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森／前行政院政務委員，本文經授權，摘自作者臉書
我喜歡「狗肉」！
行政院近日開放「12歲以下子女家庭可申請外籍幫傭」，引發社會熱議。支持者認為有助減輕育兒負擔，批評者則質疑此舉「掛羊頭賣狗肉」，以少子化之名，行擴大開放家務市場之實。
若就政策論證而言，這樣的批評並非全然無據。
近年來，政府以「因應少子化」為名，投入大量資源於托育補助、公幼擴充與各類育兒津貼，總支出已達數千億元。然而，從實際結果觀察，台灣生育率未升反降。這顯示，少子化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單一經濟負擔，而是更深層的社會文化變遷，包括晚婚、不婚趨勢，以及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後對人生選擇的重新界定。這些因素，並非短期政策工具所能扭轉。
因此，若將外傭政策定位為「提升生育率」的手段，確實存在論述與效果之間的落差。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是否意味著政策本身沒有價值？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即使無助於提高生育率，相關政策在另一個層面上確實發揮了功能——那就是減輕家庭在育兒與家務上的實際負擔。當前台灣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家務與照顧勞動的市場供給不足、成本偏高，最終往往回流至家庭內部，由成員自行吸收，而這些勞動在現實中，多數仍由女性承擔。
在此脈絡下，開放外籍幫傭，其實是將原本隱性、無償或低度估值的家務勞動，轉化為可由市場提供的服務。這不僅擴大了服務供給，也降低了部分家庭取得家務支援的門檻。從這個角度看，政策恐怕沒有辦法促進生育，但是確實可以改善家庭生活條件與勞動分工結構。
當然，反對意見中亦有值得重視之處。例如，外傭制度可能對本地家事服務產業形成競爭壓力；更重要的是，現行制度下外籍勞工的勞動條件，長期存在工時不明、休息不足等問題，甚至可能引發人權爭議。
這些問題，不應被忽視。但它們所指向的，並非政策方向錯誤，而是制度設計仍有待補強。
特別是在勞動保障方面，若外傭仍以「住家型、單一雇主綁定」為主，確實容易導致外傭被過度使用與權益受損。因此，未來政策若能朝向更制度化的服務模式發展，例如由專業服務機構聘僱並派遣人力，混合雇用本勞，並納入明確的工時、休假與替補機制，將更有助於在提升效率的同時，兼顧基本勞動權益。
回到政策本身，或許最需要調整的，反而不是內容，而是論述。
長期以來，台灣公共政策傾向以「重大社會目標」作為正當性來源，例如少子化、永續發展等。然而，當政策實際效果與其宣稱目標存在落差時，不僅削弱政策說服力，也容易導致社會對政府信任的流失。
與其持續以「少子化」作為各類措施的統一理由，不如更誠實地承認：這些政策的主要功能，在於減輕家庭負擔、提升生活品質，並調整既有的勞動與照顧結構。
政策的價值，不必然取決於其是否能解決最根本的少子化問題，而在於是否能在現實條件下，改善人們的生活。
外傭政策正是如此。
它或許無法逆轉人口趨勢，但若能在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提供家庭更多選擇、減輕不成比例的家務壓力，仍具有其存在的正當性。
關鍵不在於是否「掛羊頭賣狗肉」，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承認，社會真正需要的，可能正是這道被低估的「狗肉」，根本不需要掛出羊頭！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家裡有12歲以下小孩」為條件可以申請家事外傭，是沒有必要的設限！也是沒有必要的花招。開放任何有需要的家庭申請外傭，應該是個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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