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歲的阿草說,自己當初就不該念大學,「這樣現在也不會負債、不會信用破產、不會無法做有勞健保的正職。」

他好幾年沒有勞保了,他因積欠就學貸款而被銀行聲請強制執行,一有薪資入帳,就會被扣掉三分之一拿去還債;他也沒有信用卡,因為他是信用瑕疵戶。

阿草不是少數因積欠學貸而信用破產的個案。交叉分析判決書查詢系統,可發現 2004 年至今有 5 萬多筆因積欠就學貸款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數。其中高達 96% 的案件,一毛都沒還過。

阿草想著這兩天做外送員的薪資該入帳了。已有好幾年,阿草戶頭裡的錢,絕不會留過夜。他小心翼翼不讓追債單位察覺帳戶裡有數字,這些單位像鬣狗一般敏銳和凶殘,見到帳戶餘額就如嗅聞到血腥,便猛地從四面八方撲上,「像我就學貸款因為欠繳,銀行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此阿草只要帳戶裡有薪水,馬上會被扣走 1/3 拿去還學貸。

他心想著得趕快把錢領出來,免得被追債扣款。阿草迅速查看一下銀行戶頭裡的餘額,待螢幕跳出數字後,阿草表情瞬間扭曲:「幹,被扣光了,現在身無分文。恨!」本該有 3 千多元的現金,如今只顯示「扣押總額 3285 元」。

阿草不是少數積欠就學貸款的個案,根據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統計,直至今年 4 月,申請學貸的總人數共 79 萬餘人,再進一步分析判決書查詢系統,可篩選出 2004 年至今有 53,321 筆因積欠就學貸款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數。這些積欠學貸的案件中,高達 96% 的個案,一毛都沒有償還過。

帳戶遭追殺 欠款不斷增生

43 歲的阿草好幾年沒有勞保了,避免被銀行察覺有薪資轉帳入戶;沒有信用卡,因為他是信用瑕疵戶。他的金流規劃總是以「日」為單位:外送的薪水今天發,得趕緊領出來,明天拿去繳電話費、油錢,然後留下一部分餘額做房租,付完這些帳單,剩下的才是生活費,「沒辦法想太久以後的事。」

阿草想著還要 2 週後才會有另一筆薪水撥款,接下來的 14 天得要怎麼過;另一邊腦袋也開始想著,到底是哪一條欠款遭到強制執行,直接扣走了戶頭裡的餘額,「不確定是就學貸款?還是健保?還是欠稅?」幾天後阿草詢問銀行,才終於搞清楚,「是機車燃料稅(燃料使用費)啦。」

他出身中部的單親家庭,母親國小畢業就去工作養家,再後來自己開了間小吃店掙錢。結果遇上 921 大地震,地方經濟一夜崩塌,小吃店經營困難。家裡沒錢,生活總在為錢張羅,阿草和弟弟很早就靠自己生活。至於父親,很多年都沒聯繫過了。

欠款是種能不斷無性生殖的生物,一項、二項⋯⋯越來越多子孫繁衍。最初的一筆是近 60 萬元的「就學貸款」。他已欠了 10 幾年,中間曾斷斷續續還到還差 10 萬元就能了結,但因為工作不順無力還款,一旦滯納,遲延利息和違約金滾滾而來,欠款金額因此又默默漲到了 16 萬元。

「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時我有去協商,結果行員跟我說還是要多還一點啦,一個月還個 5 千元,我問他:『那我要怎麼生活?』」那陣子阿草工作的單位進行大規模資遣,他也是其中一員。

遭到資遣後阿草大抵已無力還款,欠款的對象從學貸擴增到國稅局和健保局,「有次去拿藥,卡片一插發現有異常,診所先給我藥,幫我回報卡片有異狀。」阿草聳聳肩,之後他就不再去想健保卡的事,「如果去健保局問然後被發現是欠費,現場要我繳的話我就完了,所以先這樣吧。」負債讓他選擇苟且,因為生活已無力想太多。

阿草感覺自己當年國中畢業就去做工,生活可能會好一些?

