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年，扎波羅熱核電廠反覆傳出輸電系統受損、設施遭占領的消息。即便未發生全面核災，這座歐洲最大核電廠長期處於「事故邊緣」的狀態，已實質動搖國際社會對核能安全的既有前提：核電廠，不再只是和平時期的發電設施，而可能在戰爭中成為高度脆弱、甚至被刻意鎖定的風險節點。
這個轉變，對台灣並非遙遠的國際新聞。
近日媒體報導指出，中國沿海核電廠的快速擴張，正浮現過去較少被公開討論的地緣政治風險。位於福建沿海的部分核電設施，距離台灣本島僅約一百六十公里，已納入多數核災緊急應變與跨境污染模型的評估範圍。在區域安全情勢穩定時，這樣的距離或許只是技術討論；但一旦衝突升高，核電廠便可能從「民用設施」轉化為戰略風險的一環。
扎波羅熱的經驗已清楚顯示，國際法對民用設施的保護，在高強度衝突中並非牢不可破。當能源基礎設施被視為削弱對手治理能力的手段時，核電廠是否能受到實質保護，往往取決於軍事與政治現實，而非法律規範本身。這意味著，核災在戰爭情境下，可能不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制度性風險的一部分。
對台灣而言，更現實的問題在於：核災風險從不受政治邊界限制。在特定氣象條件下，放射性物質可能於數小時內跨越海峽，對台灣的公共健康、環境與經濟活動造成長期且不可逆的衝擊。然而，現行的能源政策與核安討論，多半仍以「國內設施安全」為核心，對鄰近國家的核電風險缺乏制度化回應。
這也突顯出台灣當前核電討論的一項關鍵盲點。近年關於核電延役或再運轉的辯論，多聚焦於供電穩定、碳排放與技術安全，卻很少將「戰時或準戰爭情境」納入風險評估。然而，俄烏戰爭已證明，核電安全的前提高度依賴和平與穩定治理，一旦這些條件不復存在，原本被視為可控的風險，可能在短時間內失去控制。
更根本地說，核電從來不是單純的能源選項，而是一種國土安全配置。當核能設施高度集中於沿海或戰略敏感區域，其風險便不只是內部管理或技術失誤，而是可能在衝突情境中，被對手視為可利用的施壓節點。對台灣這樣高度暴露於區域緊張局勢的社會而言，忽視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制度上的高風險決策。
扎波羅熱核電廠帶來的真正警訊，不在於是否立即發生核災，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長期被低估的現實：當世界重新進入戰爭與對抗的時代，核電安全已無法只用工程與監管來定義。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只是「要不要核電」，而是我們是否準備好，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承擔核電成為國家安全風險之一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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