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在美國政治版圖中，很少有一個場域，能像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那樣，同時承載動員能量與揭示裂痕的雙重功能。近期在德州葡萄城（Grapevine）舉行的CPAC，原本應是共和黨保守派鞏固基本盤、為期中選舉蓄勢的年度盛會，卻因一個關鍵細節而顯得格外不尋常，那就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缺席。
這不僅是十年來的首次，更像是一個象徵：一個以川普為核心重塑的政治運動，開始出現內部張力與不確定性。當領袖不再站在舞台中央，問題便無法再被個人魅力掩蓋。
從「川普時代」到「後川普焦慮」
過去十餘年，CPAC幾乎與川普本人劃上等號。從2011年嶄露頭角，到2016年席捲共和黨，再到其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全面掌控黨內議程，CPAC逐漸從保守派思想交流平台，轉變為川普政治動員的象徵場域。外界甚至戲稱其為「TPAC」（Trump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可見其個人影響力之深。
然而，今年的缺席卻打破了這種高度個人化的政治秩序。白宮的解釋是行程安排所致，但更具說服力的解讀，是川普選擇「避免成為焦點」。當黨內不滿逐漸累積，當政策爭議開始反噬支持基礎，缺席反而成為一種政治策略，既維持象徵性領導地位，又避免直接承擔內部的矛盾深化或擴大。
這也揭示了一個關鍵現實：共和黨已進入「後川普焦慮」階段。即便川普仍是核心人物，但其政治資產已不再穩如磐石的「後川普焦慮」。
范斯優勢：延續還是替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副總統范斯（J.D. Vance）於會議中的「稻草投票」（straw vote），仍以壓倒性約53%的支持率優勢勝出，大幅超出第2名、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 35%的支持率，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接班人選。
不過，去年會議中的投票結果，范斯顯現更具碾壓性的優勢，在1,022名與會者中獲得61%支持，盧比奧僅得3%支持。時隔一年，盧比奧在川普核心支持者中的人氣顯著上升，而范斯則是下降，表面上顯示保守派陣營仍具凝聚力，實則反映出更深層的焦慮與適合接班者的競爭，並透滲出共和黨正在尋找一個既能延續MAGA，又能超越川普的人物。
范斯的優勢，在於他既是MAGA體系內部成員，又具備相對年輕與制度經歷，加上對戰爭的反思，能在某種程度上修補川普帶來的爭議。但問題在於，MAGA運動的本質是高度個人化的政治動員，並非一套可輕易移植的制度性框架。換言之，范斯或許可以繼承MAGA議程，卻難以複製高度個人化的動員能力。
這個現象恐使得共和黨陷入一種矛盾：既需要「去川普化」來降低風險，又無法真正擺脫對川普的依賴。
伊朗戰爭：裂痕的催化劑
若說領導權問題是潛在矛盾，那麼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則成為引爆裂痕的直接導火線。
長期以來，美國保守派內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兩條路線：一是傳統的鷹派干預主義，強調全球領導與軍事介入；另一則是近年興起的「美國優先」孤立傾向，主張減少海外戰爭、聚焦國內問題。川普在政治上成功融合兩者，但實際的政策往往搖擺不定、充滿不確定性。
美國此次對伊朗動武，促使這一矛盾徹底浮現。部分保守派人士支持強硬立場，認為這是維護美國威懾力的必要之舉；但另一部分，尤其是年輕選民與退伍軍人，則明確反對再次陷入中東戰爭泥淖。他們關注的不是地緣政治勝負，而是油價上升、生活成本攀升與戰爭代價。
這種分歧的關鍵，不在於政策細節，而在於價值排序的改變。對新一代保守派而言，「國內優先」不再只是口號，而是一種對過去二十年海外戰爭的反思。
經濟壓力：支持基礎的鬆動
與外交分歧交織的，是經濟層面的壓力。通膨高漲、能源價格上升與生活成本增加等，正在逐步侵蝕共和黨的核心支持基礎。當選民感受到經濟壓力時，對政府政策的容忍度自然下降，而對外戰爭則被視為「加劇問題」的因素。
民調顯示，川普在經濟議題上的支持率已顯著下滑，甚至創下新低。這一變化尤為關鍵，因為經濟原本是其最具優勢的領域。一旦這一支柱動搖，整體政治結構便難以維持穩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不滿並未轉化為明確的政治轉向。許多支持者仍然認同川普，但同時對其政策感到失望，形成一種「不滿但無法割捨」的心理狀態。這種情緒，既維繫了共和黨的基本盤，也埋下了動員力下降的隱憂。
此等現象亦可從川普自去年上任後的選舉，共和黨均敗北的戰績透露出警訊。
從團結象徵到裂痕舞台
在這樣的多重壓力下，CPAC的角色也刻在發生轉變。它不再是單純的團結平台，而成為觀察裂痕的窗口。會場上既有對川普政策的熱烈支持，也有對戰爭與經濟問題的質疑；既有呼籲團結的聲音，也有難以掩飾的不安。
這種矛盾狀態，正是當前共和黨內部的縮影。一方面，缺乏可替代的領導核心，使其無法真正分裂；另一方面，內部議題分歧與支持基礎變化，又使其難以完全整合。
內政化的對外政策：美國戰略的不確定性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美國對外政策的「內政化」。過去，外交與軍事決策主要基於戰略考量；如今，這些決策愈來愈受到選舉壓力（尤其是今年11月的期中選舉）、媒體輿論、民意支持與黨內競爭的影響。
伊朗戰爭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其持續與否，不僅取決於戰場態勢，也取決於國內支持度與選舉考量。這種決策模式，使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更具波動性與不可預測性。
對盟友而言，這意味著合作風險上升；對對手而言，則意味著可利用的內部分歧增加。換言之，美國仍然強大，但其戰略穩定性正在下降。
一場尚未完成的重組
總體而言，今年的CPAC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轉折點的縮影，揭示出不只是共和黨內部的裂痕，更是美國政治運作模式的變化。
從高度個人化的領導，到尋求制度性延續；從對外強硬共識，到內部分歧擴大；從經濟優勢穩固，到支持基礎動搖等，這些變化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場尚未完成的政治重組。
未來的關鍵，在於共和黨能否在維持基本盤的同時，重新整合其內部矛盾；以及美國能否在內政壓力與全球責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CPAC所呈現的，不只是一次會議的氣氛，而是一個時代的轉折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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