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達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台灣、特別是在社群網路上，國際事務的討論經常以「左右對立」為出發點。比如在近期美國出兵委內瑞拉之後，既然馬杜羅被定位為左派、川普被定位為右派，那麼理所當然地，對美國的批評經常被標定為左派甚至「左膠」的觀點，支持者則會被標定為右派。更廣泛而言，從性別議題到中東問題再到對川普的評價，甚至在美中關係上，也有愈來愈多人用「科普」的語氣，把任何爭議定位為左右翼兩大陣營的對撞，根源於兩種相反的世界觀。
但是，在絕大多數議題上，這都是一個相當扭曲的框架。這種框架最大的作用，經常只是讓論者先把自己定位在其中一邊，並且把與自己相反的立場通通劃歸另外一邊，並將之上溯為世界觀、價值觀的根本差異，數落想像中的對面陣營如何看不清現實，如何愚蠢、天真甚至邪惡。同時，這樣的做法經常只是容許評論者懶散怠惰，不必好好做功課，無須具體分析一個決策背後各種各樣不同的考量，只需要把一切上升到正邪對抗的層次。
在討論複雜的議題時，簡化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左翼觀點vs右翼觀點」的框架問題不在於簡化，而在於其經常帶來扭曲、錯誤的簡化。若用台灣的案例類比，這種框架就像是把所有問題都貼上「南部vs北部」的標籤。沒錯，左右的分別確實成立，就如同南北的概念確實存在，有時候也是好用的簡化──比如，南部和北部的粽子常見煮法不同，或者冬天的北部比起南部更容易下雨。但是，如果有位外國人在談論台灣時，不斷把不同政治立場、經濟利益、生活習慣都先貼上南北的標籤，比如認為台語是南部的語言，農業是南部的產業，或者認為國民黨是北部的政黨，得出的結論充其量是粗淺，甚至通常會相當荒謬。
而政治又比「南北」更加複雜。事實上，許多政策的決定並非源於左右兩翼的衝突，而是左翼或者右翼內部的不同派系彼此競爭、結盟、爭奪主導權，終於確立一個左派或右派的政府究竟會推行怎樣的政策。同時，還有許多重要政治議題根本無關乎左右──特別是在美國對台政策這類的議題上，以「左右對決」為出發點的分析經常都會帶來錯誤的判斷，讓台灣讀者對潛在盟友的判斷徹底失準。
美國出兵無關左右，關鍵在於右派內部的結盟
以這次美國出兵委內瑞拉為例，就能看出左右對決的框架如何帶來扭曲的理解：馬杜羅政權當然自稱是奉行社會主義的左派政權，美國國內也確實有一小群自居左翼的人們同情乃至可能支持馬杜羅的政權，或者長期反對他們眼中的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然而，這些人主要存在於學院內和社群網路上，對政策幾乎向來毫無影響力。馬杜羅在美國主流政壇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盟友，事實上，民主黨拜登主政時也拒絕承認馬杜羅是委內瑞拉的領導人，並大幅提高緝拿馬杜羅的懸賞獎金。
反倒是，若要理解川普政府為何選擇出兵，更好的出發點其實是著眼於所謂的右派內部，更具體而言是觀察白宮內部的結盟和衝突。簡要而言，去年此時的川普其實傾向與馬杜羅和解，授權個人特使Richard Grenell與馬杜羅協商談判。當時，白宮內部的「反移民右翼」如副幕僚長米勒（Stephen Miller）等人也力主與委內瑞拉協商，主要原因是希望委內瑞拉接收美國遣返移民的班機，讓美國政府可以把更多逃離委內瑞拉的移民趕回母國。事實上，美國石油業其實也不希望政局大幅變動，反而希望透過協商拓展油源。而當然，許多川普支持者的直覺也是避免將本國軍事資源「浪費」在介入國外事務之上。
至於後來的政策轉向，幕後的一大要角是國務卿盧比歐（Macro Rubio）：他自己是古巴難民的後裔，又出身佛羅里達右翼政治，他和他的核心支持者向來視古巴、委內瑞拉的共產政權為仇寇，多年來都公開表示希望促成此二國的獨裁者倒台。但是，白宮內其他右翼本來並不那麼在乎盧比歐所在乎的事情。盧比歐之所以能夠在白宮內部的爭端中勝出，主因是他成功推出「打擊委內瑞拉毒梟政權」的論述，和川普的「拉美輸出移民，導致美國治安敗壞；民主黨軟弱無能，聯邦政府必須集中權力強力因應」敘事互相結合。除此之外，對委內瑞拉的移民遣返進度嚴重不如預期，也讓米勒等反移民派同僚才終於轉向。到了下半年，總統終於命令特使停止一切談判，在加勒比海的海軍部署也持續加碼，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至此才成為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見，美國出兵並非右派壓過左派，而是「右翼」的政治人物各有不同關切，在內部鬥爭後終於讓政策轉向。