被意識形態所影響,且能作為後代參考的有意義途徑。本此,這本著作是一本優秀的奠基於史實的虛構小說;筆者除了對作者深表敬佩以外,對台灣讀者來說,更是值得一讀的一本好書。
《1951全面追緝》書封。(鏡文學提供)
更新時間|2023.09.12 20:42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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