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奎允／社會工作者
若以追溯王滬寧使命般探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路徑為前提閱讀《美國反對美國》，筆者以為，王滬寧正是藉由分析美國來反思「中國怎樣進步？」也就是說，必須對「美國怎樣進步」先進行詳細而全面的考察，再者，必須在進行此種考察的過程中辨識那些令西方變得脆弱的成分，將其氣焰、火種或幼苗盡可能撲滅在中國。而什麼是令西方變得脆弱的成分？王滬寧主張——個人自由，尤其是高度發達、高度發展的個人自由。
詳細地說，王滬寧在第十一章〈危機的潛流〉裡寫到「人是自由的，但人要能自我判斷」、更斷定「在許多社會中，問題往往不是出在體制上，而是出在價值體系的衰落上」，並附和Allan Bloom著作《美國精神的封閉（譯林出版社）》中的看法，認為主張精神開放的文化相對主義助長「個人中心主義的成長」並削弱青年「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在社會上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品質。」除此之外，在第二章〈古老的政治精神〉裡，王滬寧提及「自由的概念是今日美國精神和文化的主流。自然，不同的人傾向於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選擇，並且要用這個概念來維護各自不同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問題，自由是一個更易於被具有不同利益的人隨意運用的概念」。王滬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今令美國進步保守兩派對立甚或當代文化戰爭的根源——對自由此一詞彙理解上的歧義與詮釋上的衝突。之後，王滬寧再以近乎冷酷的目光轉向他所出身且將耗盡一生鑄造的中國社會；好比儲百亮〈中共意識型態「國師」王滬寧的新任務〉文中提到，王滬寧撰寫了一份之後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中傳閱」的報告——並「成為『新威權主義』的種子」。王滬寧或認為，必須要以政治體制來阻止價值體系的傾頹、以政治體制來促進價值體系的繁盛。
筆者遂為此特別參閱《政治的邏輯》，從王滬寧的編輯中查詢中共官方肯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是否對此有所定義。是以，發現在本書第八章〈政治民主是階級統治〉的前言中提醒：「從根本上講，政治民主不是抽象的，它實際上是階級統治，為一定的統治階級服務。」後續小節中則多次引用列寧，例如舉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和建立無產階級民主」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的補充。也就是說，中國式的民主將永遠無法真正對全民開放；反而，始終留有透過決定誰是應被排除的對象來加緊控制的餘裕，至於誰有權決定這一切——自然是不證自明的。
而同一章第四節〈新型民主與新型專政是共生的〉，則蘊含筆者認為最能解釋王滬寧得以操盤中共意識形態演進的根基。小節開頭處先再次確認了「無產階級的民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並隨後提到改革開放使中共「確認目前的中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此，在邏輯上確立了在中國達成社會主義式的階段性勝利前無產階級專政的至高性、不可侵犯性。而為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成為高度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內文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達成這項目標的三項歷史任務：一「領導勞動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二「推進無產階級國家民主制的建設和完善」；三「建立新的經濟關係」，而這一切均連接至全章最後引用的鄧小平發言「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畢竟，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強敵環伺下是如此艱辛，非將引領社會前進的指標性力量定於中國共產黨一尊不可。
前文所述應能呈現王滬寧如此精於替中共「自圓其說」的作風、又解釋如此作風怎樣完善「自說自話」的邏輯結構——如經濟學人2022年的報導〈Wang Huning’s career reveals much about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所言，王滬寧致力於打造一種新敘事，將中國描述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並預測美國勢力的消退。
簡單來說，筆者認為，王滬寧對於「自由」與西方民主體制的理解以及從意識形態著手維護中共統治的技術，加之王現如今所居之極具影響力的高位，未來可能的統戰手法可能有如下伏筆：或許，王滬寧將由他認定的美國的脆弱成分——「自由」著手，不但一方面將個人自由的高度保障視為中國發展的阻礙，更視為滲透、侵入甚至在必要時刻爆破成熟民主社會的破口。試想，明明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是歷史事實、台灣如今不屬中國是現在事實，然而，若有極具學術智慧與政治手腕之人，領導一群唯命是從（或唯利是圖）的愛國份子，試圖在當今後現代主義式的語境——一種認為事實是由社會建構、事實僅是眾事實「之一」而沒有「真正的」事實的思潮——之下，強行塑造並扭曲前述事實，好兵不血刃地將「台灣屬於中國」的「想像」構築為「既成事實」或「新常態」，諸如王滬寧之流，如何令人不忌憚？
筆者以為有必要再次提醒，中國對台企圖之實現有服膺其意識形態的必要與地緣政治利益為誘因，新型態的戰爭已然打響。國民黨訪團愈是強調受王滬寧接見「沒有政治議題」，便愈散發此地無銀之感、便愈有必要追根究柢檯面下的暗流湧動。
事實上，我們有十足的理由懷疑王滬寧正在執行意識形態與大眾敘事的精密工程。近期具指標性意義的公開資訊便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去年9月之〈港澳台同胞、海外有關人士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座談會〉報導——王滬寧的發言在一面「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的同時，一面主張「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干涉，堅決維護台灣光復這一抗日戰爭勝利成果。」由此可見，王滬寧不遺餘力強化中共對於歷史的詮釋性掌控，如喬治・歐威爾小說《1984》所言：「誰控制了過去， 誰就掌握了未來。」王滬寧汲汲營營促成模糊、裂解與混亂，不僅頗有與賴清德總統「勝利80年」紀念致詞較勁的意味，更有意識壓制台灣主體性、破壞試圖與國際民主自由同盟連結的台灣敘事。
筆者藉近期新聞熱點，以單純的提問「誰是王滬寧？」出發，希冀一份哪怕仍淺薄而不全面的擬答能達致拋磚引玉之效果。總結而言，王滬寧受嚴格而正統的學術訓練出身，在其生涯早期以冷靜而深刻的筆鋒切入中國社會發展的要害。儘管在其進入政治工作之後未再有以個人名義發表的著作論述，其風格與思想卻深深刻畫入中國三代最高領導人的治國理政方針之中；如今，在思想與意識形態論辯上身經百戰的王滬寧位居統戰工作第一把交椅，其企圖與手段勢必以排山倒海之勢而來。如此，必須以敘事迎擊敘事的時刻或已悄然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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