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一、致命的議題錯置
鄭麗文主席在紐約接受《金融時報》專訪表示，台灣絕不能淪為強權在談判桌上交易的「棋子」。作為一項主張，鄭主席這樣說並無謬誤，特別是當華府決策者有可能將對台軍售視為一項與北京領導人議價的籌碼時，任何關心台灣安全的政治人物都有可能表達類似論點。然而，正確地看見一個風險，並不等於正確地理解國家安全在實際上面臨之「輕重緩急」。鄭主席訪美一系列言論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她說錯了什麼，而在於她刻意迴避了什麼——那個比身為「棋子」更迫切、更攸關無數台灣人民生死存亡的核心威脅：台灣如何避免在北京的武力脅迫下，成為一個隨時可能被撕票的「人質」。
一個政治人物在面對自己國家生死攸關的戰略選擇時，如果刻意將公眾的目光引向非致命的問題，同時對核心威脅保持沉默，絕對不是外交智慧的展現，而是安全認知的誤導。無論這麼做的主觀意圖為何，其客觀效果是一樣的：讓自己的國家與人民在錯誤的方向上消耗寶貴的時間與資源，並向核心威脅傳遞出一個自己最負擔不起的訊號——抵抗威脅的意志在鬆動。
台灣成為（或能否不要淪為）強權手中的「棋子」，是一個真實又值得討論的重要議題，但它對台灣帶來的生存風險一直在可管控的範圍之內；然而，台灣被北京當局綁架，成為「人質」的問題是結構性的，不僅涉及2350多萬百姓的安危，也觸及區域秩序的和平穩定，但鄭麗文主席卻似乎想要大家把目光聚焦於前者，對後者持續粉飾。這是避重就輕，本末倒置，對台灣的安全相當不利。
二、經不起檢視的3個謬誤
首先，台灣面臨淪為「棋子」的風險。這個主張有其現實依據，但鄭主席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將「顯眼的」風險等同於「核心的」威脅。詳言之，在或然率上美國出賣或交易台灣的風險絕對不會是零，故而令人憂慮；但「棋子」的問題有一個關鍵特徵，使其有別於「人質」的問題，就是台灣在對美關係上擁有很多的選擇，可以透過展現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提高國防支出以表明承擔自身防衛的意願，以及在美國國內建立對台灣生存具有切身物質利益的新台派，來主動管理並降低成為「棄子」的風險。
事實上，棋子的問題之所以令人擔憂與美國可不可靠密切相關，而我們都知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唯有靠自己最好。值得注意的是，山倒或人跑，其衝擊程度皆遠不及於「撕票」，並且同盟關係的可靠性是透過實際互動來經營的。
切莫忘記，棋至窮處，一車可捨而帥得存；局當變時，一兵獨進而天下定。鄭主席訪美期間將整個論述的主軸繫之於台灣可以不用選邊、習近平對台灣具有善意、台海可以和平共榮等等，卻對台灣真正無法自行化解的結構性困境——北京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保持異常沉默。這是經不起檢驗的。
其次，台北與北京之間欠缺對話，是台海局勢緊張的根源嗎？鄭主席在論述中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值得詬病的。她論述中的隱含因果鏈是：兩岸對話→相互理解→降低風險→軍事衝突機率下降。這個邏輯在特定情境下確實有其適用性，即當衝突的根源確實是雙方的誤判或誤解，且雙方的根本利益具有「相容性」的時候。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建立的熱線、冷戰末期的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皆屬於成功的佐證案例。
不幸的是，兩岸局勢的根本結構與這些案例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立場，從來不是可以藉由溝通就化解的誤判，而是一個歷任中共每位領導人反覆申明、習近平上台後更加強化的戰略目標。這個目標以和平手段為優先（因為代價較低）、以使用武力為選項，然後在北京當局設定（或調整）的時間表內完成祖國統一的中國夢。清楚可見，海峽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是難以調和的雙方利益，而非台北與北京的溝通欠缺。更何況，對話有時非但不能降低衝突，反而會讓一方情緒失控或雙方面紅耳赤。筆者其實很想請問鄭主席一個她至今未曾正面回答之問題：北京究竟準備好以什麼具體、可驗證的承諾，來讓台灣與國際社會相信，兩岸可以避免戰爭？如果答案只是「善意」或一些主觀的臆測，在策略上是可行的嗎，還是只是在演一場戲？
第三，承上，習近平國家主席暨總書記的個人善意能證明北京偏好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嗎？意圖（intention）永遠是不可測的，即便台灣可以得知當下北京在想什麼？也無法精準預測明天的北京會做什麼。習近平在四月會晤鄭主席時展現出的極大善意，必須放在中共對台政策的脈絡中來拆解。對北京當局而言，「習鄭會」同時可滿足幾個相互強化之目標：向國際社會投射理性、追求和平的中共領導人形象，為日後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累積政治掩護；向華府傳遞訊號，表示北京是一個比台北更柔軟或更有彈性的行為者，為偏好交易外交的華府決策者創造誘因；鼓勵國民黨（或其它在野黨）持續在台灣內部發揮協力者的角色，從立法院的預算審查到社會輿論及認知的形塑，盡可能弱化台灣的自主意識。
