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訪的咖啡店，小靜（化名）剛結束幾通電話，語氣有些慌亂急促，「我吃驚，然後憤怒，但是我沒有恐懼…還是說我應該要心生恐懼？他可能就是想造成我的恐懼，但其實我沒有嚇到，我覺得很生氣。」她露出虛脫的表情，點開手機上前晚前輩傳來的訊息：「…對方說要告死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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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相人間】壓不扁的玫瑰 當法律成為性暴力嫌疑者的武器
今年5月，台灣#MeToo事件爆發，超過200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事人在社群平台說出她／他們的親身經歷。然而，當這些過往案件被揭開、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時，對#MeToo控訴者提告妨害名譽的案件也漸漸湧現。本刊專訪在這次#MeToo中發聲、因此遭前雇主提告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及曾在臉書控訴遭受政治意見領袖PUA、在她不認為合意下發生性行為，而被對方提告，經歷2年訴訟的當事人。她們如何成為了「被告」？面臨再次被要求噤聲的反制與威脅，她們的處境與行動為何？
發聲反遭提告 憂進一步報復
今年6月，台灣#MeToo事件從政治圈延燒至其他產業，小靜也決定控訴前雇主性騷擾，她在臉書上寫著，當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某間公司，從事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工作，那是她嚮往的，然而，前雇主卻在辦公室及聚餐時，多次觸摸她的臀部及大腿，並對她發表歧視女性、侵犯性隱私的言論。
發文隔天，她沒收到道歉，卻接到對方揚言提起刑事訴訟的消息。小靜並未料及這個發展，與我們見面當天仍有點驚魂未定，「我告訴很多朋友，大家的反應都是他做出這種事，怎麼還有臉告人？」她氣憤地補充：「而且這很難告成啊！不就是浪費司法資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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