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穎說，依據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能否認定是著作之合理使用，判斷之基準包括：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黃帝穎強調，依據《鏡週刊》調查，張善政主持的研究案涉及抄襲的內容，包括政府報告和商周等私人著作，張善政的研究案具商業目的，因此主張合理引用的空間較低，其中又擅自引用他人著作，且比例不低，依照實務見解，張善政未必能通過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判斷基準。
黃帝穎說，更嚴肅的是，畢竟涉及5,736萬元公帑，張善政要面對的責任，恐不只是著作權法的最基本要求，更事涉違反農委會標案規定、違約及有無詐欺等民、刑事責任，仍必須向社會交代。
另有不具名律師表示，我國著作權法有第52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而所謂「合理範圍內」係指以自己的創作為主體，而以他人資料作為「引註」、「引證」或輔助說明，如果扣除抄錄部分，自己作品就變得不完整而不成為一篇著作等情況，就不是可以主張合理使用的要件。
此外，亦不能有使他人只需參看自己的報告或研發成果，即無須閱覽他人研究報告的「市場替代」效果，否則亦非屬前開所稱之合理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