鄭主席似乎忘記，在戰略博弈中，展現善意的一方往往是基於善意的展現對其最為有利，而非其目標有所改變。鄭主席在北京親身感受到習近平的善意，卻疏於分析這份善意背後隱藏的心機。這個分析上的疏漏導致鄭主席整個和平論述高度建立在一個無法被實證的前提上。
三、被遮蔽的核心威脅：人質困境
為何「人質」問題比「棋子」問題更重要？吾人必須先理解人質挾持作為一種策略手段的運作邏輯。
北京在過去13年處理台灣問題上，所呈現的策略主軸是精密的人質挾持，而非一般人以為的軍事恫嚇。其核心運作機制包含四個相互強化的面向：
（1）維持人質的關鍵戰略價值。北京在對台經濟施壓上保持高度選擇性，針對農漁產品等政治能見度高，但經濟衝擊小的項目著手，刻意迴避台灣向大陸地區科技產業提供半導體或關鍵零組件的出口貿易。這絕對不是「善意」，而是精算過的理性選擇。毋寧，人質的戰略價值必須被維持，才能在關係的影響上持續發揮效用。但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大陸地區不再需要從台灣進口這些品項時，失去戰略價值的台灣就非常可能會被北京「撕票」。鄭主席應該將兩岸和平的重點放在這裡，而不是寄希望於習的善意。
（2）系統性地孤立台灣。北京長年不斷壓縮台灣的正式邦交國數目，阻撓參與多邊性質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目的在於持續減少對台灣生存安全有所裨益的第三方數量。這個數量被北京壓得越低，北京「撕票」台灣的代價也越低；毋寧，孤立台灣的策略越成功，國際社會越難營救台灣這個被北京挾持的「人質」。
（3）在台灣內部培育代理人或協力者。這個問題學者Hirschman早在80年前就已清晰描述在其書中，指出大國透過經貿往來弱化小國的自主性，特別是在小國內部培育出一批與經貿利益深度綁定的群體。這些團體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會傾向抵制任何可能中斷經貿互賴關係的政策—國民黨傳統的大陸台商選民結構，以及目前在立法院反對國防預算的特定立委，是這個現象最清晰的體現。
（4）不疾不徐等待最佳時機。「統一」是習近平的目標，但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習現在的優先戰略考量是讓台灣的外部盟友見到台灣內部對兩岸問題的分裂、讓台灣朝野失和並陷入戰略疲勞、讓台灣民眾在認知上無法擺脫「中國元素」，並認為沒有必要堅持「台灣元素」。簡言之，若真的要說習有什麼善意，就是他在最佳撕票時間來臨前，會樂於延後對台灣軍事攻擊的時間點。
四、結語：如履薄冰的台灣
台灣在當前時空環境下真正可行的戰略選擇不多，而且沒有什麼選錯的空間。
清醒地排列威脅的優先順序，至關重要。我們國家最迫切的安全問題有兩個；一是北京對台武犯的威脅始終存在，一是「矽盾」的時效能延續多久。在這兩個問題之後，才是台美關係的可靠性，以及台灣能否不淪為棋子，或至少不會變成棄子。這樣的國家安全優先性排序不應被錯置。
鄭主席在美國智庫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公開挑戰與會者，要他/她們找出一個比她的「更務實方法」更能排除兩岸戰爭風險的策略。筆者於此僅以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回應及究教鄭主席。身為一個人質，如何確保自己不被綁匪撕票？答案恐怕從來不是去與綁匪建立友誼，也不會是向外界宣稱綁匪心存善意。一個人質得以死裡逃生，靠的是讓挾持者相信，撕票的代價遠高於繼續挾持的收益；靠的是讓外部世界相信，營救人質的必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任何人都幾乎承擔不起人質被撕票之代價；靠的是在擄獲的過程中，不斷尋找自救與脫困的機會。
台灣的根本困境，不在於它可能成為（或已經成為）美國棋局中的棋子，而在於它從1996年以來就一直是北京手中的人質，並且北京索求的贖金是台灣的民主制度與國家主體性。身為民主國家關鍵在野黨領袖的鄭主席，應當著墨與設法釐清的核心問題不該是「如何防止台灣淪為美國的棋子」，而是在北京決定贖金拿不到的時候，如何讓自己的國家（台灣）不會面臨被撕票的厄運？筆者相信，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不從對話開始，而從能力起步。不從樂觀的民族相似性或共同性開始，而從對國際關係無止盡的權力與利益爭奪中覺醒。台灣正在薄冰上行走。薄冰之上求生的唯一方法不是寄託任何人的「善意」，而是靠自己腳下每一步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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