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如果僅從新聞理解當代美國政治，很容易陷入一種過度簡化的敘事：一切似乎仍圍繞著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這位善於製造話題的政治人物旋轉。從關稅、移民、地緣政治衝突，到社群媒體發文等，這些碎片化議題不斷交替出現，塑造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政治景觀。
被誤解的政治表象：川普之外的權力轉移
若將視野從表層的政治戲劇場景拉遠些，一條更深層、也更具結構性的變化觀察脈絡正悄然浮現，可以發現：美國權力的核心，正逐步向一群矽谷科技菁英傾斜。
除了在傳統意義上的政商互動變化之外，這還凸顯出更具方向性與意識形態的融合。過去數十年，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多半停留在資金支持與政策遊說的層次；但如今，以PayPal創辦人、被譽為「矽谷創投天王」的彼得・提爾（Peter Thiel）、帕蘭泰爾（Palantir）聯合創辦人兼執行長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特斯拉（Tesla）及SpaceX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等人為代表的科技資本，正從「影響政治」走向「塑造政治」。
他們被《財富》（Fortune）雜誌稱為「PayPal黑手黨」（PayPal Mafia），是科技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創業族群，包括創辦Tesla、SpaceX、領英（LinkedIn）、Palantir、YouTube、Affirm、Yelp、Yammer等知名具影響力企業。這群菁英已不再滿足於成為政策的旁觀者或贊助者，而是試圖介入政治重寫國家運作的邏輯。
尤其是，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代號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精準攻擊，被視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人工智慧（AI）主導的殺傷鏈，包括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等高層的身亡，以及代號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抓捕的軍事行動，以及回溯從2011年擊斃賓·拉登（Hamza bin Laden），到俄烏衝突中為烏軍提供情報支持、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抓捕非法移民行動，外界均指向Palantir的AI系統發揮了看不見的關鍵力量。
政治獻金結構的變化：從民粹動員到科技資本主導
這一轉變，首先體現在資金結構的改變上。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仍可被視為一場民粹主義的意外勝出，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大量的小額捐款，象徵著對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 camp）的不信任與草根動員力量的崛起。
但到了2024年，這一基礎已明顯轉移，大量資金來自矽谷與科技資本。諸如，馬斯克捐款近3億美元幫助川普贏得大選，之後掌管政府效率部（DOGE），對聯邦政府進行極富爭議的改革。與此同時，另一位PayPal元老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也號召科技界發起對川普2.0的支持。他除募款超過千萬美元作政治獻金，還在川普勝選後進入白宮掌管人工智慧（AI）與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政策。
這些科技巨擘的行為指向，川普的背後已形成一張成熟的科技右派支持網絡與政策思維。他們不是傳統能源、軍工、金融等傳統共和黨的金主資本，而是一群對政治、經濟、金融與軍事等領域已成氣候的矽谷科技右翼鷹派。而且，這群科技菁英已不若過去站在幕後不插手政治，而是以越來越強硬的姿態介入白宮事務。
這不僅是支持者結構與資金來源的改變，更指向政策導向、治理理念的轉向與政治方向的重塑。同時，川普主義不再只是民粹情緒的出口，而逐漸與科技菁英的利益與理念交織，形成一種新的政商科技混合體。換句話說，美國政治正在從「反建制的情緒政治」，過渡到「科技菁英滲透的權力工程」。
提爾的思想核心：少數菁英決定世界的統治
不過，要進一步理解這個現象的關鍵，並不在於金錢本身，而在於這些科技菁英所持及正在推動的世界觀。
