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流亡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2026年3月召開的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 可以用乏善可陳四個字來形容， 唯一尚還值得關注的， 就是全國人大第十四次全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因為， 如果仔細閱讀該法的條文與立法邏輯就會發現，這部法律並非單純的治理工具，而更像是一套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政策組合。它標誌著中國民族政策從過去依賴政治動員與行政措施的模式，轉向以法律體系來強制塑造社會結構與文化認同。
這一變化本身就值得高度警惕。因為法律一旦介入民族關係，往往意味著原本可以通過協商、自治與漸進調整解決的問題，被提升為不可輕易修改的制度框架。當法律成為塑造認同的工具，而非保護權利的制度時，它可能反而成為新的矛盾來源。
如果從具體條文來看，這部法律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第一、以「漢語至上」取代原來的「雙語政策」: 在世界各國的民族政策實踐中，母語教育通常被視為維繫文化多樣性的關鍵機制。然而，在新法的第十五條與第二十二條中，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在語言使用上製造不平等的傾向。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並要求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學校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教育教學。第二十二條則進一步規定，在公共服務和公共標識中必須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同時使用少數民族文字時，應當在位置、大小和順序上突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推廣通用語言無可厚非。任何現代國家都需要一種共同語言來維持行政運作與溝通。但問題在於，當通用語言從一種便利工具轉變為具有等級結構的制度規範時，文化多樣性就會開始受到擠壓。在許多多民族國家，雙語教育通常被視為平衡國家統一與文化保存的重要方式， 其目的在於既保證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也保障少數民族文化能夠延續。而當教育體系主要以單一語言為中心時，母語往往會在兩三代之間迅速邊緣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中關於「位置、大小和順序」的規定，實際上體現了一種象徵性的等級秩序。我們知道， 公共空間中的語言排列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種文化信號。它傳達的含義是：國家語言－漢語－不僅是溝通工具，也是一種優先級別更高的語種。這種制度安排雖然未必會立即消滅少數民族語言，但長期來看，很可能逐步削弱其公共地位。
第二、以法律強制塑造文化認同：這部法律最引人關注的條文之一，是第三條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所謂「五個認同」（包括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概念。從政治宣傳的角度看，這類表述並不新鮮。但當它被寫入法律文本時，其性質就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 法律的本質是規定權利與義務，而不應被用來表達政治理念。當認同被寫入法律體系，就會產生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如果有人並不認同，這是否構成違法？法律並沒有明確給出答案，但模糊空間本身就意味著廣泛的解釋權。這才是最危險的。 而第四十一條關於「不得利用民族、宗教等因素破壞民族團結」的規定，也具有類似特點。條文表面上是在防止民族仇恨與分裂行為，但其邊界並不清晰。在現實操作中，這種模糊條款很容易演變為所謂的「口袋罪」。可以預估， 未來在中國的學術研究和歷史討論， 以及政分析評等領域發表的意見，如果被認定為影響民族團結，就可能被納入法律制裁的範圍。從這個意義上講， 這完全是一部惡法。
第三、強制推行漢人與少數民族的混居: 該法第二十八條提出，要推動建設「各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不同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從理念上看，這似乎是在鼓勵民族融合，減少隔離。然而問題在於，這種「互嵌式結構」到底是自願的， 還是強制的。 歷史經驗表明，民族社區的形成通常具有複雜的文化與歷史背景。聚居區不僅是居住空間，也是語言、宗教與生活方式得以維繫的社會生態。當行政力量過度介入社區結構時，很可能打破這種自然形成的文化環境。法律第三十二條進一步規定，不得以民族身份或宗教習慣干擾他人的生活。這個條文在特定背景下，也可能被用於限制一些傳統社區的自治實踐。關於社區結構的條文規定， 顯然是為新的殖民政策提供法律上的「保駕護航」。
第四、跨國鎮壓和境外執法公然入法: 該法第六十四條是本法最具爭議的條款之一。它規定，如果境外組織或個人實施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或者以民族問題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一條款顯然針對海外輿論環境。近年來，關於新疆、西藏等議題的國際討論日益頻繁，中國政府也多次指責相關批評屬於「干涉內政」。現在這樣的新的法律規定， 等於授予中國執法部門在境外執法的權力。 有鑑於中國的警察機構已經在相當多的國家設置分支機構， 這樣的境外執法事實上已經開始造成寒蟬效應。 這時國際社會不能不提高警惕的地方。
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穩定的民族關係往往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文化尊重、自治空間以及制度信任。如果法律被視為單方面的治理工具，而不是保護權利的機制，那麼即使出發點是穩定社會，也可能產生相反效果。因此， 這部所謂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其實不外乎是習近平強硬的民族政策的法律化體現， 我的一位朋友說的好， 這部所謂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 其本質上， 其實就是一部「民族強制同化法」。 這樣做的後果， 只能導致中國未來的民族衝突愈演愈烈。 與其說這是一部促進團結的法律， 不如說這是一部製造分裂和對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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