高學歷迷思 被迫背負重壓

相較於國民教育,投身高等教育看似是個人投資自我的主動選擇,因此欠下學貸,也就理應由個人承擔。「社會普遍將『高教成本』歸咎為個人責任,需『盈虧自負』,所以當一個人貧窮、還不起學貸,那是個人不努力。」高教工會理事長、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周平搖頭苦笑。

周平指出,莘莘學子看似「主動投身高等教育」,實際上卻是不得不然。90 年代台灣開始「高教擴張」,彼時教育部為了回應民間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便宜行事地開放既有的專科學校逐漸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偏離民間倡議的正軌,才導致如今的苦果。

周平更直言:「當年我們支持的廣設大學,指的是廣設『公立』大學,但教育部的政策反而讓私校數量暴增。」最後導致公立與私立大學的比例嚴重歪斜為三比七,且技術學院高達八成五都是私校。

同一時間,伴隨高教擴張而來的是勞動力市場的變異,「文憑變成一個必要條件。別人都有你不敢沒有。」周平說道。

因積欠就學貸款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個案,一有薪資轉帳入內,就會被扣走三分之一還債。

公私比傾斜 弱勢難獲資源

殘酷的是,從國中、高中開始一連串的升學篩選過程,讓學業成績佳的人往普通高中前進,學業成績表現不起眼的孩子,只能往高職、技術學院選擇。

再從統計數字來看,109 學年度(2020 年),教育部針對弱勢助學金、學雜費減免的補助高達 64 億元,其中私校就占八成二。這數字除了反映私校學費較公立學校昂貴,還透露私校學生弱勢比例高於公立學校。換句話說學業成績與家庭經濟雙重弱勢的孩子,集中到私校與技職學校就讀。出了校門,人生剛起步便已負債。

「看起來是政府讓人人一圓大學夢,繳不起學費那我就提供貸款,實際上給的卻是虛幻的夢。」周平分析,今年高教工會一份研究報告揭示,和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相比,台灣公部門挹注在教育上的經費,大約只占 GDP 的 0.39%,即便加上各種競爭型經費,也不過只占 0.5%,而 OECD 國家公部門平均投資在高教的預算則占了 GDP 的 1%。加上公部門主要投注的資源又集中在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學生每年每人得到的公部門挹注是 9 萬 9 千元;私校學生則只有 3 萬 4 千元,私校因此只能依靠學費來維持運作。

高教擴張後,高等教育文憑等於求職「必要條件」,讓人不敢不投身高教。

不僅資源稀少,技術學院的專業訓練也趨於薄弱,周平指出,技職教育為了滿足教育部的評鑑——評鑑指標以研究論文發表數量為依據——讓應該著重實作的技術學院教育反而趨於普通大學化。

「加上私校得到的資源挹注少,學校收入以學費為主,老師得去負擔招生工作,投入在教學上的精力也下降。」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苦笑,種種制度失調的結果是技職教育含金量低,而為了就業競爭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反而學不到什麼,最後還背了一身債務,「高教擴張騙殺年輕人。」

政策鎖起薪 月光無法喘息

阿文和她的妹妹都是技職體系畢業生,二人畢業 10 年雙雙仍在償還學貸,談起念大學都感覺悔不當初。

阿文二姊妹還小時,父親就投資失利,從此家中經濟走下坡。阿文高中起就過著打工人生,在學校福利社工作、下課去自助餐打工。阿文大學念的是私立技術學院,學貸總共 60 萬元,「畢業後遇到 22K。當年透過『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就業,薪水政府給。」做了一年阿文離職去廣告公司,那幾年工作換來換去,起薪都在 22K之間,「廣告公司剛進去只有 2 萬,後來調漲成 2 萬 5,做了好幾年到我離職都還只有 2 萬 5,沒調過薪。」

那時阿文房租一個月 1 萬元,她找了學妹合租分攤,扣掉其他固定支出,還要還每月 3 千元的學貸,生活費有時剩不到 1 萬元。「每個月都是月光族,我生日是 2 號,發薪日是 5 號,有一年生日我在便利商店吃泡麵度過。」阿文覺得自己一到月底都像在過闖關遊戲,「戶頭見底就要想著找誰借一下撐過去。」