以提爾為例，他曾公開表示「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可以相容」，懷疑官僚體制，迷信技術的力量，推崇菁英統治。他長期持有一種極具爭議的核心信念，認為世界的進步，並非源於多數人的共識，而是來自少數菁英的決斷。他在頗負盛名的著作《從0到1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中提出「競爭即失敗」的觀點，主張真正有價值的企業應建立壟斷性優勢，從「0到1」創造新事物。這一思想原本屬於商業策略，但在政治領域中，卻演化為對民主協商機制的深層質疑：如果創新需要權力集中，那麼政治治理是否也應當如此？
他進一步主張「技術沒有中立，只有立場」，科技公司必須在生存競爭中成為「美國的軍工廠」，而不應自認為是超越國界的「智力上帝」；如果因為道德潔癖而拒絕與五角大樓深度融合，那麼這等同於在數位科技軍備競賽中向敵人單方面繳械。
這些思維，構成了當代「科技右翼」的重要理論基礎。在其眼中，傳統民主制度的問題，不在於價值錯誤，而在於效率低落。官僚體系龐大、決策過程緩慢，以及利益協商過於分散，使得國家在面對全球競爭與安全威脅時，逐漸失去行動能力的即時性與有效性。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方並非回歸傳統，而是導入科技與工程思維，將國家視為一個可以優化的系統。
在這樣的邏輯中，「菁英」拒絕「平庸」，「效率」優先於「共識」，「決斷」凌駕於「程序」；民主制度的問題，不在價值，而在於其緩慢與分散，使國家難以快速應對競爭與危機。這種思維，正是科技右翼崛起的思想根基。
在這個思路下，當科技持續創新、共識退位於效率、菁英寡頭掌握錢與權，對於普通人來說，上述的景象顯然是一個越發令人焦慮、沒有安全感的世界。
卡普的人工智慧軍事霸權論：恐懼即安全
卡普信奉美國軍事霸權，將之視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他主張以人工智慧建立壓倒性的軍事優勢，透過威懾維持和平，並推動科技與軍工複合體達致深度融合，重塑國安、產業與戰爭的美國霸權模式。
卡普主張「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僅建立在可信的戰爭威脅之上」，源於具壓倒性優勢的人工智慧威懾力的「嚇阻」（Deterrence），而不是核武平衡或外交角力，才能讓對手因恐懼瞬間遭到毀滅，進而畏懼挑戰美國；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僅建立在可信的戰爭威脅之上。另外，卡普在雷根國防論壇（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上直言，人民「想確認自己是否安全，而安全的意義是讓對手感到恐懼」。易言之，不能忽略地緣政治中「誰更有能力傷害對方」這個殘酷但關鍵的現實主義力量。這些正是驅動當今國防科技產業與矽谷菁英階層的核心信念。
卡普也自稱是「移民懷疑論者」（Immigration Skeptic），他認為，「開放邊境」政策並非進步派（Progressive）理念，而是一種「災難」；他更批評「現代多元主義」掩蓋了部分文化「具有退步和危害性」的事實。他認為這些對民主和社會凝聚力具有腐蝕性。
卡普以為，保障安全的關鍵，在於賦予軍隊、警察、移民與情報機構更強大的權力，建設為一個強而有力的監控國家。如今，隨著多名美國公民遇害和更多人道主義悲劇發生，紐約街頭隨處可見譴責Palantir為「全民公敵」的海報，Palantir也成為人權組織和矽谷左翼活動人士的主要抗議對象。
今年4月發表源於《科技共和國》的「22 點宣言」，卡普力倡矽谷全力打造反敵對、恐怖主義及對抗西方的軍事霸權人工智慧，建構由美國霸權主導、科技公司控制世界的美國優先新時代。荷蘭政治學者卡斯·穆德（Cas Mudde）等評論家對此批判為「純粹的科技法西斯主義」（pure techno-fascism）。
知名記者及暢銷書作者雅各·希弗曼（Jacob Silverman）評論，這是一種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霸權主義，在反對多元主義與競爭下，預言未來將陷入撕裂世界的持續衝突，或可稱為帕蘭泰爾主義（Palantirism）。
由提爾和卡普共同創辦的Palantir，正透過科技與川普政府的緊密結盟而擴張的信仰，且其影響力早已超越公司本身。正如《科技共和國》所勾勒的，一個由先進科技力量架構的軍事共和國願景，為美國維持霸權而効力。前財政部長萊克（Robert Reich）近期更直指 Palantir被稱為「矽谷最危險的公司」。而《經濟學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打仗的方式已經被Palantir及馬斯克的SpaceX徹底改變，不再是單純依靠更猛烈的武力，而是利用人工智慧算法提供情報並進行偵查，完全採用一套全新的打法。
Palantir與科技治理：科技服務於國家
於是，科技不再只是市場商品，而成為國家能力的核心基礎設施。Palantir的投資設立及崛起，正是這一理念最具體的體現。這家公司自創立以來，便專注於為政府、軍方與情報機構提供數據整合與分析能力，其技術不僅用於反恐與戰爭，也逐步滲透至移民管理、國家安全與政策決策等領域。
