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流亡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張又俠落馬之後，各種跡象和傳言可為餘波盪漾， 有人傳言整肅張又俠已經遭到軍隊高層集體抵制， 甚至有人傳言支持張又俠的部隊有異動， 似乎要發動軍事政變， 一個在中國政治語境中並不陌生的問題再次浮現：中國軍隊會不會出事？會不會出現軍人干政？是否存在軍事政變的可能，甚至會不會重回軍閥割據的歷史老路？
這些問題並非憑空臆測。中國近現代史上，軍人干政、軍隊介入政治乃至軍閥混戰，都曾真實發生過。然而，判斷現實風險，關鍵並不在於歷史是否發生過類似事件，而在於：在當下的制度結構與權力格局之下，這些情形是否仍具備現實條件，又可能以何種方式出現。
綜合觀察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清晰的結論：在「軍人干政」「軍事政變」「軍閥割據」這三種情形中，發生概率最高的並非後兩者，而是低烈度、制度內的軍人干政；即便如此，其空間仍然十分有限。
首先需要澄清，「軍人干政」並不等同於以武力奪權，更不是坦克駛入政治中心，而是指高級將領透過正式或半正式渠道，對國家重大政治或戰略決策施加影響。歷史上，這種情形在中國並非不存在。文革時期，軍隊曾深度介入地方治理；林彪也一度被塑造成政治接班人。但林彪事件之後，中共高層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判斷：絕不能讓軍隊再次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因如此，從鄧小平時期開始，到習近平執政以來，軍隊改革的核心方向始終高度一致，即削弱軍隊的政治自主性，強化黨對軍隊的全面、制度化控制。
今天的解放軍呈現出幾個鮮明特徵：其一，軍人缺乏獨立的政治平台，將領的晉升、影響力和話語權完全依附於黨內評價體系；其二，軍隊結構高度碎片化，不同軍種、戰區之間被嚴格區隔，難以形成統一的政治行動能力；其三，政治高壓無處不在，從通訊、社交到家庭關係與退休安排，均處於嚴密監控之下。
在這樣的結構中，軍人若要對政治產生影響，幾乎不可能採取公開對抗的方式，更現實的路徑只能是建言、勸阻，或在執行層面表現為消極執行與隱性抵抗。張又俠案恰恰揭示了這一點：相關指控並非「謀反」，而是「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表明問題發生在決策體系內部，而非體制外部。未來若出現軍人干政，其表現更可能集中於對台政策、軍費分配或戰略方向上的隱形阻力，而非公開挑戰政治權威。
至於外界最為關注的軍事政變，其發生概率在現實中極低。原因並不複雜。首先，中國軍隊並非一個可以「一聲令下、整體行動」的組織，而是被刻意設計成橫向難以協調、縱向層層制衡的體系。其次，關鍵軍事資源——包括戰略武器、情報系統與部隊調動權限——高度集中於中央。再次，任何異常軍事動向都會被迅速政治化處理，成為不可承受的政治風險。
回顧歷史，中國並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成功軍事政變。林彪事件本質上是高層內鬥的失敗嘗試；一九八九年軍隊介入政治危機，但始終服從最高權力結構，並未出現反噬行為。與蘇聯「八一九政變」不同，中國在制度設計上始終將防範「集體軍方行動」作為底線。張又俠案之後，圍繞洩密、策反、密謀等政變傳言大量出現，更多反映的是資訊不透明下的政治想像，而非現實準備。真正的政變需要協調能力、行動空間與政治合法性，而當下的解放軍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軍閥割據的可能性則更低。歷史經驗表明，軍閥割據並非源於將領個人野心，而是中央喪失財政、人事與軍事調動能力的結果。而在今天的中國，這三項控制力恰恰最為集中。戰區並非政治「地盤」，而只是作戰單元；將領頻繁輪換，無法長期經營地方勢力；軍隊早已被徹底剝離經濟基礎。即便軍委高層出現劇烈震盪，地方部隊依然難以轉化為獨立政治實體。張又俠落馬並未開啟軍閥化進程，反而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
我認為， 習近平下狠手對張又俠為代表的軍中勢力進行整肅， 其真正的風險並不在於類似於政變這樣的「爆炸式崩潰」，而在於長期內耗。當一個體系的穩定越來越依賴恐懼，決策權高度集中，不同意見難以上達，軍隊或許不會反叛，卻可能逐漸失去提供真實回饋的能力。雖然目前基本可以判定， 中國軍隊依然牢牢處於「黨指揮槍」的框架之內。但我們也要看到， 這一框架正在以越來越高的政治成本維持。應該不會出現坦克政變，也不可能發生軍閥割據，但沉默、拖延與消極執行的風險正在上升。對習近平老說， 就算他有充足的理由對軍隊進行這樣的高烈度的整肅， 但帶來的副作用之大， 恐怕不是他事先可以預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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