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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面世的時候，久未在臉書露面的駱以軍發佈了一段短短的打書文，以他一貫的玩笑話開始，他說告知妻兒《大疫》出版的消息，小兒子說：「是關於粗心大意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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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一場驚世大疫，很可能真的出自某個人的粗心大意。但粗心大意不是偶然的，人類文明/反文明的發展也來自一連串停不下來的粗心大意，殊不知這都是人性注定的，或曰靈感或曰疏漏，或曰求生意志或曰自毀慾望，都是硬幣兩面，硬幣如何落下便有不同的結局。

駱以軍無疑深解此理，因此他建立《大疫》裡人歌人哭的末日後桃花源時，一邊是窮盡心力巧奪天工（他在文字上下的功夫對應了溪谷主人在製陶和冶園的「變態」執迷），但另一邊是率性繁衍，聽憑造化之力對「文明」變形、錘鍛，小說結構和線索之類的破壞來亂一如書中回溯的「疫前」世界，充滿無來由的暴力、惡意與荒誕。根本不需要什麼大疫，我們一直是這個世界的病毒，精妙非常，暴虐非常。

寫下「人歌人哭」，我是想到了杜牧的《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裡，人歌人哭水聲中⋯⋯」這樣一種對文明盛衰的泰然任之，略帶悲憫，很東方，相對於《十日談》的辛辣肉感。可以說《大疫》是一部杜牧執筆的《十日談》，這並不矛盾，別忘了杜牧還有春風十里揚州路的輕狂豔麗，那也是《大疫》敘事者稍不能忘的三生前事。

但作為受益於現代主義藝術的一代，駱以軍沒有忘記西方正典邪典給他的饋贈。作為故事的其中一個潛文本，常常被提及的是伯格曼的電影《第七封印》和《芬妮和亞歷山大》——後者結尾念白那句斯特林堡之「万事皆可发生，时间空间并不存在，在現實脆弱的框架之下，想象如紡線交織着新的圖案」完全可以看作駱以軍一以貫之的創作追求。我們的文青營養劑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步——小說中萬物凋零、文明寂滅前夕——爆發衍生，成為救贖。

駱以軍對這類救贖，半推半就。他可以決絕：「我們早就不是人類了。只是一些無限打開窗口的幻影，沒有東西不能被羞辱、傳輸、修改、說謊、冒用。這是真的發生了。『我們只是一個很爛的劇作家寫的，面孔模糊，滴哆走著就融化的角色』。不，連『角色』都不是，是一種『人類』已不在了，但在空氣中無所不在，如煙飄散的『戲』。這時我們很久沒有稍停頓一瞬，愣想一下：什麼是戲? 」

「什麼是戲?」——虛無增值一萬倍，也依然是虛無，反過來說，文明削弱一萬倍，也依然是文明的幽光。可以揣測造就駱以軍動筆《大疫》的其中一幕，和同樣震撼我的一幕相似：那就是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地中海數國在瘟疫大爆發時的迅速淪陷，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的死亡數字幾何級增長之際，梵蒂岡教宗方濟各在傍晚雨中來到聖伯多祿大殿前，獨自祈禱求主垂憐飽受痛苦的人類。那一刻，方濟各與伯格曼的騎士形象恍惚重合，他其實是在跟死神對弈，以求苟延文明。

駱以軍舉的例子，是盧梭的畫《入睡的吉普賽女郎》「很久以來，(那已經十幾年了)我都掛在網路上，快速翻跳朝生暮死的訊息，但那個停住的時刻，那麼靜謐、幸福、哀傷，純粹就是那幅畫的美。可能就是那一年，人類的悲慘，或那近乎一百年全白貴的，如同回到一戰前的，對他人的大括弧之貶低、羞辱、仇恨，這應當深深傷了我這一代，曾經被『世界』的文明、藝術、思想啟發，追夢者的心。 」

作為文明之子，駱以軍不甘，因此無論溪谷主人和老和尚等多麼「出世」，他終究是入世而非厭世，執著而非虛無的，在小說後半段痛斥歷史時他簡直是憤世的。同時，駱以軍向著他小說裡的人物、故事，絕不輕易放過一個人的命運任其流落虛空，均濃墨重彩渲染之，大有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勇猛與悲壯，但地獄在乎一念，這一念何來？