更重要的是，Palantir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家企業，而是一種新的治理想像，透過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將分散的資訊與權力集中於一個高度整合的系統中，使決策更快速、行動更精準。在這種模式下，戰爭不再只是武器的較量，而是資訊處理能力的競爭；國家治理，也逐漸轉變為一種科技問題，誰能更快整合數據、做出判斷，誰就掌握主導權。這不只是科技創新，而是一種治理哲學的轉變。
在Palantir創辦人卡普在《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中指出，未來的戰爭勝負越來越取決於軟體，未來的國家競爭也越來越取決於科技公司是否願意與政府重新結盟。或許，它更像是一份宣言：矽谷應該重新愛國，而且要以能直接服務國家力量的方式愛國，尤其透過人工智慧優勢等科技手段介入並統治未來戰場，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堅實後盾。
Palantir一詞出自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奇幻文學巨著《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在托爾金的世界裡，它是古代精靈族製造的一顆魔法水晶球，意為「遠觀者」。透過水晶球可以跨越時空，看到極遠地方發生的實時場景，並能窺視到過去甚至未來。
這種「監控」與「偏見」的隱喻，恰恰是Palantir成立以來一直被外界詬病的地方。透過將演算法深度嵌入美國國家安全、情報和邊境管理，提爾和卡普十年間已經打造了屬於一顆真知晶球。即使總統每四年或八年一換，Palantir的合同和它掌握的海量關聯數據都具有極強的連續性，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壟斷。
這正是當前美國正在經歷的深層轉變：從政治主導科技，轉向科技重塑政治。
制度內的滲透：看不見的權力再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變化並非發生於制度之外，而是滲透於制度之內。選舉依然存在，國會仍在運作，媒體也持續喧囂；但在這些表面結構之下，真正關鍵的決策資源，包括數據、運算能力與技術基礎設施等，正逐步集中於少數科技公司與其背後的精英手中。這種權力的再分配，並不容易被察覺，卻可能對未來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它改變的，不只是政策，而是「誰擁有決策能力」這個更根本的問題。政治表面上仍屬於公民，但實質上，決策基礎正逐漸技術化與專業化，並遠離一般民眾。這是一種靜默的權力再分配。
效率與民主的張力：一個未解的難題
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這或許標誌著一種新型態國家模式的萌芽。在工業時代，國家力量建立於製造能力與軍事實力；在資訊時代，則轉向資本市場與全球供應鏈；而在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的核心，可能將取決於誰能更有效地整合數據、演算法與決策系統。因此，科技精英與國家機器的結盟，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結構性趨勢。
而且，這一趨勢同時也帶來深刻的政治與倫理問題。如果國家治理逐漸轉向少數科技菁英主導，那麼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將如何維持？當決策依賴高度專業化的科技系統時，普通公民是否仍具備參與與監督的能力？更進一步，當「效率」成為治理的首要目標時，「正義」與「程序」是否會被邊緣化？
這些問題，目前尚未有明確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當前的轉變，已不再只是政黨競爭或政策選擇的差異，而是關於「誰應該治理國家」的根本性辯論。
真正的問題，不只是川普
川普或許仍將繼續佔據媒體版面，製造下一個政治風暴；國際局勢與地球政治也將持續動盪，新的危機不斷出現。但在這些顯而易見的事件背後，一場更為深層的權力重組正在進行。這關乎科技、資本與國家之間的新型態態關係，也關乎未來政治形態的可能走向。
或許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是川普會做出什麼決策，而是：當矽谷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開始將國家視為一個可以被優化、被重構的系統時，我們所熟悉的民主政治與全球秩序，將會變成什麼模樣？這個問題，遠比任何單一政治人物的興衰，更值得被反覆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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