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與國會選舉大敗民進黨，隨後台灣與中國關係走向升溫期，無論通航、通商、留學等交流活動都變得非常熱絡，許多人才隨台商大舉西進，想在「13億市場」大幹一筆。當時，胡采蘋已經透過在《工商時報》與《商業週刊》多年的採訪工作取得一定工作成就，對台灣金融圈也相當熟稔，卻自覺「台灣很小，留下來跑新聞不會再開發成就」，而且許多重大的新聞都發生在北京，於是主動請朋友介紹，希望到北京工作。
2009年，胡采蘋以「降薪」的條件進入中國《財經》雜誌，隨後一路在中資媒體的外資、金融、創業路線打滾至今。8年後，她的薪水翻了好幾倍，同時自豪地說，近幾年中國的科技創業變革，自己也是「推動的一份子」。
胡采蘋並非中國公民，更不可能有記者證，本以為在中國媒體工作會受到影響；事後證明，這部分可以有例外。「因為《財經》情況特別，是太子黨背景雜誌，以前就有台灣實習生，所以知道他們有可能會考慮我，然後因為重要人物都跳槽，我是跑外資線，對他們來說重要，所以我就順利進去了。」
此外，胡采蘋也解釋，為了因應中國國家發展需要，許多產業亟需人才卻還沒培養足夠，但又不需要太多歐美背景人士，所以國家策略性開放很多港、澳、台人士進入中國，這也是台灣人才得以大量在中國工作的原因。
胡采蘋以銀行證券業為例，指出中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台灣的經驗和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招商銀行就是台灣中國信託團隊整個搬過去，元大證券也是一樣的情況，「他們創造市場時，就是大量使用台灣人。半導體產業肯定也是這樣。中資如果有國際化市場目標時，會偏愛用台灣人。」
她認為，其實在中國工作的法規限制並不多，難的是工作本身，因為媒體市場變動太快，經常煩惱如何保住工作，她也曾經一度非常沮喪，歷經失敗、挫折和沮喪，但熬過後，才能成為更有想法和能耐的人，這是她在中國最大的收穫。
她說：「人沒有發展性，產業就不會有發展性。我的性格適合在中國，很多人跟我一樣，台灣人說狼性；但我覺得我不是，我很照顧後進。我想做跟別人不同的事情，大家都沒做的，我想試試能不能做成。就像我當初到北京，沒有金融記者這樣做，我覺得這很酷，我不想走可以預見的人生。人有發展性，有更多人嘗試不同的事情，產業就會有發展性。過程中膽子會越來越大，贏過一次就會想贏更大的，想做更瘋狂的事情。」
在台灣傳統媒體急速萎縮、新媒體前景蒙昧不明、經濟發展停滯不明的這幾年，人在中國的胡采蘋同時也見證了類似的媒體變革；然而她並沒有因此打消對媒體的熱情，像許多同業轉行去當企業公關。「強國狼性」讓她見識到與台灣不同的積極求生精神，不停在創業領域採訪累積的知識和開拓市場的企圖心，也讓她從記者變主編再到主管，現在則準備積極籌備創業。她發現，自己其實意外地適合中國。
對於一個因為在中國遇上媒體工作瓶頸而罹患憂鬱症，看了半年心理醫生，後來還被成千上萬「愛國小粉紅」痛罵是「台獨狗滾出中國」的人來說，說自己適合中國或許有些詭異，但這個一天到晚在臉書上發表台獨言論，批評中國社會毫不留情（當然對台灣也是）的資深金融記者卻說，其實自己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感情。這份感情，來自她幾年來在中國見證的創業精神。
她說：「我 2009年來時，世界還不是現在這樣，創業的信仰還不強，但現在的同事相信你懂網路會運營，不用靠跟大媒體老闆吃飯，不用得到百度資源，也可以成功。這是我這幾年經歷的過程，我相信我也是推動的一份子。後來阿里的 slogan 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是我覺得新一代中國人普遍信仰。現在 p2p 金融就是人對人，把權力分解到每一個人，賦予每個人平等做生意的權利，不用跟銀行打交道不用裝 POS，也可以做生意，騎三輪車貼二維碼就可以做生意。太多這種事情了。」
「我對中國感情和台灣人不一樣，因為知道他們經歷什麼痛苦去改變自己人生，我很在地化。當時美國要對抗的是蠻荒，中國要對抗的是黨，我很擔心這一代人開闢出來的空間會被摧殘。我們從完全自由的地方出來，很多事情會更受不了，比中國人更受不了（限制），雖然知道自己可以跑，但他們跑不了。」
可是正因為她說自己「在地化」了，對中國有感情了，對台灣的處境才更加焦慮。比起中國，她當然更愛台灣，但她也說：「台灣給的薪水，完全沒可能找到人才，沒人投資我的話，我也不敢回台灣，除非我賺夠錢了。台灣人才出走，薪水是最大問題，迫在眉睫是錢，另一個重要的是發展性。」
她認為，人才流失會對台灣造成永久傷害，而且是一代人的傷害，所以吸引人才是台灣當務之急，新創產業也不應該受到過多法規限制，得徹頭徹尾改革產業結構，歡迎大量國際人才。
「現在只能吸引到印度與東南亞的人，這樣一點一點來，逐步開放一步一步做，在量上來討論。開放什麼產業，要由產業自己決定，千萬不要是政府決定，因為我們要用外國人有很多風險，語言、文化、本地環境，公司要顧外國人，一定是考慮好處比壞處多，所以要給公司自己決定，不要給政府，台灣的決策不能再由上而下。」
胡采蘋強調，台灣人應該避免用「競爭」、「搶飯碗」的心態面對開放國際人才入台，因為「跟聰明的人一起工作不叫競爭，很愉快，講競爭都是看可怕的一面。」她認為，過去台灣很習慣只做台灣市場，但國際人才進來可以帶來不同市場，所以更應該要開放。「你如果只看到外國人來就是要搶你工作，他就會越來越封閉。以前 Acer 時代就有外國 CEO，做外國市場，我們是有這種經驗的，為何現在變這麼封閉？」
她以身為台灣人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自己最初不了解中國，需要幫助，所以會學習找合適的人一起工作，學會信任工作夥伴，如此就會互補組合，彼此學習到新東西，很快就能學會團隊工作，如果台灣環境也這樣開放，就能慢慢變好。最後，她強調，台灣職場的威權文化還是很重，如果領導者不能改變，就要學會下台，而開放外國人才會是改變台灣職場和產業的一個方法。
「要學習適應新文化，就會改變，可能會很慢，但這是一個開始。講再多都沒用，就是去打架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