在這個過程中，自始希望古、委兩國共產政權倒台的盧比歐是右翼，但原先希望委內瑞拉接受遣返班機的米勒是右翼。進一步延伸，曾是川普面前紅人、但已經和川普撕破臉並決定辭職的眾議員Marjorie Taylor Greene痛批，川普再度耗費美國資源涉入他國戰爭，違背選舉承諾，背離「美國優先」的原則，她當然也是右翼。而此次在參議院跑票，要求川普政府不得再對委內瑞拉動用武力的Josh Hawley等五位共和黨籍議員卻也是右翼──根據他的說法，他反對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下以這種方式動用軍事力量，而Hawley四年後才須面對改選，也讓他更有反對川普的底氣。比起想像中的左右翼衝突，這些右翼內部「不同政治人物在乎不同事情」所帶來的歧異，才更有助於人們理解美國對委內瑞拉政策轉向及其後續效應。
事實上，美國政壇對於外交議題的看法，經常都不能單從左右對立的框架理解──或者說，左右陣營內部的差異經常才是重點。比如今日「支持以色列」普遍被當作右派的立場，但在面對以色列議題時，二戰之後許多美國主流自由派和左派其實支持以色列，主因包含二戰後許多美國猶太人都是自由派社群的重要成員，也因為以色列被視為某種「好的社會主義」實踐，反倒是美國右翼對以色列興趣缺缺。但到了70年代之後，美國左翼內有愈來愈多人因為巴勒斯坦人道議題而批判以色列政府，同時，美國右翼內部的立場也發生變化：新保守主義者相信以色列是二極對立世界中的重要盟友，藉以色列議題抨擊他們眼中軟弱的卡特政府；此外，80年代之後，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國右翼成為重要勢力，而該派相信以色列復國是上帝重要的計畫，加上以色列逐漸興盛的右翼和美國右翼加強結盟，才改寫美國右翼對以色列的立場。
至於討論委內瑞拉政局的下一步，或者美國是否會深陷如阿富汗、伊拉克般的泥淖無法抽身，又或者川普此舉在國際法和美國本國法上的爭議，乃至這將如何衝擊歐洲、印太、南美各盟邦和潛在盟邦對美國的態度，要將在這些面向上的各種意見都畫歸為左派與右派，更是等而下之的荒謬之舉。不同人對於這些議題的相對重要性或許各有看法，但這些都是相當務實的問題，不能直接化約為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世界觀衝突，而必須個別考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主張和論據。
左右並非絕對定位，只是在不同時空背景區分兩大生態系
政治上的左右區分難道完全沒有意義嗎？當然不是。在許多呈現兩大陣營對立的國家，左右的區分可以幫助人們辨認：某幾群政治人物大致上都屬於左派，所以在選舉時通常是一夥的，但也會合縱聯合，搶奪左派的定義權；同理，另一些派系則大致上屬於與之對立的右派，通常也屬於同一個政黨，但在彼此合作之餘，卻也經常展開強力的內部鬥爭，以爭取右派的代表權。
換言之，左右派並不是什麼絕對的定位標準，未必對應到某一套特定的世界觀或價值觀，遑論對應一組人格特質，而總是當下結盟與衝突的結果。相反地，真正有趣的問題是：在大致上呈現二元對立的政治環境中，所謂的「左派」組織與論述由哪個派系主導，所謂的「右派」組織和論述又是由哪個群體代言，前段提到川普團隊內部針對委內瑞拉議題的爭論，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又以英國為例，與其說是右翼定義了保守黨，不如說泛保守黨的圈子定義了右派，任何主要在這個圈子活動、在這個圈子爭取盟友的政治人物都是右派──不論其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如何天差地別。傳統上，一般認為英國保守主義其實沒有必然的價值主張，而是以拒絕一切激進改革為主幹，認為體制需要捍衛、改革必須緩進，原則上反對革命式的舉措。但即使是這樣的傳統原則也未必能夠定義右派：比如柴契爾在黨內鬥爭勝利之後掌權，她反而採取激進的立場和霹靂的手段，徹底改造英國的產業、福利、貨幣政策，從此也成為保守黨內的另一根標竿，這樣的革命手段甚至被黨內外很多人當成「真正的右派」、「真正的保守黨」。回溯更久遠的歷史，保守黨前身的托利黨主要是捍衛帝國、王室、英國教會、地主利益等舊體制的政黨，但事過境遷，現在的「左右派分野」顯然無關乎這些政治議題，遑論其所對應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分歧。