阿文也曾欠繳過幾次學貸,「不知道是不是因此信用有問題,我的信用卡利息比較高。」阿文覺得忿忿不平:「窮的人就是會更窮,你因為沒錢所以遲繳學貸,結果得付出更多代價。」真的撐不下去時,阿文向銀行申請緩繳學貸,讓自己稍稍喘息一下,「所以還到現在畢業都 10 年了,還是還不完。」

從判決書查詢系統可篩選出 53321 筆因積欠就學貸款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數。這些個案因此成了信用不良戶。

阿文的妹妹學的是美容美髮,「我本來只想專心學技術。但我媽一直叫我念大學,恐嚇我不念大學找不到工作。」她因此念了在職專班,想用文憑來加乘就業機會。畢業後,阿文的妹妹揹了 30 萬元學貸,也曾申請過二次緩繳,「因為我們工作的染膏、藥水都要自己掏錢。每個月固定支出很多,薪水還只有 2 萬元,還要繳學貸,壓力真的很大。」

去年阿文妹妹出車禍,「機車排氣管壓在我手掌,二級燙傷。」連生活自理都有困難,工作當然做不了,只能在家休養,但肇事方雙手一攤,「說他寧願被關也不賠錢。然後就去坐牢了。」 

「那時我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無法繳學貸,結果銀行一直打來催,我說我車禍暫時沒錢繳,對方只說:『還是要還啦。』」阿文的妹妹沒好氣,畢業近 10 年,她老覺得,「沒賺到錢,也不知道在累什麼。」至於高教文憑,根本沒為她帶來什麼助益。

教學大脫節 翻轉人生失敗

她和阿文都後悔投入高等教育,「技術學院的授課內容根本和業界脫節,還不如高職畢業就去工作,既不用負債,還能累積薪水、年資。」阿文和妹妹都勸他們的小弟別念大學,「我們都跟他說,等你想清楚自己想念什麼再去,還沒想到前先去工作也沒差。」

2003 年阿草大學畢業,那時公部門已大量使用外包、派遣人力,他也曾做公部門派遣人員,「畢業後當兵,當完兵就業一年後才需要開始還就學貸款。」阿草想著或許該念研究所,讓自己在就業市場上更有競爭力。阿草的母親也篤信人生翻轉靠教育,鼓勵阿草再念個研究所,「那時都會以為文憑往上加,就業機會就會跟著提高。」

文科畢業的阿草考了二間公立學校的文學相關研究所,「你說我怎麼不念些企管、商管這類實用性的研究所?因為我是文科畢業的,如果要念商學院研究所,就得去補習。但是窮人哪有錢去補習,去賭一把看自己考不考得上。我每天光為了生活就忙了,哪有多餘資源去補習?」阿草深吸一口氣,「報考一間研究所至少 2 千元起跳,我的錢只夠報名二間,所以我一定要挑一個我有把握考得上的。」

積欠就學貸款外,長期青年低薪,房租、物價上漲,都讓年輕人生活不堪重負。

2012 年左右,阿草研究所畢業,彼時台灣的青年勞動市場的起薪早因 22K 政策而長年遭到壓制,根據主計處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2008 年到 2013 年,15 至 24 歲的青年中有高達八成就業者的薪資落在 3 萬元以下;三成大專以上學歷的青年,每月薪資收入未滿 3 萬元。

一直到 2021 年,起薪平均數才上升到 32K(但中位數僅 28K)。和 2000 年相比,2012 年初次工作青年的平均起薪只有微幅上升 1.43%,可是物價卻上漲了 10.9%。

政策導致的低薪,小琪特別有感。大學和研究所都就讀私立學校的小琪,咬牙撐了 10 年,才把 50 幾萬元學貸還完。2009 年畢業後,小琪先當了一陣子研究助理,「那時是用『大專院校研究人才延攬方案』聘雇,薪水本來有 3 萬 4,結果因為政策定了這個數字,我薪水變成只有 2 萬 8。然後學貸一個月卻得還 9 千。」一回想那個只能縮衣節食的日子,小琪就翻白眼:「明明剛出社會是薪水最低的時候,卻得還最多錢。」

