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日本在與那國島部署防空電子戰部隊的決定，使台灣周邊安全局勢的變化具體呈現在第一島鏈的最前線。與那國島距離台灣本島約 110 公里，長期被視為日本領土的邊陲位置，現在逐漸轉變為觀測台海與西太平洋軍事動態的重要節點。這項部署反映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思維已不再只停留在廣義的「周邊有事」概念，而是開始針對台海情勢做前置性、功能明確的戰力配置，顯示整體區域戰略已出現質量兼具的調整。
從軍事角度來看，電子戰部隊的設置意味日本自衛隊在第一島鏈的角色正從被動監測逐步轉向能夠進行主動干擾與支援聯合作戰。電子戰能力的重點在於掌握與影響電磁頻譜，對對手雷達、通訊與指揮管制系統施加壓力，降低其感知與反應能力。當這項能力部署在與那國島這樣接近台灣與東海要衝的位置時，象徵日本在實務上已把「台灣周邊有事」視為可能發生的安全情境之一，並提前思考如何在衝突升高時有效支援同盟與夥伴國家，穩定周邊海空域態勢。
這種軍事布局的變化背後，是日本國內對區域環境認知的調整。面對中國在軍力現代化、海空行動頻率以及灰色地帶操作上的持續增強，日本社會與政策圈對安全風險的評估愈來愈具體。近年的防衛白皮書與相關政策文件中，「台灣有事」被視為與日本安全高度相關的情境，已不再僅是抽象的學術討論，而是成為實際規畫部隊部署與戰備態勢時的重要參考。與那國島的電子戰單位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作為琉球弧各式飛彈與監偵系統之外的補強點，形成更完整的偵蒐與抑制網絡。
經濟與科技層面的互賴結構，也在悄然影響安全政策的走向。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仍具有重要地位，但在高科技材料、精密設備與部分關鍵零組件上，對日本與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的依賴仍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替代。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與生產基地的依存度仍然存在，卻也逐步評估風險分散的必要性，發展「中國加其他地點」的布局模式。這種雙向依存與風險分散並存的現實，使得各國在制定安全與經貿政策時，更傾向採取多層次的調整，而不是單一方向的全面脫鉤。
社會與政治層面上，日本對外安全角色的討論也在持續發展。戰後長期形成的「專守防衛」與對集體安全參與的慎重態度，近年在面對北韓飛彈試射、東海與南海緊張、台海局勢不確定性等因素時，逐漸出現新的解釋空間。日本在防衛預算、軍事裝備現代化以及與盟國協調機制上的調整，並非單一事件的反應，而是根據對長期區域態勢的評估，逐步累積出來的政策結果。與那國島電子戰部隊的部署，便是這套調整邏輯在地理上最靠近台灣的一塊拼圖。
對台灣而言，日本在與那國島的部署安排具有多重意涵。從安全角度來看，這代表台灣周邊的盟友與夥伴國家正在把台海穩定視為自身安全的一部分，並願意在戰略上投入相應資源，強化嚇阻可能的衝突。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這也提醒台灣必須更精準掌握周邊國家安全政策的演變，理解不同部署對本身防衛規畫、民眾心理與區域合作空間所產生的連動效果。
在這個架構下，台灣面臨的課題不僅是如何強化自身防衛能力，也包括如何在外交與安全對話中，與周邊國家建立更透明、可預測的溝通機制。當日本、美國與其他夥伴國家在第一島鏈與印太地區逐步形成更緊密的安全網絡時，台灣若能掌握其戰略邏輯，並在能力許可範圍內提出具體合作構想，有助於把「台灣周邊有事」的討論，轉化為「台灣周邊共同維護穩定」的政策實踐。
整體而言，與那國島電子戰部隊的部署並不意味緊張情勢必然走向衝突，而是反映各方在面對不確定環境時，選擇以強化嚇阻與提升態勢感知作為穩定局勢的手段。台灣若能在冷靜理解這些戰略調整的前提下，同步檢視自身的防衛布局、風險溝通與區域合作方向，就有機會在變動中的東亞安全環境裡，提高自我保護能力，同時爭取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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