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又銘／知識蒐集者、文字搬運工、正在改善「看到不滿就要批評的壞習慣」
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他是弱小民族之『父』。──張我軍，1925，《台灣民報》，〈隨感錄（二）：長使英雄淚滿襟〉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昨日訪南京中山陵並發表演說。演說全文內容提及台灣文學家張我軍曾發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文悼念國父孫中山；並且強調，彼時台人已非常尊崇「國父」孫中山。
鄭主席該演說內容旁徵博引、氣勢恢弘，大有執台灣左統大旗之氣魄。但其中有個部分，我認為實在有待商榷。
張我軍發表在1925年4月1日《台灣民報》的〈隨感錄（二）：長使英雄淚滿襟〉(以下簡稱〈淚滿襟〉)，確實是為了悼念孫文去世。但問題是，鄭主席演講內容中提到〈淚滿襟〉一文，「本欲使用『國父』一詞，但因日本政府打壓，方才改用『弱小民族之父』」這種說法，絕對是子虛烏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國父一辭雖然在1925年3月孫文過世時，有豫軍總司令樊鍾秀高掛巨型素花橫額大書「國父」二字；但在當時，「國父」一辭並不常見。就算是國民黨員，對孫文的尊稱也是「總理」而不是「國父」。
國民革命軍1928年北伐成功，取代北洋政府成為中華民國主權代表後，開始逐步透過祭典與教科書推動對孫文的個人崇拜。但「國父=孫文」這個用法，也是要到1940年，日軍侵華時期，蔣介石政權與汪精衛派系決裂，為了要搶下「孫文嫡系」的冠冕，所以才透過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以此確認了孫文的國父地位。
時間軸上，當時的張我軍，寫作時間幾乎與橫幅高掛的時間相同；地理空間上，張我軍當時身在台灣，絕對不會、也不知道要用小眾稱呼的「國父」來意指孫文。比較合理的，還是如同〈淚滿襟〉一文開頭稱孫文為「孫先生」。
此外，從觀念史的背景來看，孫文在1924年於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說，在威爾遜十二點和平協議的「民族自決」基礎上，強調亞洲弱小民族團結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張我軍這裡用「弱小民族之父」，是在呼應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演說，而不是要認孫文為一國之父。
更重要的是，若從台灣史的事實考據來看，當時的日本政府對報刊的審查方式是，若察覺政府不願見報的字眼，會直接挖空或是用「伏字」(oo、xx)來遮蓋或代替。但作為史料現存的台灣民報報刊上，「弱小民族之父」並沒有任何塗改痕跡。
所以「本來已寫，但被日本人禁絕修改的說法」並不成立；最多只能說「台灣人稱中國是自己的國家極其敏感」，直接稱呼孫文為國父，甚至會有觸犯《治安警察法》的問題。基於自我審查，張我軍第一時間就用了「弱小民族之父」而非「國父」。
但這樣的說法，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時間地點都對不上。當時在台灣的張我軍，真的沒辦法知道政壇少數人對孫文的「敬稱」。所以鄭主席致詞中，所謂：「日本當局限制台灣人不可用『國父』來悼念孫中山，只好改稱『弱小民族之父』」。這種說法實在難以成立
況且，若是從時代的氛圍與歷史後來發展的脈絡來看，無論台人作為弱小民族或是華人作為弱小民族，都要與其他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反殖反帝，這是當時知識階層的重要論述，也是後續組黨(請恕我不想寫上那個在當代台灣被剽竊的黨名)走議會請願路線(學習愛爾蘭與英格蘭週旋)的思想基礎。
如此看來，自己腦補說張我軍一開始就想寫國父，或甚至台人皆認孫文為國父，這種腦洞大到腦補也補不上的超時代論述，真的要好好斟酌再思量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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