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本月初，就在台灣熱烈爭議小紅書封鎖事件的同時，另一件攸關跨境平台監理的重大裁罰案在歐洲發生。馬斯克（Elon Musk）在歐盟宣布對X平台開出鉅額罰單後數小時，迫不及待地回擊說：「歐盟應該被廢掉…」（The EU should be abolished）。這種激烈反應，正反映著此一裁罰事件的深層意義：歐盟此次依據《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裁罰的 1.2 億歐元（約新台幣 43–44 億），是DSA生效後第一張罰單。
1.2億歐元的罰款，對X平台而言或許不算什麼，但其象徵意義極高，因為它標誌著歐盟正式以制度化的監理手段要求科技平台遵守透明與問責義務，並為其他民主國家示範了一條可行的監管路徑。
這筆罰款是遲來的正義。自DSA於2024年全面施行後，外界始終質疑歐盟是否真的對跨國科技巨頭執法。如今，歐盟展示的不只是決心，更等於宣告平台治理不再只依賴平台自律，而應被納入法治與制度的正軌。
非關言論自由，歐盟要求的是透明
馬斯克與部分美國政界人士將此一裁罰事件框架成「言論自由 vs. 歐盟官僚」的對立，但這種框架不符事實。仔細閱讀歐盟官方文件會發現，裁罰針對三項極為基本的透明義務，而非任何形式的內容審查。
首先是「藍勾勾」的欺騙性設計。過去藍勾勾象徵身分認證，但在馬斯克接手平台後，其取得資格變成只要付費即可。歐盟指出，平台仍以「已驗證（verified）」呈現，卻未真正驗證身分，導致用戶難以辨識真偽並增加詐騙風險。這不是言論審查，而是消費者保護。
其次是廣告資料庫的嚴重不透明。DSA 要求大型平台提供可搜尋、可稽核的廣告資訊，以利社會監督假訊息、詐騙與外國影響力操作。然而X的廣告庫內容缺失嚴重，甚至刻意延宕，導致公民社會難以追蹤廣告流向。
第三是限制研究者取得「原本就公開」的資料。歐盟並未要求平台提供內部機密，只是要求不得阻礙研究者分析公開貼文與互動資訊。但X卻以條款與技術限制製造近用障礙，導致資訊操弄研究陷入困境。正如史丹福大學「法律、科學與科技計畫」（Program in Law, Science & Technology）的平台監理主任達芙妮．凱勒（Daphne Keller）所指出，美國兩黨也曾支持要求平台提供公開數據存取的法案，顯示歐盟的要求並非特例，而是民主治理的共識。
科技平台成為地緣政治武器
出乎意料的是，美國政界對此案的反應，反而比科技界來得更為激烈。副總統范斯（JD Vance）公開指控歐盟「將監管政治化」，美國商務部長更暗示，若歐盟不調整其數位監理立場，華府可能動用貿易工具施壓。這類表態，已使原本屬於平台法規執行的議題，迅速升高為跨大西洋的地緣政治對峙，而不再只是單純的法律或政策爭論。
換句話說，這場爭論的核心早已不在言論自由本身，而是圍繞著美國政府與科技巨頭之間的結構性合流：雙方皆試圖維持平台演算法作為政治影響工具的高度可用性。馬斯克隨即公開呼應范斯的批評，這場監管衝突所蘊含的政治意涵，也就呼之欲出。
民主守門人：公民社會與事實查核社群
在這場跨國平台監理大戰中，真正的推動力量其實不是政府，而是公民社會。EU DisinfoLab 指出，許多證據皆來自民間查核社群、研究者與志工的長期追蹤。他們蒐集錯誤資訊案例、辨識協調式操弄，並將情資回報給主管機關，使歐盟得以蒐集完整的違規事證。
因此，EU DisinfoLab呼籲，未來若有罰款收入，應回流投資至事實查核與研究生態系的夥伴。此一呼籲對台灣尤其具有啟示性，因為台灣的資訊戰風險高於歐洲，但我們的事實查核社群卻長期處於資源不足的狀態。
跨境平台治理：歐盟示範與台灣困境
跨境平台治理不是容易的事。它們擁有超越國界的基礎設施地位，卻不必像銀行、電信或媒體那樣受制於公共監督。也正因如此，歐盟依據 DSA 對 X 啟動問責並祭出重罰，等於是為全世界做了一次治理示範：即使面對跨國科技巨擘，民主國家仍能透過制度化規範重新奪回資訊公共性的主導權。
對照之下，台灣的處境要艱難得多。台灣在面對跨境平台時，常常陷入太嚴怕被說成箝制自由、太鬆又讓國安與資訊風險無法控管的兩難困境。近期對小紅書的監管爭議即是典型例子。每一次案件都讓台灣必須在國安、言論自由與市場運作之間尷尬地擺盪，卻始終缺乏一套能像DSA 那樣要求平台透明、可審計、可問責的法律架構。
台灣的窘境反覆出現，不是因為監管過度，而是因為監管工具不足。正因如此，歐盟此刻的示範格外珍貴，它提醒台灣：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能讓平台遵守民主規則的制度，而不是一次次被動反應的爭議。
透明與問責，台灣不能再等
馬斯克的憤怒，其實是科技巨頭習慣「無監管」時代的本能反射。對民主社會而言，真正需要的是能夠維護資訊公共性、確保平台不以黑箱運作影響選舉、操弄輿論或從詐騙廣告中牟取暴利的情事發生。
因此，歐盟近期對X開出的第一張罰單只是起點，但卻意義重大：科技平台不是私人領地，而是公共基礎設施；不是言論自由的仲裁者，而必須接受民主社會的透明與問責要求。台灣身處資訊戰前線，更不應再延遲建立自己的台版DSA。歐盟這次已經示範怎麼監理跨境平台，台灣不容再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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