對應到美國，差別更加明顯：美國右翼自始並無捍衛王室、國教會等的背景；相反地，美國戰後右翼反倒更有反體制的傾向，經常相信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的角色過於龐大，主掌聯邦政府的菁英與常民脫節，甚至是常民的敵人，所以必須予以節制、甚至予以消滅。美國右翼中許多派系之所以如此仇視聯邦政府有很多原因，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根源，則是部分州強烈抵制聯邦推動黑人民權，因而經常站在聯邦政府的對立面──但其實，就連這種對聯邦政府的抵制都並非定律：早期蓄奴州其實支持聯邦政府協助跨州緝捕逃亡奴隸，而在新政時期，所謂的南方保守民主黨人也普遍支持聯邦政府對南方建設的大筆投資。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要說左翼和右翼之間有何必然的不同，經常都是先射箭再畫靶的結果。某個立場在某個時代、某個國家可能是代表性的左翼或右翼立場，到了下個時代或另個國家卻被貶為異端。比如在此刻的美國，移民控管是右派最重要的議題，要出於人道理由「接納移民」聽起來無非是左派甚至「左膠」的觀點，但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移民「大赦」、將數百萬非法移民就地合法的法案，卻是由雷根所推動，雷根和老布希兩任總統當時的發言也頻頻提及人道理由。
換言之，與其問「怎樣的人是左派，怎樣的人是右派」，不如問「在這這個國家的這個時間點，左派由誰代表，右派又由誰代表。比如，90年代所謂「第三條路」對自由貿易的支持，其實是左派內部的事情，代表傳統上左翼的黨組織和論述被自由貿易派主導，反而與右翼無關。同理，川普掌權最重要的背景，其實是MAGA派在美國右派的內部鬥爭中取得勝利，將其他立場的政治人物驅逐出黨，黨內大批基層選民效忠於川普，使得川普反對的候選人在黨內初選中難以取勝；而在大學校園內，新興的MAGA派組織如Turning Point USA也取代了共和黨傳統校園組織，成為右派學生的主要去處──這一切都是右翼生態圈內部的變遷。
美國對台立場無關左右對決
就此而言，網路上盛行的「左右對立」立場本身已經是扭曲的框架，經常只是包藏論述者的預設立場，認為己方是最成熟、最善良、最聰明的一方，並將對手的立場全部打成「左膠」或是「右派法西斯」。這種框架容許自己只需要駁斥最愚蠢、最低級、最無聊的對立意見即可，滿足一種道德上的精神勝利，而不需具體討論某個議題的多個不同具體面向。
但這樣左右對立的討論習慣在台灣又特別危險，一大問題在於將導致人們錯估情勢。畢竟，台灣人關注國際新聞的一大理由，還是希望能夠理解台美中關係，評估台灣的盟友是誰、該怎麼做才能讓台灣更為安全。而在左右對立的框架下，很多人可能以為中國既然是由共產黨政權，所以右翼才是天然的盟友所在，左翼則代表對共產黨妥協甚至同情的立場。然而，這是徹底錯誤的看法：台灣內部固然有少數「左統」學者，認為台灣爭取防衛就是干為美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馬前卒，也有少數右派的中國民族主義持續倡導民族大義，但這些連在台灣內部都是極少數，更是無關乎美國政壇的立場。實際上，在美國，台灣在兩黨、在左右兩派都有盟友。
錯用左右框架看世界的結果，就是會被一些來路不明、另有動機的評論誤導。比如在2025年8月，台灣網路上就有一篇這樣的文章廣泛傳播：一位曾短暫受雇於川普政府幕僚團隊的顧問發表一篇文章，以〈台灣如何失去川普〉為標題，相當聳動地宣稱川普之所以對台灣課徵關稅，是因為民進黨政府過度追求「覺醒」（woke）的社會價值，並且「無能理解、認同美國新右翼」，終於觸怒川普。這樣的文章引起許多台灣讀者焦慮，但實際上只是該位作者自身的喜好投射而已，通篇並無引述任何公開發言、內幕消息或是決策線索，無法證明川普在對全球發起新一波關稅戰的同時，曾經特別考慮台灣政府在性別、環保、防疫等方面的立場；該文更忽略全球遠比台灣更「覺醒」的政府所在多有，要「處罰」也根本輪不到台灣，同理，該文指控蕭美琴駐美期間經常與美國既有外交菁英交流，但這也是各國駐華府外交官的常態活動。
