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告別天災頻仍、人禍不斷、戰火未歇、政治與社會動盪的2025年，許多人心中或許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在這樣的世界裡，思想還能帶來什麼？它是否只能事後解釋現實，還能不能提供方向，甚至給人行動的勇氣？或許，答案之一正來自2025年底的四場BBC里斯講座（Reith Lectures）。這個歷史悠久的公共講座系列，向來不以撫慰人心為目的，而是在最困難的時刻，逼迫社會直視那些無法迴避的問題。
「怪物橫行的時代」並非危言聳聽
2025年的里斯講座主講人是年僅37歲的天才歷史學家魯格爾・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他選擇了一個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刺耳的開場。他坦言，如果在今天刻意用樂觀語調說話，反而顯得不誠實。於是，他引用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大約一百年前（1926年）、身陷法西斯監獄時寫下的那句話：舊世界正在死去，而新世界仍在掙扎誕生，現在是怪物橫行的時代。
葛蘭西所說的「怪物」，並不是某個具體的獨裁者，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混亂狀態。當人們普遍感覺舊制度撐不下去，卻又看不到新的方向時，極端言論、廉價的簡化答案，甚至冷漠與犬儒，就會變得特別有吸引力。布雷格曼用這段話提醒我們：假裝一切都會自然好轉，其實才是最危險的幻想。
里斯講座的傳統：知識必須進入政治現場
這樣的提問，正是BBC里斯講座存在的理由。自1948年創立以來，它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思想不能只留在學院裡，而必須進入公共空間，參與現實世界的變化。
近八十年來，從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對權威與戰爭的質疑，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以公共知識分子之姿，主動介入政治現實，揭露帝國如何透過文化、媒體與學術來合理化權力，里斯講座反覆傳達同一個訊息：知識不是中立的裝飾，而是一種必須承擔後果的行動。
當「陰謀」不再是壞詞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布雷格曼提出了一個看似溫和、其實極為困難的問題：我們能不能讓「善良」重新成為一種有力量的集體選擇？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他刻意使用「陰謀」（conspiracy）這個詞，顛覆我們的直覺。
今天一提到陰謀，往往聯想到假訊息與偏執，但歷史上真正改變世界的，往往是一群人長期、低調、彼此信任地合作。差別只在於，他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私利。
英國廢奴主義者與丹麥營救猶太人行動
除了推崇英國歷史上那群透過請願、政治動員與公共宣傳，長期投入、並最終在全球（尤其是美國）撼動奴隸制度根基的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s），布雷格曼也特別提及另一種不那麼「英雄敘事」、卻同樣深刻的歷史時刻。那是在二戰期間的丹麥。一九四三年，當納粹準備全面逮捕猶太人時，丹麥社會並未等待某個救世主出現，而是由無數看似平凡的人各自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漁夫負責渡海，醫師與牧師提供掩護，地方官員默默協助串聯資訊。沒有壯烈口號，只有彼此信任與分工行動。結果，將近百分之九十九的丹麥猶太人成功逃往瑞典，逃過大屠殺的命運。這不是奇蹟，而是一場「善良陰謀」（conspiracy of decency）：一場被組織起來、也被選擇承擔的道德行動。
費邊社的耐性：慢，但不停
這樣的精神，也讓布雷格曼把目光投向十九世紀末的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這群改革者不迷戀革命口號，而是相信社會改變需要時間。他們選擇以烏龜作為象徵，意思很簡單：慢，但不停。
八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累進稅制與福利國家，在當時都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卻正是因為費邊社為長期制度革新做好了思想與論述的準備工作，最終才逐步成為政治常識與現實。
創辦倫敦政經學院（LSE），是費邊社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費邊社很清楚，真正左右國家方向的，往往不是站在台前發言的人，而是制度內部負責研究問題、擘劃藍圖並做出艱難決定的人。
布雷格曼將這些人稱為「權力仲介者」（power brokers）——也就是未來的高階文官、政策顧問與智庫研究者。誰能形塑這些人的世界觀與專業語言，誰就能默默決定政策「想不想得到、做不做得到」。
新自由主義的成功，其實也是同一套劇本
布雷格曼提醒，這種制度長征並非左派專利。新自由主義當年也是靠同樣的方式崛起。1947年，佛烈德利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與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仍是少數派，但他們花了幾十年建立智庫、培養人才。等到19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他們的想法已經準備好被採用。
當舊答案撐不住新現實
問題在於，這套主導世界四十年的思維，如今已明顯失靈。不平等擴大、公共服務品質下滑、環境危機惡化，都顯示舊答案已經撐不住新現實。布雷格曼因此主張，我們需要新的長期想像，而不是繼續修補一個疲乏的系統。
這個提問，對台灣而言尤其尖銳。台灣同時承受地緣政治壓力、科技轉型焦慮與世代不平等擴大的多重挑戰，但公共討論卻經常陷入短期危機管理與選舉週期的來回擺盪。我們不缺激情與聲量，真正稀缺的，反而是能在制度內部長期運作的治理想像。
費邊社的經驗提醒我們，問題不在於有沒有理想，而在於這些理想是否被系統性地轉譯為政策語言、行政流程與專業常識。今天進入政府體系、智庫與研究機構的年輕世代，是被鼓勵冒險與想像未來，還是被要求避免犯錯、只求不出事，將深刻影響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政策品質。
當公共部門長期被描繪為保守、低效、缺乏成就感的職涯選項時，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人，往往被市場快速吸納，而非進入公共/政府部門，為眾人之事服務。其結果，不是政府變小，而是政府治理能力逐漸空洞化。
重新讓公共服務成為一種志業
布雷格曼所說的「善良的陰謀」，放在台灣語境中，或許可以理解為一個更務實、也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是否願意重新讓「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一件值得投入、甚至值得驕傲的事？這不只是道德選擇，而是一種制度投資。
如果一百年前的英國改革運動者，能在被嘲笑為天真的情況下，耐心擘劃與倡議福利國家的制度基礎，那麼今天的台灣，或許也必須在喧鬧的政治日常之外，開始組織屬於台灣新世代的「善良陰謀」：不是為了立刻獲得勝利，而是為了在下一次歷史轉折來臨時，我們至少已經準備好可供人們選擇與採納的思想和行動方案。少數願意為理想、為公共服務而獻身奮鬥的人，可以成就許多「不可能」。歷史上如此，未來也當如是，尤其在當下這個「怪物橫行的時代」，絕對不能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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