匱乏感侵蝕 框架設限自我

小琪念高中時,父親被公司逼退,只能草草拿了退休金離開職場。後來退休金投資失利,家中負債,此後全家的經濟壓力都落在小琪身上。高中時小琪就曾在加油站打工、研究所做過傳播妹,同學聚餐出遊她第一句都先問:「多少錢?」

「那段時間根本是用肉身去體會什麼叫做『階級』,心裡也會不平衡,看著沒有負擔的同學而自怨自艾,不是我不想有休閒娛樂,而是我沒錢做這些事。」她苦笑:「我還曾經連續幾個月都只買袋裝的維力炸醬麵,一天吃一包,吃到後來聞到調味料的味道都想吐。」

低薪又負債,小琪只能勒緊褲帶。她不買超過 200 元的衣服,租屋只找租金低於 6 千元的物件,「曾租過山邊的頂加,樓下房客整天在吸毒。」被金錢綁架的生活,每次「付錢」時,小琪都感覺自己充滿怒氣,深怕不小心被撕票了。

小琪曾有次要從 ATM 領錢,插了卡,螢幕卻顯示卡片錯誤,「我整個恐慌症爆發,開始擔心怎麼才月中就沒錢了,孝親費還沒給、學貸還沒付,下半個月怎麼辦。」她在 ATM 前,一秒內思緒翻江倒海,後來卡片退出,小琪才發現是自己誤把健保卡當提款卡插入。但那源自於匱乏的恐慌已經讓她冷汗直下。

經濟匱乏連帶影響個人內在自信,認定自己低人一等,或是只值得低廉的薪資待遇。

小琪咬牙撐過還債的 10 年,但有人卻是在最後一哩路上倒下。

「從判決書分析中可以看出,有 2 萬 6 千多件案子欠款落在 15 萬元以內。這個金額其實不高,但他們就是還不了。你會忍不住去想,這些人的生命中遇到了什麼事。」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感慨。

「這個『匱乏感』還不只是經濟,它甚至會影響你整個人的心理狀態。」同樣是就讀私立大學、研究所的阿明,單親家庭出身,有段時間母親賭博欠債,家裡經濟動盪,「我大學有段時間連健保費都沒繳。」學費當然也是貸款,阿明苦澀一笑,「還好當時沒出什麼意外,很幸運地撐過去。」

阿明大學時期的伴侶和自己家庭背景天差地別,「對方很早就規劃要出國念書,認真準備考試。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卻是想都不用想。」即便 10 多年過去,談起過去他仍有些哽咽,當年的經濟匱乏讓他感覺不如人,生活的機會和想像也受到侷限。

「我也會覺得自己就是比別人差,不配用好東西,工作不敢爭取——因為怕沒工作——久了就覺得自己只值得這樣的價格。」阿文邊回想過去邊點頭,曾經因匱乏而內在價值低落的往事又回到眼前,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建立自信,不隨便為自己扣上「我不配」三個字。另一個外溢的狀況是,金錢匱乏箝制了一個人的選擇能力,進而縮減了風險控管的機會。

最苦的時候,小琪也沒有去向銀行協商緩繳過,「因為我每天都要賺錢,我剛畢業時還兼二份工作,想要多賺一點。賺錢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跟銀行打交道。」因經濟問題而對時間感到焦慮的狀態,阿草也深有所感。

「我研究所畢業就超過 30 歲了,在就業市場相對不利。去找工作人家會覺得你這年紀、卻沒什麼工作資歷,就不用你。」初入職場,阿草只能斷斷續續地接案打工,「平均收入 2 萬元上下,扣掉房租 8 千元。」每個月都在追著錢跑,「終於找到正職,才進入最不用為錢煩惱的一段日子。」

青年忙償債 社會陷入停滯

只是幾年後公司裁員,阿草再度失去穩定工作,每天計算著支出,和手上二、三個兼差的收入,左支右絀,光是要填補財務的破洞就夠他忙了,「去銀行要花一整天,我還不知道能不能申請緩繳成功,還不如趕快多跑幾趟外送。」少了緩繳這個緩衝,阿草陷入更麻煩的處境——被銀行聲請強制執行。只要有薪資進入帳戶,馬上會被扣掉三分之一拿去還債。

