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實是，犯不犯法都是政府說了算，紅線持續逼近，言論自由毫無立足之地。選擇革命的代價是，「每一天都差一點被抓。我被抓只是時間問題。」2019年底，反送中運動因疫情戛然而止，部分抗爭活動轉往地下，阿K也持續籌措物資，耐心等待革命再起之日。某天，她剛在據點放下兩箱戰術頭盔，離開才1小時，警察就進入那間協助地下抗爭的餐館，「我就想，那個箱子有我的指紋啊，附近的人也看著我搬了兩箱東西進去…」
抗爭期間，阿K申請了自媒體工作的商業登記，「香港的點很多，但大台記者不可能這麼多…所以就很多網路記者，我們在每個角落，（看見）黑警在打人，（就叫大家）快趕來…」2020年6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我每一天望著我家的窗戶，有警車經過，我就想是不是要來抓我了？我出入也有不知名的車跟著我，我後來查車牌，是澳門什麼保安局的，我就覺得很奇怪。」同時，她發現自己的媒體平台被公布在紅媒上，「說這個是黑暴分子開的。」報導以「大起底」為標，放出她的名字和照片。
逃亡於是成為必然。不可逆的路徑裡，台灣並非唯一選項，「我本來想去美國，不過美國封關了。」剛好有朋友請她到台灣協助流亡手足生活，她申請了高雄的學校，隔離結束當天，「我就去軍訓室問，我可不可以在台灣當兵？」
異國同心 想幫忙護台
她說，來到台灣，就想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我們會比台灣的年輕人更早走出來（對抗中國），因為我們經歷過了。我們在香港沒有武器，只有（塑）膠的盾牌、雨傘，怎麼對槍呢？可是我們在台灣，如果你給我們（武器），我們可以幫忙保護你們的家園，你們的國家。我覺得香港跟台灣是一體的，大家都在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打壓。」
沸騰熱血竟在台灣冷卻。來台5個月，她就出了嚴重車禍，「對方把我撞倒，無照駕駛又逃逸。幸好我有裝行車紀錄器，拍到他把我撞倒後跑掉。我人都飛起來了…」
「半月板裂掉，韌帶撕裂…」阿K動了2次手術，休養期間，她待在租屋處，「躺在床上1個多月，不能動，也不能上廁所。」醫藥費、看護費、車子維修費，都是沉重負擔。可以出庭後，她開始打官司，肇事者擺爛，「法官問他知不知道他把人撞倒了？他說因為他沒事（未受傷），他就跑了啊。」
對方60多歲，在法庭上一直講閩南語，法官也回閩南語，阿K聽不懂，只能請法扶律師幫忙翻譯，法官說：「他（肇事者）沒錢，他也沒辦法啊，我們的政府不會幫他賠錢的，是妳倒楣。妳應該自己要買意外險啊？妳為什麼沒買？」孤立無援，阿K的家人想來台灣照顧她，因疫情受阻，她笑著說：「我跟她（媽媽）講，我死了，妳就可以（過來）。」也想過一了百了，當時26歲的她，試過好幾次，「我覺得很絕望，我每天都在想，我怎樣自殺比較不麻煩別人…」
憂慮深植 缺乏歸屬感
我問阿K在台灣嘗試輕生的當下，是否也想過，索性回港？她語氣很無奈，說：「如果可以，也想回香港，但回不去了。不管我到哪一個國家，我也會覺得我是香港人，香港始終是我們的家，可是…對，我希望香港有一天真的能獨立…」
故鄉變了樣，在異鄉也活不出歸屬感。阿K未申請專案援助，因不想獲得特殊待遇，「也怕專案名單落到中國手上。」諷刺的是，在台灣，她感覺自己始終是局外人，去找工作，雇主聽她口音，就先刷掉，「有一些台灣人看我們，其實就像我們看大陸人一樣，覺得來搶我們的工作…」當時教官聽她詢問能不能在台灣當兵？最後也是回答她：「不能，因為妳不是台灣人。」
5月初，阿K發現護照期限剩1年，決定離開。賣了車，車禍官司簽了委任，不到1個月就出發。她仍喜歡台灣，對台灣的人情味印象深刻，「我受傷的時候，搭計程車，司機知道我受傷，就會開到最近的地方讓我上車，叫我要小心。我住的社區，有一些媽媽，知道我們是香港人，就會拿一些水果給我們吃，她們的狗也會跟我的狗一起玩。」
決定2度出走，她寫了封長信，私訊蔡英文IG，文中她感謝台灣成為港人避風港，同時提出自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相比幾年前，人民的國家意識增強了，可是年輕人們也還在吃吃喝喝玩玩，沒有危機意識…台灣一直很平靜安穩，可是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戰爭並不遙遠，我們真真切切經歷過，即使到了安全的地方，晚上睡覺還是怕會被抓走…請台灣努力守起來，我們在台灣的香港人也會連結起來幫忙。」截至登機，2個月過去，訊息一直沒顯示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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