《大疫》一發，其啟萬端，若只取一，那就是香港——香港來的那個女子「安」——那個香港的小寡婦。這當然不是我自己的偏心，這也是駱以軍的偏心，這個女子（我懷疑我認識她的本體）曾出現過在他其他敘事裡面，但這一次最為痛徹心扉。是因為加上了香港本身的悲劇嗎？他們相識的十年前的香港，如今不但在政治的角力，在若即若離的異鄉人的生命錯位中也敗壞下去了。

然後的香港未亡人，難道可以作為隱喻理解嗎？無論如何，她成為這部小說的最沈重的鑰匙。「她是這溪谷中的『故事之夜』中，意外成了所有故事的女王⋯⋯就像是深海中無數艘沉沒的船隻，她就是那艘讓人唏噓、慨嘆的鐵達尼號。她似乎裹脅了大多人世本來的美好夢想、一只一只冒出銀光大氣泡下沉的鐵箱、一層又一層的失落之物 」

不，鐵達尼號？這難道不是珍寶海鮮舫？或者鯨落——「我們之所以能在此有緣相聚，或是，我能如墜五里霧、螺旋錐下跌，進入這『餘生』，全是她那良善的念頭，一瞬之光幻造出來的這綠光盈滿之溪谷? 」——或者這是安（不安）的方舟，還是末日餘光之中哭笑前行的瘋人船？

駱以軍的耿耿於懷是一回事，而「D-DAY 來臨，全部人類的大寫時間全終結之時，香港曾發生過的那一切，並來不及給一個公義、人類之光、救贖、甚或神之判決的什麼。」則寫出了我的耿耿於懷。世界會因為對一個人的辜負而報應萬物嗎？神會因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辜負而報應世界嗎？駱以軍安排了安的死亡是身處疫情最嚴重時期的西班牙，把個人的耿耿和文明的絕滅牽手了，給出的答案是世界之神不會，但小說之神可以。

小說之神，可大可小，在《大疫》裡他毫不掩飾自己就是一個萬能的、所向披靡的病毒這一狂想。這是狂想，也是狂悲。「他要把她，不，和她的美麗年輕裸體擁抱在一起的這衰老的自己，這一段畫面，封印、隔絕、藏匿在他的『在一切之外的房間』」——悲哀莫過於執迷，「他便已預知了這個分崩離析的時光之歌的無情，不，不是她無情，而是這樣的向量，四面八方、裡面外面，每一個延伸出去的觸突，都被打開了基因開關，像迷宮迴廊成千上萬依序排列的小小胎兒，突然都開了眼。」

——但這無數緣起緣滅，驚心動魄又如何？「你在那個時刻，給了那女孩一個綿綿、像雨季、濕潤山林霧氣的、撲朔迷離、上萬只音叉共振的『情』:『女孩別怕，我們都在這裡。』這是所有聽故事者，給那些因生命的凹洞、悲劇、不能承受的遭遇，而隱約將形成『故事』者，最大的安慰。」除了小說裡的女子，我還感謝駱以軍為張紫妍們、林昭們抱冤，這不僅僅是一個賈寶玉情結，也是對文學最大的信任、冀望。

「我想說的是『愛』。是的，『愛在瘟疫時』裡的那個，像人子耶穌凌波走在水上，在一切空洞、死滅、下沉的全景上，奇蹟似走動的那個字，『愛』。」很難想像這樣傳教者式的話從魔鬼駱以軍筆下寫出。但正是這愛與瘟疫的螺旋式交配，衍生了人類之舞，一如葉慈《在學童中間》裡所寫的：

果樹啊，根柢雄壯的花魁花寶，

你是葉子嗎，花朵嗎，還是株幹？

隨音樂搖曳的身體啊，灼亮的眼神！

小說走向結束前，因為現實世界裡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始終懸宕在本島上空的戰爭的陰晴變幻，使得本來是末日小說的《大疫》，意外變成了架空歷史小說。結尾又從架空小說猛然一躍進入某種元科幻的境地，以恍兮惚兮的身分迷失去反思整個宇宙的存在，實際上是本體論式的哲學沈思的圖像化。駱以軍的想像力駕馭這一切綽綽有餘，他又一次挑戰了他的假想敵劉慈欣。

不過他的悲憫決定了他和劉慈欣是兩個世界的人。就在他把病毒角色分享給每一個值得同情、值得珍惜的人（甚至有一章給予大家都不屑再寫的老兵）的時候，這場大疫就註定和現實的大疫不同，它實際上是大翼、大憶、大義、大熠等等混合而成的一場「大囈」，它只屬於那個在六十年代台北倉皇的微光中走失的孩子，他要用數十年的書寫去把自己的、文明的本來面目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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