阿草只能選擇現金支付的工作,或是外送員這類不算「雇用」的行當。「或是讓人轉帳到我媽的帳戶。」他也沒有去職業工會替自己投保,「一個月保費 1 千多,我還是先不要好了。」

離開學校後的 10 年不是負債就是還債,更糟的是被追債,加上住宅高度商品化,物價翻漲,生活方方面面都得靠貨幣來交換。早在 12 年前,周平就已撰文提醒,青年普遍低薪又負債,將會影響其人生規劃,這些外溢的結果都將導致整體社會少子化、保守消費,不利整體社會成長。如今問題的核心不變,情況甚至還更加嚴峻,「青年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s)縮減,他沒有辦法成家、買房、生子,少子化也越來越嚴重,消費行為趨於保守,整體經濟活動也停滯。」周平認為,這不只是個人負債的層次,更是整體經濟問題的一環。

8 月 24 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為百萬青年減免學貸,其中領取提供給中低收入家庭的聯邦派爾助學金(Pell Grants)貸款人,能免除 2 萬美元額度學貸;其餘貸款人,則能免除 1 萬美元額度學貸。雖然政策提出後的評價兩極,部分批評言論認為許多申請學貸的學生念的是昂貴私校,而非學費較低廉的公立大學,如今為何由全民負擔這些教育成本。

在台灣也有類似質疑,認為學貸欠款究竟是還不起或是賴帳?但周平指出,「大赦」政策仍有正面價值,少了負債這塊大石,青年能有更多餘裕規劃人生,進行消費,整體經濟才有活絡的可能,否則受限於經濟壓力,青年的消費行為趨於保守,長期並不利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大赦之外,或許至少也可以思考還款協商等模式,幫青年減輕負擔。」周平說道。

可仿效英國 低所得者緩繳

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劉梅君也以國外為例,例如英國的學貸還款金額會類似預扣所得稅,每月從薪資中扣除,「但只要隔年報稅時,發現這個人年所得低於 2 萬多英鎊,就會退回預扣的學貸。」劉梅君說,這能讓所得不高的人有個喘息,不用申請緩繳,「直接就讓你先不用繳。」否則在低薪、生活支出高漲和負債三面夾擊下,「不只影響生活規劃,也讓個人自我意識低落,損害心理健康。」

另外周平也指出,台灣應增加公共投資在高等教育上,「我認為高教擴張的非預期效益在於提升多數人公民素養,這對台灣的多元文化和民主都是助益。」只是高教品質正因學校財務結構惡化而受到侵蝕,如何讓高等教育在實用性與非實用性價值都得到提升,恐怕都是公部門該深思的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也提出學貸大赦政策,希望為青年減輕負擔。

「聽說台灣勞工平均薪資有 5 萬元(編按:主計處資料顯示,去年每人每月薪資平均為 55754 元),我身邊怎麼沒幾個人有這薪資水準?」阿草苦笑,他說自己最後悔念大學,「台灣現在就是階級複製,我是丫鬟就不要裝大小姐。當初就不該念大學,這樣我現在也不會負債、不會信用破產、不會無法做有勞健保的正職。」

阿草對求職已沒有動力,「找工作需要一股勁,我現在已經沒有了。也沒辦法做長程規劃,停下來想一想未來要做什麼。」年過 40,「我現在的期盼是等到 45 歲,申請中高齡二度就業方案——政府鼓勵企業聘雇一定比例高齡者——然後到便利商店應徵。」

研究方法:由於判決書格式不一,我們以「就學貸款」加上「支付命令」、「清償貸款」、「清償債務」、「返還就學貸款」、「破產宣告」、「返還借款」、「給付教育費」、「給付借款」關鍵字搜尋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包括簡易判決),並過濾債權人為「銀行」的案例,共有 53,321 筆,時間分佈於 2003 年(但 2003 年僅有一筆) 至 2022 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