這樣假傳川普「聖旨」的做法固然可笑，但重點不在於這位作者本人的狐假虎威，而在於這樣低劣的論述之所以能有可乘之機，一大主因正是台灣太習慣從左右對決的框架理解外國政治。太多論者大而化之地誤認為川普凡事都從「右派」的意識形態出發，所以擔心「左派」的立場不受待見。這樣的誤解，取代了實質上觀察川普政府乃至美國政壇究竟如何思考台灣議題、中國議題乃至更廣泛的外交議題，釐清不同派系、不同決策者分別在乎什麼，目前又是哪些派別最能形塑政策。
簡要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不論是對台關係還是對中關係，若想「預測」美國決策者的態度，左右對立的框架可以說幾乎完全無用。美中兩國的和解談判起於尼克森任內，而尼克森是以反共聞名的右翼共和黨人，但他基於許多原因認為應該和中共和談，其一是希望利用中國和蘇聯之間的裂痕，另一個原因則是要在越戰泥淖之外訂定出自己的外交路線。中美建交發生在民主黨卡特的任內，但當卡特希望降低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時，國會兩黨又以壓倒性的共識訂定《台灣關係法》，對總統施予更高的要求。在80年代，海外台灣人組織在美國國會的盟友也來自兩黨，包含共和黨的Jim Leach、民主黨的Edward Kennedy都是要角，一方面支持台灣防衛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向國民黨政府施壓，要求民主改革和人權保障。
到了天安門事件之後，民主黨的柯林頓批評共和黨的老布希對中軟弱，認為對中貿易應以人權為條件；但上任之後，柯林頓面對商界壓力迅速妥協，同樣拋棄人權的條件，擴張對中貿易，空言貿易開放有望帶來自由。同一時期，也仍有跨越兩黨的議員持續關注中國人權議題，其中最有名的是同屬民主黨、後來出任眾議院議長的裴洛西。小布希和歐巴馬也奉行開放貿易的方針，直到歐巴馬後期出現初步轉向：面對中國在國際上更加強勢的舉措，加上美國企業在中國逐漸無利可圖，導致美國政府更強調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布局。川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幾經擺盪，但至少由於貿易等問題跟中國有更明確的衝突態勢，也擴張對台灣的軍售；繼任的拜登除了延續科技戰的態勢、提出更多對中國貿易的限制，更偏離美國總統長期立場，四次表示若戰事發生必將協防台灣。
而面對第二任的川普政府對台灣安全的影響，較值得關注的議題也無關左右分野，而更是關於一個接著一個的具體議題，以及其背後的政治聯盟。在上個月公布的《國家安全策略》報告中，川普政府並未提及要出於民主、出於遏止中國稱霸等理由捍衛台灣，但依然指出台灣對美國利益相當重要，原因並不止於晶片，還有因為台灣在航運上的重要位置──倘若如此，這將如何影響美國對台的政策？具體而言，除了經典議題如對台軍售的項目和金額之外，這也包含川普政府中哪些派系最能形塑對中政策──粗略而言，川普政府中有些幕僚是以解決美中雙邊貿易問題為出發點，另一些幕僚抱持更廣泛反制中國擴張的態度，究竟誰能夠勝出？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關於台灣的言行究竟會讓中國作出怎樣的判斷？會傾向於認為更可能協防，還是更不可能協防？同時，川普政府和盟友、特別是日本等亞太地區盟友的關係又會如何改變？面對這些改變，中國領導人會怎樣考慮這些盟友在台海戰事中扮演的角色？
不論是美中協商的議題設定，還是美國與亞太地區盟友的關係，乃至美國承諾和威懾的可信度──這些全都是具體的政策議題，需要個別處理，評論者必須針對這些議題專門做功課，了解其中的政策考量，以及其背後的結盟與鬥爭。這些都是「左右對決」的框架所無法看見的，甚至會帶來誤導的作用，誤以為只要選對邊就是安全、選錯邊就是危險，用粗糙的選邊站取代詳實的分析。
更廣泛來說，用左右對決的框架看待國際事務的習慣之所以危險，原因也在這裡：說到底，「左翼vs右翼」的框架經常是懶惰的，因為這讓評論者可以無視個別政策中的具體爭議所在，反倒大而化之，將一切都上溯成世界觀、價值觀的二元對立，甚至是天真與務實、善良與邪惡的根本差異。
但政治從來都不是這樣運作的──事實上，以為政治只是正邪對抗，或許才是最天真的看法。於是，道德上的自我感覺良好，便取代了對於前因後果、對於內部結盟與鬥爭、對於不同政策和價值考量的分析。理所當然地，這樣的框架經常只會產出根本錯誤的分析，以及更加荒唐的評論以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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